謹以此文告慰我們三十年的兄弟情意，一個五十歲的男人流淚疾書——

吃完晚飯我們兄妹三個正陪母親打麻將，老婆在一邊伺候牌局。這時候和我家關係非常好的劉嬸兒來了，劉嬸一進門，我們趕緊放下打牌，一家人起身給讓座，倒水，老婆趕緊給洗水果。

小妹和弟妹一看打不成了，就一起出去玩了，家裡來了客人，做為大嫂的老婆是不會出去的。我點燃一支菸剛到了院子裡抽了兩口，老婆快步到我跟前，小聲兒告訴我:“劉嬸過來問咱媽借錢的，好像是要5萬，濤子買裝載機錢不夠，到處借不到。又回棗莊湊錢去了，好像還挺急的，要不咱給濤子五萬吧”。我沒有聽完老婆的話說完眼淚就嘩嘩地流下來了。

濤子，劉嬸的兒子，在棗莊上學三年時期的“生死兄弟”。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社會風氣，70後的朋友很多都應該會有記憶。真正做學問的不多，大多是為了一份工作而已，很多學生都早已過了常規年齡，還有一些是工廠礦上的“特招生”。喝酒，打牌，約架，拜把兄弟，是那個時期的“校園特色”，派出所經常到校園辦案也成為了一道特有的風景。

我和濤子因為父輩的關係，又是菏澤老鄉，透過礦上“內招”一起入的學，自然是鐵哥們。讀書的三年裡，我和濤子在我們學校是一個特殊的存在，一個學校裡的男生沒有誰不拜“把兄弟”的，只有我和濤子是“獨立存在”著的。

入學最初自然被挑釁、欺負是常有的事兒。但讓人大跌眼鏡的是，我們從未讓挑釁者佔到過便宜，我和濤子有一個共同經歷，都是被父母留在農村，都是在外婆家長大。濤子舅舅是曹州武館教頭，自然是從小舞槍弄棒的主，我和二舅在一個鎮中學讀書，跟著一個看守合作社大院的洪爺一直習武。這也是我和濤子在學校獨立的資本。那三年的經歷可以說是我們人生非常獨特的三年，讓人無法猜測的三年。

為了給濤子“報仇”，我曾經一個人連夜坐車“追兇”到徐州。從那時起我成為了濤子崇拜的偶像。

後來因為畢業後工作分配原因，濤子留在棗莊，我去了滕州。但還是會經常跑到一起相聚，後來都結婚了，事情也就多起來了，聯絡漸漸的少了，可是經常電話神侃。再後來我因到對外開發專案上，離開了山東，電話漸漸的也少了，但每年兩次的相聚是一份兄弟的約定。這兩年由於疫情原因這份約定也難以共赴了。

想到這裡；一邊讓老婆去阻止母親借錢給劉嬸，趕緊摸出電話給濤子打電話。電話一接通，一個略帶沙啞的聲音傳了過來:“哥，你今年還回來嗎”？“哥回來了”

“那我明天一早回去，我們聚聚”

“好，哥等你，錢你嫂子已經轉給冉冉(濤子老婆)了”

“哥……“

“濤子，啥都別說了，明天過來喝酒”

我趕緊掛掉電話跑出院子，在遠近不一、光怪陸離的燈火中，沿著礦山塌陷坑飛奔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