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這個問題的核心不在於我敢不敢。
現實的境遇擺在眼前了,公婆身體欠佳,從孩子出生的時候起就沒在我們生活裡出現過,父親早已脫離人生苦海,母親精神狀態欠佳。丈夫不算什麼有良心的人。兩個半大的孩子在眼前,其中一個還是輕度自閉症。我不敢全職,我害怕我失去工作就沒有了後半生的保障,我甚至都不用揣度,我已經可以百分之百確定我的丈夫早晚有一天會離開我。
但
我的不敢有用嗎?當種種不幸重疊發生,社會上再多輿論拿刀逼我叫我不能全職不能失去自我都是毫無意義的。這件事我不做就沒有其他人能做,那麼我拋下一切顧慮只專心地去做這件事才是正確的。
其次,“全職”的本質是一個家庭為了補全自己的功能而選擇了其中一個進行犧牲
出於一個家庭的利益考量,能多掙一塊是一塊,今天少掙一塊也是為了明天能多掙兩塊。我想這是最基本的社會法則,沒有任何一個成年人會願意主動去放棄爭取他的利益。
當一個家庭沒有全職媽媽這個角色的時候,這個家庭是幸福的,同時它也是殘酷的,它的幸福是犧牲了家中老人的晚年來對小家庭進行補足的。
而當這個家庭裡沒有老人這個角色來補足的時候,就出現了必須有一個年輕人放棄自己的社會價值去優先完成家庭價值,因為她不做,這個家庭就垮了塌了,大家都沒有將來了,今天兩個人出門去掙了兩塊,就沒有明天的兩塊了。
作為任何一個有社會責任感和人類歷史發展觀的人,當我們看到社會上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全職媽媽”,我們要做的不是去呼籲大家都出去上班,留下孩子交給手機交給老人交給保姆,而是儘快地研究出一套切實合理的方案,保障這些女性的權利。
我們應當減少關於“全職媽媽”前路如何慘淡,境況如何悲慘的分析,轉而去研究如何儘快推進托幼托育機構的發展。
而不是在這裡“我認為”“我看過一個誰誰誰”“我的一個朋友”,說真的大家都是30好幾的人了,誰還沒見過幾個全職以後被傷得體無完膚抽筋剝骨的女人了?可是就你身邊的那些例子,你再去問她,人生重來一次,你還要選擇全職回家照顧孩子嗎?
我想大多數女人還是會義無反顧。
因為人類社會發展至今,是無數女性的寬容與善良堆積出來的,她們不是看不到自己把後半輩子賭在一個男人的良心上會有什麼下場,但她們為了孩子更好的更穩定的人生她們捨得豁出自己的後半生去下這個賭。
這是中國男人不可能有的勇氣,比您大家問一句你敢不敢全職的勇氣可要大多了。
中國的男人在這個賭局裡通常做了什麼呢?
他們既想像自己的父親們一樣享受妻子的照顧,理所當然地“學不會”怎樣照顧孩子,“學不會”怎樣掃個地刷個碗;又希望自己的妻子絕對不要和自己分享工資,一定要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人生不要成為他人的依附。
講道理,如果女人不用帶孩子,那個孩子自己會吃風喝雨長大成人,99%的女性會在婚後選擇離婚。來一年的冷靜期都沒有用。
最後,有沒有可能不全職
有。
比如日本非常優秀的托育所,24小時營業。當一個母親走投無路了必須把孩子交給別人照顧了,她有一個很放心的地方。這個機構比保姆放心,比幼兒園時間長,這樣一個母親可以毫無顧慮地去找任何一個她能勝任的工作。
再或者提倡一種在小區內開辦的託兒所,就像從前80年代國企裡常見的託兒所那樣,由社群選址選人,條件符合的家長可以去競聘。這樣至少可以在一個區域範圍內合理利用資源,學前齡的孩子集中在一起照顧也有利於他們的社交能力開發和語言能力發展。
再比如像我這樣特殊兒童的媽媽,我想要做的是組織一個小型的家庭託管,讓和我家有同樣境況的家長可以把孩子帶到我家一起照顧,哪怕一星期兩天,也可以緩解其他家庭的教育壓力。
但我們現在面臨的情況是上面一刀切下來,什麼都不讓開,不問青紅皂白,所有和孩子有關的教育機構託管培訓都要有證照有資質。這樣做法從大局面考慮是正確的,能解決很多不合理的亂象,但細節到我們這樣的特殊案例就顯得非常不近人情。有很多家中無老人的家庭,他們真的就是精力有限,迫切需要一個可以管孩子一頓飯,可以放心地安頓孩子一小會兒的地方。這個地方有沒有資質對他們來說真的沒那麼重要。火燒眉毛了誰還管褲子穿沒穿?
好吧,現在既然還沒有出現合格的托育所,也不讓辦無證託管,那麼一個家庭出於種種考量就必須有一個人全職來照看這些3歲以下的孩子,和那些雖然3歲以上但情況特殊不能送到幼兒園的孩子。然後你們不去提社會解決方案不去琢磨民法典如此規定是否過於忽視了全職媽媽這個群體的合法權益,就一天天地搶佔道德高地振臂高呼“你們可千萬不要全職啊!會失去後半生的保障啊!現在苦一苦早晚能熬過去啊!失去工作就全完啦!”
我就問一句,我上班了,孩子送你家嗎?
孩子如果是你熬一熬,捨得艱苦就能自己長大的,誰會捨得放棄更輕鬆的工作去做既沒收入又更艱難的全職媽媽呢?
看過儲教授連發三期的影片,心裡有點憋屈,不吐不快。我的個人經歷太獨特沒什麼代表性,所以我只代表我自己,說說我自己的看法。人微言輕,但話放在這裡。
女人的價值不盡然要在工作裡去實現。一個沒有在工作裡實現自我價值的女人,往往是貢獻了更大的社會價值的。沒有她們的犧牲,會出現更多的不穩定,一旦那樣的局面發生,所謂教授也不可能還悠閒地找律師朋友在那一副很道德的樣子來教育我們女子如何實現自己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