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心裡的傷痛，真的不願去觸及於是就深埋在心底，久而久之便成了生命的一部分！

一九六四年，咋暖還寒的早春，我在哈爾濱的一個簡陋的小醫院裡出生了，陪在身邊的是家對門的16歲的華姐，是她推著腳踏車把我媽送到醫院的，我媽到醫院不一會兒就生了我，生後沒幾個小時，我媽頭上圍著頭巾，面無表情的抱著我，然後對華姐說：＂出院吧＂。

到了家，我媽用高糧米熬了一小鍋粥，給華姐二分錢，讓她去過道的小鋪給買二分錢的小鹹菜回來。那年我姐十歲，哥七歲，我爸右派正在勞教。我媽發現懷了我時，我爸剛被勞教，媽跟我爸說，這個孩子我們養不起不要了吧，我爸說：不行！只要我們活著，就一定要把這個孩子生下來！是我爸的一句話，有了我⋯

爸姐弟五個中，他最聰明好學，性格直爽剛烈，我爺爺早年從山東逃荒到哈爾濱，後來跟人合開了飯店，家裡生活逐漸富裕起來，供我爸上了大學。我爸學的機械設計，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林業設計院，後來我爸還加入了狩獵隊（這個狩獵隊建隊的宗旨是什麼不得而知），有一把捷克獵槍，和一條牧羊犬，那時候國家管理的就挺嚴，獵槍都是登記在冊的，狗也有帶編號的牌子。我家曾經有一張狩獵隊隊員的合影照，照片中白雪覆蓋的大山腳下，有七八個人，其中一大半是俄羅斯人，他們都頭戴翻毛的大棉皮帽子，揹著一個大旅行包，挎著獵槍，全副武裝的有點兒像抗聯戰士的樣子。三年災害時，我爸時常進山打獵，揹回來的或是一串野雞或是一隻狍子或鹿什麼的，這些野物成了一家十來口子的救命口糧。

我爸被勞教二年後，又直接被下放到東北農村的一個小村莊去，戶口也被遷了去，家裡吃飽飯成了問題，我媽還要上班，看我的任務就落在了我姐的身上，那時學校正轟轟烈烈地鬧著革命呢，我姐不能上學就在家看我。

我家在一個用兩棟二層樓圍成的一個大院裡，樓房是蘇式建築，屋內舉架很高，長型窗戶，地板是用整個一根根厚厚的實木鋪的。北方冬天很冷，屋裡用來取暖的是暖墻，熱量是由廚房磚砌的四方大爐子透過煙道傳過來的。爐子是找蘇聯人砌的，旁邊還給砌了一個烤爐，我姐有時會把玉米麵餅子切二片放裡面烤，等我哭的時候，拿出來哄我，我馬上就不哭了，烤得酥脆的玉米餅就著鼻涕眼淚，吃得美滋滋地。

我大約五歲時，我爸從勞改的農村跑回來了，成了一個無業遊民。

我爸從農村回來後，脾氣越來越暴躁，那時我家日子過得雞飛狗跳的。記得有一次，我哥從學校回來說，今天我和同學又去誰家革命去了，正說得洋洋得意的時候，我爸一個大嘴巴子就扇過去了，＂以後不許給我參與這些事！＂當時我爸可以用暴跳如雷來形容了，我們都嚇傻了。從此我家少了一個革命鬥士卻多了一個逃學、打架鬥毆的不良少年！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