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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描述溫情關係的詞語,被網路上流傳的負面新聞給“玩”壞了,其中就有“閨蜜”——幾千年來好端端的,如今幾乎成了貶義詞。然而,有情有義的人都明白,那不過是假閨蜜玷汙了這個詞語。真正閨中密友,肯定不會因眼前小利而反目;若是塑膠姐妹情,也一定扛不起幾十年的風和雨……

琴官想把她的孩子送給我

講述 沈夢華 84歲 來自 湖北武漢

沈夢華(右)與邵琴官1952年合影

1951年,在江蘇常州市郵電局話務員訓練班學習時,我和邵琴官成為同學。琴官比我大兩歲,我倆志趣相投。訓練班尚未結業,大姐隨姐夫去漢口,不能在家照顧我了。父母已去世,3個哥哥在外地,每到週末,我無家可回。琴官說到她家去住,我就很聽話地跟她回家。她父母很熱情,我重新享受到家的溫暖。學習結業後分配工作,我住集體宿舍,才不再去琴官家住了。

1952年5月,我們5個女同學被派往南京學習,琴官留在常州。在我們臨走前夜,琴官陪我擠在集體宿舍的床上講了大半夜的話,難分難捨,兩個人都哭了。後來,我被分配到無錫市郵電局工作,與琴官分開了,但我們一直保持著通訊聯絡。1957年春節,我和愛人準備去上海旅行結婚,在常州定做了一件呢子大衣。琴官幫我在常州取了大衣,專程送到無錫,她成了我出嫁時唯一的孃家人。琴官結婚後,生了4個孩子。當她生下第三個孩子時,看到我婚後多年沒有孩子,就想把這個孩子送給我。我婉拒了她的好意,說:“這怎麼可以呢?”後來,我有了3個孩子,她很是為我高興。

琴官和我相識69年來,情同姐妹。很多時候,她的關心和鼓勵解開了我的心結,讓我有信心面對生活中的困難、挫折。人生有這樣一個知己,足矣!

每月兩元補助,攢夠十元就送來

講述 田春芳 74歲 來自 山東臨清

1968年,田春芳(後右)和呂金蘭(前左)等同學合影

我和呂金蘭在讀高小時成為同窗好友。1959年我升入初中,金蘭回村當民辦教師。那時,我家裡非常困難。民辦教師拿工分,每月只有兩元錢補助,金蘭自己捨不得花,攢夠十元錢就給我送去。初中三年,金蘭一直送錢資助我,真是幫了我大忙。

1968年,我從山東臨清師範畢業,被分配到高唐縣工作。在我離校前兩天,金蘭給我送去床單和洗漱用具,囑咐我努力工作。我到高唐剛上了四個月班,趕上“教師回本大隊任教,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政策。我要求回到本村任教,村支書因為我家成分不好,拒絕了我。正當我為工作寢食難安時,金蘭來了,說:“我一聽說你沒安排下,就去找了俺村支書,說好了,明天就去俺村教書,咱倆又能在一起了,吃住就在俺家!”去金蘭家時,我給她父母買了縣城最高階的點心,給她和她的兩個妹妹各買了一條紅圍巾。

1970年8月金蘭結婚了,她要隨軍去烏魯木齊。送她走的那天晚上,我哭了又哭,枕頭都哭溼了……1985年7月,金蘭丈夫轉業回來。這時,我和金蘭又能經常聚在一起了,仍然無話不談。我們的子女也像親姐妹一樣,時不時聚一聚,有事互相幫忙。

幫香姐姐成就好姻緣

講述 張玉榮 72歲 來自 河北石家莊

香姐姐是我紡織中專同學。我們同班,還住上下鋪。從那時起,我就有了一個個子比我矮半頭的小姐姐。香姐姐家住市郊,週日經常帶我去她家。我個子高但不會騎車,所以,每次總是她騎車我坐車。1968年分配工作時,我倆沒分到一個廠。不過,幾個大紡織廠的廠房都連著。每天吃飯工夫,我倆都要見個面,往往是她吃我從家裡帶的,我吃她在食堂買的。下了班,我們相約去看電影。

後來,我給香姐姐當了紅娘,把我們廠後勤科科長介紹給她。她生第一個孩子時,我和男友去看望,她非要讓我們給孩子當乾爹乾媽,我倆羞紅了臉。後來,她又生了一個女兒。儘管,她結婚後負擔很重,繁雜的家庭關係讓她不堪重負,可是從沒有埋怨過我這個紅娘,妥善地處理好一個大家庭的煩情瑣事,她還總是感謝我這個紅娘當得好。當然,她愛人也時常誇我幫他找了個賢內助。平平淡淡的日子裡,相信我和香姐姐的閨蜜情,會一直延續下去。

不懼風浪過江看好友

講述 朱荷香 76歲 來自 安徽合肥

孫金蓮比我小一歲。1963年,她18歲,嫁入我們生產隊。新婚不久,金蓮的丈夫參軍入伍。平時,我和金蓮走得近。這年除夕,怕她孤單,我陪她一起守歲。第二年,金蓮丈夫在援越抗美前線負傷。金蓮去南方照顧丈夫半年多,回來時瘦得脫形。即使這樣辛苦,她從南方回來時也沒忘給我帶禮物——剪刀、鋁質織針和毛絨圍巾。

我1969年懷孕,金蓮幹活時總是選靠近我的地塊,隨時幫我。秋季拾棉花,我每拾滿一兜,她就幫我將花兜送到地頭倒入麻袋;收工時,她先將我的棉花送回家,再回來挑自己的。1970年冬,金蓮盼來了第一個孩子,但因為難產,孩子沒保住。驚聞此訊,我知道金蓮心裡有多難過,當即過長江去醫院看她。那天霧很大,過江時遇上大風浪,我差點葬身魚腹。即使如此,我也覺得應該去看她。後來,金蓮連生兩女一男,生活美滿。改革開放後,金蓮隨軍去了廣州,我也隨夫到了合肥,我倆一直保持聯絡。可惜,前年,她走了,給我留下深深的悲傷。

悲痛閨蜜去世,以致瘋瘋癲癲

講述 皮英 79歲 來自 河北淶源

我一生中最好的閨蜜叫孫鳳池,是1957年上中學時認識的。

那時,我因為家裡窮,吃糠咽菜,穿破衣爛衫。很多同學看不起我,不願和我來往,只有孫鳳池不嫌棄我,時常接濟我。中學畢業,我們各奔東西,幾年沒有她的訊息。我結婚那天,她突然出現在我面前,讓我喜出望外。當時,也不知她是從哪裡得到的訊息,一大早啟程,走了40多里路趕來。她送給我的《毛澤東選集》四卷,我珍藏了很多年。

我倆之間的矛盾,產生於幾年後的一次見面。那次,她專程來看我,我卻因為一件小事而朝她發火。孫鳳池是在十分尷尬的氣氛中離開我家的。孫鳳池走了,我也後悔了,為啥要和她鬧這麼大氣啊?我想著再見她時,好好給她道個歉。可是,這個想法卻一直沒能如願。

沒過幾年,我得到了孫鳳池病死的噩耗。她的死訊嚴重刺激了我,我吃不下睡不著,天天處於悲痛之中,甚至有點瘋瘋癲癲了,醫生診斷是“精神分裂症”。家裡人用了幾年時間,才讓我的病情好轉過來。

短髮言

1957年秋我考入中學,同學王蘭榮大我三歲,回家帶來好吃的總會分我一些,冬天她把自己的壓風被(壓在被子上的被子)拉一半蓋在我身上……她有痛經的毛病,每到那幾天,我去校醫務室給她拿藥、替她到食堂打飯。各自工作後,因為通訊不暢,我們失去聯絡。幾十年來,我多方尋找打聽,都沒有她的訊息。她是我幾十年的牽掛。(湖北武漢 孫明明 76歲)

劉曉紅(後左)和李柯(前右)等合影

李柯和我從小在一個大院裡長大,從小學到初中都是同班同學,關係很好。後來,各自有了家庭後,我們的友誼沒斷,仍常常在一起聊天、逛商場。很多時候,都是我向她倒情感上的垃圾,她從來沒有煩過我。她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多大點事啊!”每次,她都是把大事化成小事,小事化成沒有。她就是我的“滅火器”。(河北石家莊 劉曉紅 5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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