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過年，回家跟家人團圓的想法就止不住。從十歲開始，我對過年這個詞就格外敏感。當時母親帶著年少的我離開內蒙古老家，來到山東求學，從那個時候起，團圓就變成了我的奢望。路途遙遠，路費昂貴，我和母親只能留在山東，與父親分開過年。看到別人一家人其樂融融，那種失落的心情，在大年三十晚上格外深。

初中時，耐不住父親的央求，母親終於決定“破費”一次，帶我回家過一次年。從山東到內蒙古老家，母親和我要坐一夜的船趕到大連，然後從大連坐火車回家，沿途需要近40個小時，這40個小時讓我切切實實體會了“春運”的辛酸。

在船上，我們只買得起最便宜的船票，僅僅是兩個小板凳似的座位而已。剛坐了沒多少時間，我就覺得又累又困，母親為了讓我舒服點，借了幾張報紙鋪在地上，自己躺在地上，讓我躺在椅子上睡會。顛簸了一夜，到達大連已經是凌晨4點了。下了船，我們便往火車站趕，母親瘦弱的肩膀上扛著比她還大的行李，氣喘吁吁地走在前面，每走幾步還要回頭確認我沒走丟，這一幕，我永遠也忘不了。30個小時的硬座，到了家我已經不會走路了，好在一家人終於能夠團團圓圓地在一起過一個像樣的年了。

現在，父母終於不用再異地分居，我們一家也不用再分開過年。國家經濟越來越好、交通越來越發達，從山東到內蒙古的旅程時間縮短了四分之三，旅途也不再顛簸。只是每次過年回家時，我的記憶總是停留在那硬硬的船板上，停留在母親那消瘦但卻是我依靠的背影上，停留在那段讓我刻骨銘心的經歷上。

（本文為作者妻子口述，作者整理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