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

母親的歌

表面上看，我母親從未像父親那樣顛沛流離，也未如父親那樣的飢寒交迫。然而，她卻是我所有親人中最悲苦的，也是我的親人中最難寫的。我甚至擔心無論如何努力，也只能寫出她生命的碎片。那些碎片來自她的歌，她的初戀，也來自我們的愛和不幸。

聽我母親說，她天生嗓音洪亮：“很小的時候，有一天，我想試試我的聲音。我就站在樓上，喊樓下的羅媽，她正在樓下另一面的廚房裡。我一喊，她就走出來說‘聽到了，聽到了，耳朵都震聾了。’嘿，我就知道我的聲音很大。在學校裡，有人說某某會唱歌，她一唱，就是那種憋著嗓子唱的，聲音像貓叫，我就笑‘這就是會唱歌？’小學時，大家都喜歡聽我唱歌。進大學前，我念過四所不同的學校，在學校裡，我都是唱得最好的，因此我對自己的聲音有信心。因為我喜歡唱，雖然並不信教，但上大學後，我每週會去教堂唱詩。”

我母親音域寬廣，很年輕時就能毫不費力地唱到女高音的高音“D”。因為唱得太好，她被人稱作“燕子”，而那個綽號源自劉半農的歌詞：“水面落花慢慢流，水底魚兒慢慢遊。啊！燕子你說些什麼話？教我如何不想她？……”

上高二時，母親開始接觸鋼琴。老師在音樂課上簡單示範如何彈奏，母親自去練習，不久就會彈奏了。88歲時，她還在當地的老人中心彈琴，她彈奏肖邦，李斯特，和貝多芬……琴房旁就是餐廳，一些聽眾對我說你媽媽彈得真好聽，好聽得我都忘記吃午飯了，但我媽媽卻為彈錯的音符懊惱。

1985年的郎毓秀先生

母親就讀的華西大學沒有音樂系，卻有聲樂老師朗毓秀先生。她是郎靜山之女，曾到美國學習聲樂，回國後，她在音專和華西大學教美聲唱法，還開過獨唱音樂會。母親是抒情女高音，郎先生教她唱《聖母頌》《浮士德》《托斯卡》《蝴蝶夫人》。1949年，華西大學的美籍教授擬成立音樂系，教授要母親再讀一年音樂系，承諾說她可以拿到家政系和音樂系的兩個文憑。但因成都解放，美籍教授離開，音樂系不了了之。

讀華西大學的母親不僅年輕，不僅美麗，不僅聲音好聽，而且溫柔。我猜那時的她一定是被女生羨慕，為男生所追求。天然的美聲和美貌一定給她帶來許多的快樂和驕傲，不過當時的她絕不會想到未來將經歷怎樣的煉獄。在那個煉獄裡，母親再未唱過年輕時的歌。

我四五歲時常聽母親唱羅馬尼亞民歌《照鏡子》，不久也會唱了。她常因演出晚歸，晚上九點，我又必須睡覺。睡覺時要從裡面插上門，我媽擔心夜歸叫不開門，就讓我睡前找隔壁的李奶奶從外面鎖上。在那些被反鎖在家裡的夜晚，我經常對著鏡子唱《照鏡子》：“媽媽她到村裡去了，我在家裡悶得發慌，牆上鏡子請你下來，仔細照照我的模樣……”

在那些被反鎖在家的夜晚，我從未害怕過。可是有一個晚上，我被驚醒。當時感覺已經很晚了，母親早該回來了。我聽到有什麼東西在抓門，那聲音好像小孩兒哀啼，又似婦人互毆。怪叫聲中，床前的鏡子突然飄過一個穿紅衣的影子，它飄了出來，落到我的被子上。我害怕鑽進被子裡，矇住頭，不敢喘氣。

次日清晨，我醒來，起身仔細地看了看那面鏡子，除了發黃的麻點，什麼都沒有。我打開了櫃子，又看看鏡子的背面，還是什麼都沒有。這時，我看到衣櫃裡的旗袍，它們整整齊齊地疊放著，紫紅色的絲絨，黃紗面栽著藍綠色的絨花，蘋果綠色，每一件都好看。

母親平時總穿軍服，週末進城時才會換上便裝。她常穿白衣黑裙，會換件碎花喬其紗襯衣，但我從未見她穿過旗袍。我也看到她的白襯衣，雖然素淨，但都有些名堂，一件衣服的領子上能系成蝴蝶結。另一件是小圓領包肩的，白紗藍絨點，有點像奧黛麗赫本在《羅馬假期》裡穿的式樣。

1957年12月17日，母親隨周恩來到緬甸訪問演出

當我長大一些，知道愛美了，母親不在家，我拿著旗袍對鏡比試。某次被母親撞見，我很怕她責備，但她沒有，還告訴我那些旗袍的來歷：“ 1956年，周總理訪問緬甸，團裡跟著去那裡演出，出國前製備的。料子都是從四川帶來的，你祖母給的，我選的款式。”

40年之後，我得知表姐夫洪列哥的父親曹節就是一間上海遷京裁縫店的名裁，他很可能就為母親縫製了出國的服裝。不過一年，曹老先生也被打成右派，其後被調到北京某被服廠縫製勞動服。

我逐漸知道那個帶鏡子的衣櫥，碗櫃和床頭櫃也都是從四川老家帶來的，這些舊貨中有件皮袍，父母離婚時，皮袍寄給了父親，還有文革中上交的外祖父留下的郵票。

因為要演唱，母親非常注意保護嗓子。以前她嗜食辣椒，為了唱歌也戒了。她很怕感冒，但北京的冬天乾冷，家裡的爐子經常熄滅，很容易感冒。我的記憶總和煤火連在一起。某天清晨醒來，爐子又滅了。母親怕煙燻著我，又怕我感冒，生火前先用大塑膠布把我和被子一起蒙上，大聲喊著：“你呆在床上，不許把頭伸出來，不許起來。”她氣急敗壞地用報紙或劈柴點著火，被煙嗆得大聲咳嗽，再開啟門放煙。

煤火也不僅止於冬天。初春時，煤球火爐撤了，但天還冷，母親把燒飯的蜂窩煤爐搬進屋內。那時我大概七八歲，為了防止煤氣中毒，離家前，她又用一根燒火棍卡住房門。我趴在書桌上做作業，做著做著就覺著很困，然後就沉沉睡去。朦朧中，我聽到有人喊：“她醒了，醒了。”嘴裡有些酸酸的液體。我睜眼一看，一堆人圍著我，母親，隔壁鄰居李奶奶，李爺爺，衛生所醫生，一起玩的發小兒。

聽說我被閻王爺抓去時，發出了很奇異清亮的笑聲。我的笑聲透過薄壁板，李奶奶聽到了，大聲問：“老杜，是你在逗孩子笑嗎？”沒人回答，只聽笑聲。傳過來N次之後，李奶奶終於決定過來看看，那時我已昏迷。我母親自然嚇壞了，她從未想到她的母愛險些使我喪命。

1957年12月17日，母親隨周恩來到緬甸訪問演出，這張照片是在當地知名佛塔前拍攝的，據說被刊登在緬甸的畫報封面，右1是母親

除了《照鏡子》那首歌，我還記得母親唱過《蜻蜓姑娘》和《晚會圓舞曲》。前者是一首蘇聯民歌，第一句是“五月美妙，五月好，五月叫我心歡暢……”《晚會圓舞曲》以四三拍的節奏，唱出“晚風多麼涼爽… 唱吧，唱吧，盡情地唱吧？愉快地唱吧……”很有幾分斯特勞斯圓舞曲的味道。她說：“那歌是中國作曲家的原創，不是泊來品。在音樂匯演中，我唱了它，還獲獎。”

真奇怪，那個時代竟然有人有心有膽作一首“圓舞曲”。很多年之後，我發現會唱或記得一雙兩首歌的人並不多。與那個時代的流行歌曲相比，它們既缺少政治含義又不夠通俗。

當母親唱《晚會圓舞曲》時，我跟著她去過一個大禮堂。她在臺上唱歌，身旁的樂隊演奏著，臺下一對對的男女摟著跳舞，於是我知道媽媽晚歸併不都是去演出，還有伴舞。舞間休息時，母親領著我去了另一個禮堂，那裡正在放映電影。後來，我再請求跟著她去伴舞時，她不再帶我去，說是小孩子不適合那種場合。

我進入青春期後，母親多次說：“那時，我就不願意讓你看到一男一女摟在一起跳舞。”當年外祖父不願意母親參加文工團，因為他瞧不起戲子。那時的母親也許理直氣壯地對外祖父說我是去參加革命，但她絕未想到，參加了十來年革命，自己卻淪為伴舞的歌女。如果當時母親臉皮厚些，不在乎女子職業高中的小字報，留下當老師，她的境遇會不會好些？

我不到十歲時，中國蘇聯交惡。從此，莫說《蜻蜓姑娘》，連最流行的俄羅斯民歌都不能再唱了。那時的母親開始唱一些新歌，比如《唱支山歌給黨聽》，《金瓶似的小山》。後一首原是西藏民歌，歌詞中有個“您”字。母親是南方口音，無法分清“您”和“寧”字，常讓我糾正發音。

在我記憶中，1958年後，母親在北京登臺演出的機會不多。一個原因是她從歌舞團調到了軍樂隊。在歌舞團時，雖然母親不是唯一的獨唱演員，卻是唯一受過專業音樂訓練的的獨唱演員。

1950年代時，匈牙利聲樂專家來華講學，作為文工團唯一會五線譜又會英文的人，母親被派去學習。在專家指導下，她唱了《曼儂.勒斯戈》《藝術家的生涯》中的曲目。作為一個獨唱演員，母親的調動顯然是受累於父親，帶了懲罰的性質，畢竟軍樂隊以器樂為主，是為國事儀仗服務的。

那時的革命文藝強調為工農兵服務，母親單位的為工農兵服務就是下部隊勞軍演出。勞軍只有器樂演奏，總是不夠娛樂，為此銅管樂隊才配備了獨唱演員。我4個月大時，母親去慰問蘇軍，一去三個月。我3歲時，她又遠去朝鮮慰問軍隊。調到軍樂隊後，母親絕大多數的登臺機會都是下部隊勞軍。

一年中，母親最多半年，最少數月都要下部隊演出。我們家在京沒有親戚，於是我必須在寄宿學校度過週末。母親一向服從組織，永遠不會為個人的私事向組織說“不”，而那些“不”，很多時候是為了我這個多病的孩子。

1957年2月，蘇聯莫斯科音樂院彼得洛夫院士來華講學留影，二排左3是母親

我4歲患肝炎住醫院，母親又要遠行，她說：“你那時還不會讀日曆計日子，你就數著病床欄杆對我說，‘媽媽，你這一天再來看我吧。’其實，我第二天就要下部隊了。”“人們都說肝炎患者要多吃糖。我買了一包白糖放在你的床頭，你保姆再去看你時，發現白糖都被同屋的男孩吃光了，他有祖母陪住。”“後來你出院了，我還在外地。幼兒園怕傳染，不肯收你。你保姆幫的那家也怕你傳染，不讓你去住，怎麼辦呢？最後還是於大娘看你可憐，同意照顧你幾個月。”

我不記得母親到醫院去看我，卻記得患病時總被護士按住打針。那些針不僅打在我的屁股上，還打在胳膊和腿上，甚至扎到腦門上。現在想來大概是肝炎病人需要經常驗血，而我人小血管細，進針很難吧。

我患麻疹時怕見風，母親在床邊拉起帳子，不許我出門。我站在窗前向外望，臉還腫著，過路的人說我像一隻被關在籠子裡的小熊。

常生病常吃藥是件苦事兒，有一次趁媽媽不注意，我把該吃的藥丟在箱子和床的縫隙間。媽媽問：“你吃過藥嗎？”我回答吃過了。可什麼都逃不過她的眼睛。多年後，母親還會說起這件事：“那是我第一次發現你會撒謊。你記住永遠不能對媽媽撒謊！”

母親照顧生病的我，操心受累，但脾氣也很急躁。她從不會講一句溫言軟語，總是一邊照顧一邊抱怨責罵，似乎生病都是我的錯。很多年後，母親還說：“你小時候總是生病，我好不容易存一點錢，你一生病就用光了。”

聽她的抱怨，我曾想過也許我真的很礙事。如果那次煤氣中毒死了，就不會再礙事了。我甚至幻想爸媽還能生個小弟弟，待他長大後，告訴他曾經有個姐姐，如何如何的可愛，特別是在他淘氣的時候，於是我就如天使般地永遠活在家人的心中了。

1958年11月6日，母親到武漢當機械兵，該照片被髮表在《解放軍報》上

母親不喜歡社交，也沒有什麼朋友，音樂和歌唱是她唯一的喜愛和寄託。然而，在她唱歌的年代裡，當局不斷地發動著革命群眾運動。在“運動”之外所剩無多的日子裡，母親的唱法，她的出身和丈夫，甚至她所受過的專業訓練又都成為她登臺演唱的障礙。

我的記憶中，只有一兩個她登臺的畫面，印象最深的是她穿一襲天藍色長紗裙走上舞臺，身後的管絃樂隊氣勢非凡。我看著樂隊指揮伸出雙手，第一小提琴開始了，如泣如訴。母親傾身向前，唱出了第一句。她的聲音清麗而曼妙，但表情略顯僵硬。

也許是她個性太嚴肅，太正派，太不會逢場作戲吧？我不知道她唱的什麼歌，但從表情和曲調，我猜那是一首悲傷的歌。很多年之後，我問起那次演出，她答那是歌劇《蝴蝶夫人》中的詠歎調《晴朗的一天》。

母親獨唱，大概攝於1963年

在1965年的氛圍下，母親居然能唱這首歌，真是太奇怪了。她解釋道：“確實，那是革命化民族化的時代，許多藝術歌曲，西洋歌曲都不能唱。我是洋唱法，這樣一限制，我能唱的歌就少之又少。我也試圖唱民歌，可我無論怎麼唱，人家都說不像，總是批判我資產階級的洋唱法，所以我只好不唱。後來因為下部隊演出不能都是管樂演奏，他們還是要我唱。結果選了《安東尼達浪漫曲》和《晴朗的一天》，前者是蘇聯反侵略的歌劇《伊凡.蘇薩寧》第三幕的唱段，後者被認為是反美的，也被批准唱。”反美？我愕然。

1966年，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此前，母親不過問政治，一心唱歌。1957年時，她反對父親出去聊天，總是說你有時間要多練業務。但是這一次，母親不能再不過問政治了。

文革初期，她唱過的《晴朗一天》就被羅織了“喬喬桑等待美軍丈夫歸來的心情暗合她期盼右派丈夫的心態“的罪名，在批判她的大字報上，她被稱為“李香君”。其後數年，她只參加過幾次合唱。

1969年，去黑龍江的五七幹校後，母親就被分配去伙房燒火。我從地裡勞動回來，經過食堂，常見她圍著一條灰白色的圍裙，坐在灰堆裡篩著煤灰，認真地找出可燒之物。後來，她的右眼裡生出一片雲翳，我想就是那時候吹進去的煤灰。

母親並不怕勞動，也做過更繁重的勞動。但幹校之後的許多年，舞臺上的那條天藍色長紗裙和煤灰中的圍裙總是交替出現，每當憶起戴圍裙的母親，我都會哭。

母親去機場演出

後來幹校的小學需要音樂教員，母親被調去當老師。當時能唱的只有幾首革命歌曲和八個革命樣板戲，我不太清楚，母親怎麼打發她的音樂課，不過她教過的孩子都說，母親給了他們一生中唯一的音樂教育。幹校的中學演出樣板戲，我被派演主角。樂隊缺人手，母親又被派去拉手風琴。

我們演了好幾個月，我歌母親伴奏，之所以說“歌”，是因為別人都說我唱的是京“歌兒”，而非京劇。母親拉的是72貝司的大琴，她個兒小，拉起來十分吃力。沒拉多久，手腕上的腱鞘炎就犯了，疼得不行。暗地裡，我巴望著母親回到小學去，因為她的手傷，也因為她看我的缺點歷來都是火眼金睛。那是母親無歌的日子。

1974年，母親又開始唱歌。但那時她主要是指導排練，教學生。彼時，我在工廠已學徒滿師。儘管母親一直非常反對我專業唱歌，但大學久久不開，看到同事們的孩子憑著一技之長考入專業文藝團體，她才決定教我唱美聲。聽到母親的決定，她的同事們都搖著頭說：“唉，老杜啊，你該早動手。你女兒年齡太大了，考文工團太晚了。”

那段時間的每個週末，我們都在琴房裡度過。母親從最簡單的歌曲教起，劉半農的《教我如何不想她》，黃自的《玫瑰願》。母親說：“我不是花腔女高音，你卻是。你的聲音比我更靈巧明亮。”

有了一些基礎後，她開始教我唱西洋歌劇，其中最難的是《魔笛》中的夜女王唱段。我看著母親彈唱，佩服著她的音樂天份和音樂素養。她能自彈自唱，能伴奏。數年後，她退休，又去音樂幼兒園教孩子彈鋼琴。她記譜能力強，無論彈奏還是演唱，都能自如地變換曲調與和聲。

她聽力敏銳，總能聽出我的音高不夠，或不準，或其他的什麼毛病。那段時間，母親不僅教我，她自己也非常努力地學習和提高演唱技巧。她隨喉科醫生林俊卿先生學咽音唱法，又與早年的老師，留美回來的李維博先生切磋技藝。她常去中央樂團聽課交流，樂團的獨唱演員孫家鑫和張麗娟都曾與母親同學。她還做了大量的聲樂筆記，我甚至懷疑她打算寫一本有關美聲唱法的書。

對美聲唱法，她有著宗教般的感情：“學會正確的發聲方法，任何人都可以唱得好，只要她/他有基本的嗓音條件。”“以前嗓子長小結，還是因為方法不對。東歐的唱法是面罩唱法，唱的時候是要‘唱’出來，而林大夫的咽音唱法是要放鬆聲帶，而不是特別要‘唱’出來。就像這樣‘啊’，你聽，這是沒有受過訓練的大白嗓。咽音是頭腔共鳴，聲音向上向後走，你以為聲音不大，但有共鳴，音量大。”“你唱的時候，喉結要穩定。”

她說著說著，就用手指掐住我的喉結，試圖分開喉部的兩隻小骨頭。“你的喉結，喉結要固定不動，喉氣不要向上跑，就是這樣，就是這樣。唱過高音之後，你的嗓子才不會調上去，馬上就能唱低音。”私下裡，我以為林大夫的發聲方法固然科學，但那不是唱歌，而是肌肉訓練。

母親指導我練歌

訓練了一段時間後，我就去報考鐵道兵文工團和中國歌劇舞劇院。考歌劇院時，郭蘭英是主考之一。我參加了複試。老師們滿意我的聲音，但身高卻不符合要求，最終未被錄取。母親繼續教我唱歌，但私下裡，我認為她是嚴師，卻不是好老師。在教我唱歌時，她往往批評有餘，鼓勵不足。有時我一張口都被她打斷：“位置，位置！”“錯了，錯了。”

我終於患了聲樂課恐懼症。幸虧後來大學重開，我也幸運地考上。面對那些“唱衰”我們的人，我終於可以替母親爭一口氣了。

母親和她的學生

1974至1985年，隨著美聲唱法的興起，歐風美雨鋪天而來，一直打壓洋唱法的“民族派”不再趾高氣揚了。在多年被冷落被迫害之後，母親的學生中有女高音、男高音和男中音，她似乎也被重新認識，重新獲得了尊重。

新時代帶給母親一定的尊嚴，也帶來名利場上的痛苦。雖然母親自己能唱，對唱法也領悟頗深，教導學生毫無保留，盡心盡力，但她個性嚴謹，一直是社交和名利場的低能兒。

一天，我在電視上看到一場獨唱音樂會，獨唱者正是母親的一個學生。她跟隨母親多年，能唱的西洋歌劇基本上都是母親一字一句教出來的。音樂會後，在接受電視臺採訪時，她卻隻字不提母親，自稱是某個有名氣的聲樂老師的學生。據我所知，她僅是那個名人上大課時的旁聽生。

母親每次提到這類人和事，難免氣結，並說從此她再也不教學生了。但每當有人求教，她又故態復萌。

母親唱了一輩子的歌，雖然她的美貌和音樂才能從未給她帶來一點世俗的名利。

我的母親於2017年10月10日去世，謹以此文紀念她。

2016年7月作者在捷克克魯姆洛夫

作者簡介：杜欣欣，1954年生於重慶，在北京長大。1969年隨母去東北下鄉，之後當工人七年。1978年考入大學，1984年到美國留學，現居美國。曾出版過《恆河：從今世流向來生》（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7年），《此一去萬水千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