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印象中第一次對年三十有深切的感受大約是40年前的1981年。倒不是經歷了多了不得的大事情，而是當時我家裡有了整個院子裡的第一臺電視機，正是電視機裡那些歡天喜地的唱歌跳舞，讓我覺得這樣一個夜晚意義非凡。

40年後的今天，我料理完家裡瑣事籌備了晚上的一桌飯之後，閒坐下來忍不住琢磨：年三十，究竟是怎樣一種意義上的存在呢？

首先，我覺得過年是一種超現實的力量，具備某種宗教儀式感，儘管我們當中的大多數人都宣稱自己是無神論者。

一位著名學者回憶文革中的不堪往事：年關將近，紅衛兵們為了展示自己的革命屬性，把過年吃年夜飯當作破四舊、當做封建迷信的殘餘，要堅決破除，不僅自己不過年三十，也不準這些老右派過年三十，要督促大家在年三十“抓革命促生產”。

這當然是勒龐所說的那種“烏合之眾”的群氓心理，人群中沒有人願意表達自己的不積極，於是，鬥志和口號不斷加碼，年三十晚上果真是一片如火如荼的生產景象。

可是沒多久，每個人都動搖了，不斷有人偷偷溜回家和親人團聚，最後連紅衛兵司令也悄悄回家和父母過年去了。

老右派一聲感慨，這就是傳統的力量啊！這和宗教情結一樣根植於我們這個民族的血液裡，任何暴力機器和權力意志，都不可能戰勝這種潛移默化的價值認同。

然後，我又覺得年三十是一種超現實的道德力量。提出“平庸之惡”的漢娜阿倫特也提出過“極端之惡”，為什麼那些平日裡衣冠楚楚談吐斯文，連對寵物都充滿關愛的上等社會精英，可以在一瞬間變成集中營裡的冷血屠夫呢？

阿倫特認為他們失去了思考的自我意識，讓自己處於一種“無思”狀態。

怎樣讓自己處於一種超然道德之中呢？二戰時候有一個叫斯密特的德國士兵，私下保護了許多猶太人逃亡，後來他被送上法庭，要以叛國罪處死的時候，他的律師朋友為他開脫說，這樣做的目的是為第三帝國保留一些優質勞動力，但斯密特斷然否決，他強調自己就是面對一個人的道德感，去同情那些猶太人，然後他慨然赴死。

而在年三十這一晚，無論貧富貴賤，這個社會中的每一個成員都在感受一種人作為社會家庭一份子的溫暖關懷。

而年三十這一天，所有的中國人都在感受一種無差別的善，我以為這就是年三十的超現實道德力量。

天色漸晚，當華燈初上，每個人都懷著自己的期望和喜悅進入中國人的神聖時刻。

在這一夜，我編織內心深處的溫暖，想象未來的欣喜，也希望所有的人都在這一夜沐浴自己的幸福。

這一夜，每個人都應該得到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