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清明又逢重陽，在我的心裡細雨霏霏，一直綿綿絲絲地在下。回到家，我和父親拾掇好桌几，捧出爺爺奶奶的相片，規規矩矩地擺放在幾盤新鮮的水果和好酒前。我點了幾燭香，劃了兩支菸敬上，煙很快嗞嗞地自燃起來。我低下頭，給遠在山西的爺爺奶奶磕了三個頭。我抬起頭，他們在照片裡慈祥地微笑。父親說，“他們高興得在抽著煙呢”，“不能忘本，要盡到心”。每逢過節，他總是這樣說，總是這樣做。

爺爺的大號叫義勇，1.80m的大個子，身材魁梧，臉型削瘦，一件灰色的棉布披衣，始終在肩上掛著，卻也總不見掉下來。“老村長”、“老隊長”，總有村裡的鄉親和娃娃走過去同他打招呼。他就斜斜地依在門檻上，靠著磚土牆，抽著旱菸，眯著眼，邊笑邊應著。這就是我爺爺在我腦海裡的印象。幾十年了。在我僅有的兩次回山西運城臨猗縣的那個村莊裡，他就這樣始終站在屋口。屋口斜斜地靠著的是一輛說不清年代的老式28腳踏車。抽完煙，他就撩腿上車，蹬著車去看村裡的莊稼。留下一路的吱吱吜吜，在村裡。

爺爺心善走得正。兵荒馬亂年代，附近常常有流人拉他，“走哇義勇，這麼大個子，還能在家餓著？一起出去，隨便攔些啥”。爺爺總是躲藏不見。村裡抓壯丁，他跑了幾次。有一次沒能跑掉，被國軍抓到運城前線修工事。奶奶不放心，拉著父親上運城去找爺爺，一路打聽國軍的番號，一路踩著滿城的死屍，卻不知爺爺個兒大力氣大，半路上瞅空摔開押解的蔣匪兵就往回家的方向跑，而奶奶和父親卻被抓緊牢裡。最後託人花了很多銀兩才贖回來。此後家境窮困。很長時間全家就在村裡的祠堂裡住。解放後，土改前，爺爺又重新把家裡的營生經營得火旺，漸成村裡的大宅園。騾子驢馬幾十頭，夥計十幾個。其後，公社制生產隊時期，爺爺把家裡的財物全部上交了充公。父親說，“爺爺就見不得大家受窮”。

一九七九年冬末，我第一次隨父母回老家，雨下得天都黑了下來。村裡的黃土泥濘，粘住了馬車輪就不下來，篷車裡坐著六七個人，直累得舅家的那匹健碩的棗紅馬，連喘粗氣，嘶鳴不已。一進屋，爺爺已經燒好了熱炕，蓋過膝蓋的大手將幾個熱雞蛋、幾杯熱磚茶熱氣騰騰地捧在了炕上。父親給爺爺點了城裡帶來的上海牌香菸，散給了一屋子鄉親；爺爺嗞嗞地吸著，滿臉的幸福，滿臉笑容；炕裡燒得熱，屋裡人聲暖，裡裡外外的鄉親擁著、說著。客人散去，爺爺和父親還會聊個通宵，煙是一根根地上，茶是一杯杯地喝，夜深了，還會煨上一壺熱酒暖身子。這是父親19歲走出村裡，走向北京後第一次全家回家。爺爺和父親的話題就圍繞其間幾十年間，父親攜全家輾轉山西、河南從事國防事業工作的經歷講起。那個年代造就了父輩大無畏的精神和氣魄，父輩們隨著年輕的共和國一起成長，一起激動。在火炕上躺著的我，就直著耳朵聽那些故事，火炕熱，心也沸騰，而那個時代既讓父輩們懷念，也讓我們七十年代的生人嚮往。

一九八六年春節，我第二次隨父母回老家。父親出資給爺爺家新蓋了幾大間房。新房闊大寬敞，庭院潔淨，雖然屋裡還是老式的桌椅，還是火熱的大炕，但日子好過了起來。窗戶玻璃上貼滿了山西特有的剪紙窗花。山西人愛吃麵食，春節的麵食花樣素來就多。屋裡灶臺旁的籠屜裡是剛下籠屜的一籠籠棗糕、花捲饃，冒著騰騰熱氣；炕上碼放著油炸的清亮脆酥麻花、芝麻麻葉。爺爺煨在火炕上，手捧著《半月談》細細地讀著。讀好了，他就會到生產隊裡宣講學習。“老隊長，對國家大事都清楚，講起來頭頭是道”，村民們對爺爺很是佩服。自從父親到外地工作後，幾十年間，父親數十年間每月都給爺爺寄錢，儘管父親的工資當時也就30多元。爺爺揣著城裡兒子寄得錢，捨不得花，說是給二爸家的女兒（山西人對父親的弟弟的稱呼）攢些嫁資。在村裡，爺爺的享受，也就是一包磚茶，一包香菸，幾根麻花而已。“義勇的兒子在城裡工作，義勇這輩子享福了。”村裡人都這樣羨慕爺爺。

後來，家裡的日子好了起來，父親把爺爺和奶奶接到豫北的城裡住了一年多，一家祖孫三代，其樂融融。

那年，爺爺去世了。聽說他騎著28老式腳踏車在村裡摔了一跤，爺爺就臥床不起了。花了很多錢也沒治好，爺爺就走了。出殯的那天，蒼天下雨，暴雨傾盆，全村為老隊長送行。爺爺和奶奶就躺在了一起。整個村裡，傳頌著爺爺這輩子在村裡做的好事。“好漢義勇”，“大個兒義勇”，“老隊長義勇”……我的爺爺就這樣走了。

那年，我站在爺爺的村裡，鄉野的空氣比城內清新，麥場裡垛放著麥草散發出特有的清香。爆竹聲聲響起，站久了，細細霏霏的雪花就在漫天的空中飄灑下來。

那天，我聽到爺爺去世的訊息，就回響起我站在村裡的這一幕。那是在村口，日頭很高，爺爺他依舊斜斜地依在門檻上，靠著磚土牆，抽著旱菸，眯著眼，張望著村頭，等待著……

我的爺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