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永遠生活在村落、城巷和房子裡;

有的人永遠生活在村落、城巷和房子外;

還有些人，註定是一生都來回行走、徘徊在村落、城巷和房子的裡邊和外面。

二十週歲時，我因為當兵離家而第一次坐上了火車，見到了電視機，聽說了中國女排，吃到了無限量的肉餡包子和餃子，知道了小說有長篇、中篇、短篇三種分法，並在一九七八年的軍營裡，撫摸、敬拜了中國的文學刊物《人民文學》和《解放軍文藝》的墨香和莊重。

並且還聽說，北京那兒有家專門談論文學的刊物叫《文藝報》。

翻過這個承載了過多歷史重量的年頭後，我在師圖書館一本書的封面上，看到了金髮碧眼的女人費雯.麗，驚訝到被美帶來的恐懼所懾獲，站在那兒足有幾分鐘，木呆呆地不知道那時候我的人生正被書籍重擊著。

我無法相信原來外國人長得是那樣。

不能理解世界上竟然還有和我們長相完全不一樣的人。

我把那印著《亂世佳人》中費雯.麗豔照的三部小說，帶回到連隊白棺材般的蚊帳裡，用三個晚上看完了瑪格麗特.米切爾上、中、下三卷本的《飄》，恍然間，明白之前我對閱讀和故事的理解是多麼偏頗和錯謬——我一直以為全世界的小說都和我讀過的紅色經典、革命故事一樣，可情況卻完全不是那樣。

於是我開始閱讀托爾斯泰、巴爾扎克和司湯達。

冉.阿讓只要從《悲慘世界》的文字中走出來，我的手上就會出汗，感到不安和驚恐。

為了抵抗閱讀帶來的躁動和心跳，我需要不斷地合上書頁，把自己雙手的關節捏得啪啦啪啦響。

讀《包法利夫人》時，我不知道為什麼在嚴寒的冬天會半夜從床上爬起來，獨自在軍營的操場上，莫名地跑了一圈後，才又回去爬到床上接著將書一字一字地吞到肚裡去。

是美國作家米切爾，把我帶進了另外一個世界裡。

她就像穿著隨意、有些俗豔的使女，牽著我的手，將我領進了神聖、莊重的教堂一樣。

這讓我時時都記住那個深冬的寒夜間，天空皓白，村裡酷冷，我家門外的流水聲漸次成為冰的凍結聲，刺骨地響在耳邊和村落上空的靜寂裡。

那時候，一九七八年底，我要當兵了，必須在早晨雞叫三遍後，到公社的大院坐上汽車至縣城武裝部的大院去集合。

於是我一夜未眠， 盯著窗外的冷月和寧靜，直至聽到村街上有了誰人的腳步聲，才慌忙起床去站到父親的床前邊，望著他多病、瘦黃的枯臉說:“爹——我走了....”

而這時，父親從被窩裡伸出他枯黃如柴的手，把我的手捏在他手裡，喘喘吁吁囑託道:“走吧...走了就努力出息些!”

這是我二十週歲要離開家鄉時，父親對我說得最為平常、深重的一句話。

這句話的分量、力量如山脈託舉著我的灰暗和未來，讓我對青春的茫然彷彿走不出的荒野般，直到米切爾把我帶往那些神聖的著作前，並幫我將扇完全不一樣的大門推開一條露著光的縫。

我開始了真正意義的閱讀和寫作，並試著投稿和發表。

一九七九年發表的今已丟失的第一個短篇， 八元的稿酬，如今天的八十萬元樣，讓人激動和興奮。

我用兩元買了糖和香菸送給連長、排長和戰友們，另外六元錢，和三個月的津貼攢湊在一起，終於夠了二十元，趕緊寄回家裡讓父親買藥吃。

及至後來幾年在身為士兵的年月裡，每年都有一二短篇發表，掙來的稿費從十幾元漲到幾十元，我都一一從郵局寄回到坐落在河南嵩縣的田湖村，再由母親或姐姐替父親把錢送到鎮上的藥鋪和醫院裡，直到我因為寫作而提幹，因為寫作而結婚，並隱隱覺得自己有一天興許會成為作家時，父親覺得我真的出息了，有業有家了，他可以撒手人寰了，就在我剛結婚不久的日子裡，用電報把我和妻子召回去，然後他就又是留戀又是毅然地和我及家人訣別了。

那時候，一九八四年冬， 我和妻子乘坐火車、汽車在一個午時趕回家，那個鄉村的院落已經擠滿了人，姐姐、哥哥、鄰居、醫生都在屋裡、院裡茫然地站著、蹲著或者低語著，待我快步踏進了那個院落時，幾乎所有人的臉上都哀慌慌地鬆了一口氣，同時從嘴裡低聲吐出了三個字:“回來了...”

不知是問我還是自語著，然後閃開一條道，讓我急急到了父親床前去。

那一刻屋裡雖然有燈光，卻又四壁昏暗，使父親的臉色和那昏暗的燈光混在一起。

我快步急切地衝到父親床前邊，慌慌忙忙叫了聲“爹......”

而父親，那時依然躺在他十幾年都躺著的那個床邊上、看著我臉上露出熱切慘淡的笑，用幾乎難以讓人聽到的聲音對我說:“回來了...吃飯去吧....”

這是父親一生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

就在這句話後不到一個時辰的時間裡，父親就在我的懷裡去世了，歷盡了他辛勞、凡俗的一生，宛

若一枚葉子落下時， 如何用力和掙扎，那落葉的生成和旋轉，都沒有和別的落葉形成區別。

然在我，卻在數十年裡無法忘記當兵走時父親對我說的那句話——“走了就努力出息些”，和在六年後，父親在他人生尾末我又站在他的床前時，他用他平生最後的力氣對我和這個世界說的最後句話: “回來了....吃飯去吧...”

這樣的兩句話，是中國百姓任何人都最常說的兩句話，平常到如將汗熟的衣服脫下或者穿上樣，值不得深刻地考量和糾纏。

可是我，卻總也忘不掉這樣兩句話。

就是到今天，父親死去的三十四年後，這兩句話也還楔子一樣楔在我頭腦裡。

我總是把這兩句話聯絡起來想，將前一句話理解為父親讓我出去到世界上闖蕩和奮鬥，將後一句話理解為闖蕩累了就回家吃飯、歇息和補養。

如同相信這間房子最後會繁行成為一片村莊般，我相信樹會結果子，果子會腐爛、死亡或者生成新果樹。

這個一切都是那個一切的重複和重演。

無論是你一生都守在一塊土地上， 還是你必須離開土地闖到哪兒去，命定的事情是不能抗違的。

我們所能改變的，都是在命定範圍內，一切的成敗都必須在生死輪迴中。

我從不去想超越命定的事。

接受命定是我唯一應對世界的方法和主張。

父親讓我“走了就努力出息些”，我就為這個“出息"開始勤奮和努力。

米切爾把另外一個世界給我了，我就在那另外一個世界裡思考和觸碰，寫作和讀書，掙稿費和立事業，然後累了就回到那個村落和土地上，同母親、哥哥、姐姐們說說話，為鄰居、村人們做些力所能及的事，然後息緩過來了，就從那個村落再往遠處走，到累了再回那個村裡、家裡住幾天。

我相信，徘徊在村落和遠途的來回間，是上天給我安排好的行程和反覆，如同公共汽車總是在條線路上往復一模樣。

我知道我被世俗所束縛，但我從沒有能力一味地對抗命運和命定。

我知道我一生的努力中，都伴隨著狹隘、奴性和無力， 可也很少回家休息後就不再出門去遠行，哪怕一生都如公共汽車往復在別人安排好的線路上。

一九八五年，我的兒子出生後，母親從鄉村家裡到古城開封為我帶孩子。

剛好那年我的第一個中篇發表在今已停刊的《崑崙》雜誌上，不到四萬字，有將近八百元的鉅額稿酬。

為這八百元，我們全家喜得如又超生了一個孩子般;

為慶賀這稿酬，一家人走進餐館狠狠吃了一頓飯，還又買了一臺十八英寸的電視機。

自一九七九年發表第一個短篇起，到一九八五年發表第一個中篇止，六年的努力和辛勞，我和妻子都知道其中的苦甘和酸辛。

而母親，則拿著那厚厚的一本雜誌並翻著屬於我的二十來頁的鉛字說:“寫這麼 一點兒就掙八百塊錢啊，這比農民種地強多了——這樣看，你可以一輩子就把這事做下去!”

我也覺得這確實比農民種地強得多，不需風雨，有名有利，異常值得一輩子終生不渝地做下去，而且父親讓我走了就努力出息些，母親又讓我終生寫下去，我哪有停止讀書和寫作的來自家和土地上的理由呢。

那麼也就接著讀，接著寫。

在後來中國文學的黃金歲月裡，由我編劇的正能量的連續劇，連續三年都播在中央一套的黃金時間段，那稿費比小說來得快得多，也多得多，於是每月我都給母親寄去她認為每天吃頓肉也花不完的錢，過著每年春節鎮長乃至縣長和縣委書記都會到家裡拜年的風光好日子，使得我們整個村的人，都以為我離開村莊真的出息了，有了名聲了，連縣長都到我家坐坐並請我吃飯了。

這樣兒， 如一間房子不僅變成了一個村，而且轉眼又成了一座城市樣，那些年月我家的精神和風光，真是酷冬過後的春日般，連房簷和樹枝上麻雀的叫聲都和人家不一樣。

可事情到了一九九四年，我還如往日一樣寫作著，卻因為一部中篇的麻煩和糾纏，使我在部隊寫 了半年檢討書，加之常年寫作，日日枯坐，夜夜握筆，最後鬧到腰病、頸椎病同時發作，每天只能躺在病床上，連吃飯也得要人端著送到手裡邊。

這期間，母親、哥哥、姐姐都從家裡趕到部隊去看我，見我不能走坐還躺在一家殘聯工廠為我特製的活動架子下，身子敞開，頭面朝天，懸著胳膊在半空的活動板上寫作時，母親便又說:“你為寫作瘋了嗎? 要把一個好人寫成壞人、殘人嗎?”

而我的姐們，則都說了一模一樣的話:“我們的日子過得很好了，你用不著這樣躺著還天天寫讓人不喜歡的東西呀。”

然後是一家人的沉默和無言，一家人勸我要麼不要寫，要麼實在想寫了，就寫他人喜歡的比如還寫中央臺播的電視連續劇。

今天回憶那時他們說的話，我理解那不僅僅是他們說的話，而是一個村落和一片土地的聲音和靈悟，是我命運走向岔道後，扳道工的體悟和糾正。

而那時，我不能理解來自土地的聲音和精神，只是為了讓他們放心回家去，就一連連地點著頭，如寫作檢討般的認真和虔誠，直到他們都離開北京，回到了只屬於他們的土地上，我又開始躺在殘聯為我特製的椅架下，繼續寫作《日光流年》那本書。

直到《日光流年》後，寫了《堅硬如水》和《受活》，並因為寫了《受活》而轉業，因為轉業又精神放鬆寫了另外兩本更令人惱火的小說後，我們縣的一個領導在那年春節時，透過電話對我正式宣佈說:

聽了這句話，我轟隆一下頓悟到， 我和那塊土地的關係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和變故，就像一頭耕牛在不知不覺間脫韁，重重踩在了每天侍奉它的把式身上一樣，他們已經覺得我不是那塊土地的兒子了。

他們認為那塊土地的兒子不該是我這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