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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建軍/口述

Rain/撰文

我叫郝建軍(@快樂的60後阿姨),天津人,今年59歲。在國內,這個年紀的同齡人大多已經兒孫繞膝,開始享受晚年生活,而我和丈夫依然在離家萬里之外的地方打工。

過去十幾年,我們倆一直待在西班牙首都馬德里,我做保姆,他當大廚,一起靠雙手勞動賺錢。

出國時我們身負債務,只能不停地掙錢攢錢,後來擁有了人生第一個100萬、第二個100萬,不僅在老家買了兩套房一臺車,還幫兒子娶了媳婦,讓全家人過上夢寐以求的好日子。

疫情前,我和老公在歐洲海邊旅遊。

小時候的我,也曾有過優渥的生活。我出生在天津一個條件中上等的工人家庭,父母都是15歲進的國營企業,母親在無線電廠當工人,父親在織布廠當車間班長。他們倆門當戶對,1958年結婚後便住進了父親單位分的一間房子。

生下我們仨姐弟後,父母每月工資能攢下100元,這筆錢足以讓一家人生活得寬裕。自我記事起,家裡就整齊地擺放著大衣櫃、縫紉機,門口還支著一輛二八彎梁腳踏車,父親經常用它載著我們走街串巷。

每年過年,母親都會給我們仨買大紅棉襖;到了夏天,別的小孩只能吃三分錢的普通水冰棒,我和弟弟吃的都是一角錢的奶油冰棒。

上初中時的我,吃喝不愁,人也活潑外向。

高中畢業後,我憑藉父親在織布廠積攢的人脈資源,被介紹進廠裡當了一名擋車工。這個崗位不算累,我負責看管幾臺織布車,缺點是要一直機械性地重複勞動。不過在那個年代,能在這類一線崗位上爭當勞模是件很光榮的事。

22歲時,我和天津毛毯廠的一個帥小夥交上了朋友。他一米八,長得一表人才,對待感情很專一。雖然那時候他工資不高,家裡還有4個弟妹要養活,但我執意要和他結婚。

父母一開始都反對這門婚事,最後還是架不住我的倔強堅持,只得答應。丈夫娶我時拿的800元彩禮,還是他父母找親朋好友七拼八湊才借來的。

婚禮過後,我們這對新人便和公公婆婆一起擠進了公家分的30平米小公寓。我們住裡屋,公婆住外屋,條件雖有些艱苦,但一大家人住在一起很溫馨。

出嫁前我們家拍的全家福,後排最右邊的是我。

懷孕八個月時,我為了補貼家用,依然堅持在車間上班。五臺織布機需要我來回巡視換梭子,我時常倚著機器拆布,或是趴在桌子下接縫紉機的線。那時正是冬天,肚子裡的孩子會因為貼到機器的冰冷鐵板而亂動,我稍稍摸摸肚子安撫一下,孩子就乖乖不動了。

生完孩子後,我歇了56天產假,緊接著開始一邊帶孩子一邊上班。擋車工幹了沒幾年,我因為能寫一手好字被領導賞識,調到辦公室當上了統計員。日子依然是平平淡淡、簡簡單單。

工人時期的我,這是去北京的時候在天安門廣場前留影。

直到歷史大潮席捲而來,我才意識到自己也成了被裹挾著前進的浪花。1995年,我成了下崗工人的一員,打包好個人物品後,心情沉重地從工廠回了家。

為了一家人的生計,我不得不四處奔波賺錢。我在百貨大樓賣過燈飾品,因為效益不好沒幹多久就辭職了,之後又輾轉來到一家臺資食品加工廠工作兩年,邊上班還邊織圍巾賣,儘可能地掙錢補貼家用,手頭總算寬裕了點。

兒子6歲大時,我一邊照顧他一邊在百貨大樓做銷售。

可輕鬆日子沒過多久,老公也在國企大裁員的熱潮中被拍上了岸。他很能吃苦,下崗後什麼都願意幹,當過的哥,開過拉土方的大卡車,為掙錢養家到處跑。

那時剛進入二十一世紀,正是報業的黃金時代,看報紙的人很多很多。母親退休後一直在給郵局賣報紙,看著三姐弟當中屬我們家過得最辛苦,她想著做報紙生意能輕鬆一點,就執意讓我去競標報亭。在她的建議下,我成功招標到天津市第四醫院門口的一家小報刊亭。那裡人流密集,開業後生意果然很好。

我印象最深的是2001年美國發生了轟動全球的911事件,大家都擠在報刊亭交錢預定第二天的報紙,報紙成了大多數普通人認識世界的視窗,一來就脫銷。

在平時,一塊五一份的足球報和中國體育報是最暢銷的,《讀者》、《青年文摘》、《故事會》這些雜誌也很受追捧,往往擺出來沒幾個小時就要補貨。

為了不斷貨,我有時候凌晨三點多就徒步從河西區走到南開區進貨,一邊肩扛著大部頭的書和雜誌,一邊手拎著熱乎的新報紙。等我走回報亭時,天都麻麻亮了。

我有事或者接孩子的時候,媽媽就會來幫我看攤。

每個月,我靠經營報亭有1500元進賬,老公開夏利開出租車能掙2000元左右 ,日子過得也算可以。後來兒子職校畢業進鋼廠當了技術工人,一想到他沒幾年就要娶媳婦了,我和老公就很發愁。

我們五口人已經在30平米的小家擠了二十年了,我實在不想讓下一代人繼續過這種窘迫的生活。

守報亭的時候我養成了看報紙看雜誌的習慣,也一直在留意有什麼掙錢的好辦法。有一陣子我經常能看到有關國外的一些新聞,其中有不少在外打工留學的故事。從那時起,我開始關注出國務工群體。

報亭經常有形形色色的人駐足,一些從國外打工回來的人會來我這兒買電話卡,他們穿得很高階,看上去神氣十足,有的開著大奔,據說還住上了單獨的小洋房,看得我很是羨慕,也有了去國外打工的想法。

2005年 ,眼看著報亭生意逐漸飽和 ,跑出租也掙不下什麼錢,老公等不住了。他打聽了一番,相比熱門的英國美國,去西班牙打工的成本要低很多,而且有天津老鄉在那邊能幫上忙。於是湊了三萬,又找親戚借了三萬,找中介辦了西班牙籤證,決心出國掙個買房錢。

老公第一次出國時的往返機票,至今還儲存完好。

出國前 ,老公專門花三個月時間學習了製作日本料理的方法 ,希望靠這一技之長討生活。到達馬德里後果然很順利,他很快就在老鄉的幫助下找到了一家中餐廳。不過初來乍到,他只能從底層刷碗工幹起。

每天從中午十二點幹到晚上十二點,老公一直接觸洗碗液,洗得手都發白起泡了,皮也磨破了。好在回報讓人很滿意,那時歐元的匯率比現在高,每個月700歐元工資,就相當於國內7000多!堅持幹了一年,老公便還清了出國前的借款。

後來他從中餐館跳槽到日料店當了廚師,一個人掙的比以前我們倆一起掙的都多。2007年2月,我毅然關閉6平米的報亭。母親資助了我幾萬元,我又向好友借了幾萬才湊夠找中介辦簽證的費用。

那一年我45歲,告別剛剛進入社會開始工作的兒子,滿懷鬥志地坐上了飛往馬德里的飛機,一心憧憬著和老公賺大錢,幫兒子買房。

下飛機後,我跟著老鄉去馬德里街頭參觀。

我沒有很高的文憑,更沒有一技之長,無法靠才華吃飯。但我吃苦耐勞,願意做髒活累活。到達馬德里後,我經人介紹後去一位中國浙商家裡當起了保姆。

這位浙商在馬德里市中心開了三個福袋禮品批發店,我每天的工作是給老闆一家三口和店裡的五名員工做飯,還要打掃屋子,每個月工資1100歐元。而熬成大廚的老公已經在拿1500歐元的月薪,除去每月花銷,我們一年攢下的錢就相當於20萬人民幣。

在浙商僱主家裡,我一干就是14年。

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僱主家的批發生意逐漸蕭條,為了節約成本,他當機立斷關停了一家店,辭退了兩名工人。老闆娘後來親自出馬,既談合作又幹雜活,慢慢穩住了生意,否則我也有可能被辭退。

我那時住在批發市場二樓,和僱主家8歲的小孩睡上下鋪。他每次半夜上廁所,我都會起床給他開燈,天天給他做營養餐,始終盡心盡力地照顧他,看著他一點一點長高。

我和僱主家人一起去郊遊,聊天談心,親如一家。

因為我幹活實在,僱主一家都把我當親人,逢年過節會給我發紅包,在我生日的時候還給買蛋糕,給我包一個500歐元的大紅包,圍在一起為我唱生日歌。

孩子各個階段的畢業典禮,僱主一家也都會帶我一起參加,陪孩子拍集體照,喝香檳慶祝畢業。在老師點名表揚小孩時,我也溼了眼眶,就像是自己的孩子得了榮譽。這份難得的感情,得以讓我在異國他鄉也能活得很開心。

這是我51歲生日的時候,僱主一家人給準備的蛋糕。

不過和國內相比,我出國後的生活還是比較單調,除了上班賺錢,很少像國內一樣走親訪友。我的日常也和很多在外打工的同胞一樣,因為語言不通而備受交際方面的困擾。我只會去華人開的中餐廳吃飯,要不就是去說幾個數字就能取餐的麥當勞、肯德基,並沒有太融入到當地人的生活中。

最倒黴的時候,我還遭遇了搶劫,差點丟掉性命。那是2011年的一天,我下午三點多搭乘地鐵回郊區別墅打掃衛生,剛下地鐵口就感到脖子一緊,瞬間失去了知覺。

不知過了多久,躺在角落裡的我被好心人叫醒,才回憶起到自己被搶劫了,一個名牌挎包以及放在包裡的簽證、別墅住家鑰匙全都被拿走,報警之後也沒有找到。

經歷過這次搶劫後,我長了教訓。再走這條街時,我就只提著塑膠袋,天黑走夜路,我每走幾步就回頭看有沒有人跟蹤。

後來晚上再出門,無論是幹活還是閒逛,我都很少再揹包。

總體來說,我在西班牙的前五年過得還是比較順,每天忙於打工攢錢,時間過得很快,錢攢得也很快。2011年回國看望親人時,我和老公已經攢下了100萬人民幣。一回天津就帶著全部積蓄在市郊津南區買了一套120平米的商品房。雖然位置有點偏,但空氣很好,總算讓我們一家有了安居之所。

我們給家裡老人帶了紅酒和新衣服,還請親朋好友去吃了頓大餐。大家看到我們倆夫妻都很羨慕,他們沒想到我們這麼快就發達了,之前還擔心我們會不會灰頭土臉地客死異鄉呢。

我和老公第一次回國後,在一家高階餐廳請客吃飯。

同年,兒子也經我好朋友的介紹,來到西班牙的一家服裝批發市場打工。這實屬無奈之舉,兒子在國內工廠幹技工時,一個月工資只有1000多元,來西班牙之後月薪有1500歐元,直接漲了10倍!累是累了點,但這三年是我們一家攢錢最快的時間,聚在一起也沒那麼想家。

回國後,兒子成功應聘到一家日資企業工作,月薪六千元,工作穩定,算是有了結婚的條件。但兒子住在我們郊區的房子離上班的地方太遠了,考慮到他將來結婚不方便再和父母一起住,我和老公又在市區買了一套90平米的小戶型,交完110萬首付,還剩下69萬貸款慢慢還。

我們家精裝修的房子,兒子的那套現在也快裝好了。

我和老公一直覺得,住在有房產證的房子才有安全感,才算有屬於自己的家。買完房子,我們老兩口又回到了西班牙,此時家裡已經有了兩套房子,整個人好像都比以前更有底氣了。

忙碌打工之餘,我和老公也一改往日節儉作風,時不時玩個浪漫,把生活過得小資一點。有空聚在一起過週末的時候,老公總會給我送禮物,像CK的鐲子、寇馳的包包、古馳的圍巾,這些名牌他都有買給我。

這些在國內動輒上萬的奢侈品,在西班牙的價格其實並沒有那麼昂貴,像CK的鐲子也才不到200歐元。

都不忙的時候,我們就一起去附近的旅遊景點逛逛。平時我們倆都挺忙,我在僱主家,他在日料店,租的房子我也比較少去,經常是他一個人住。

為了省錢,我和老公只租了個9平米的小房間,房租每月300歐元。

我總愛守在電視機前看春晚,每次聽到主持人說:“我們向全國各族人民,向臺灣同胞、港澳臺同胞、海外僑胞,向全世界的中華兒女拜年啦”,我的眼淚都會奪眶而出......

十幾年異鄉漂泊,我何嘗不想回家呢?無非是想讓下一代過得更好些。每次一想到兒子,我就不覺得有多累了。2018年9月16日,我終於等到了兒子結婚的大喜之日。我給兒媳婦買了國外的項鍊手鐲,還給他們買了一輛轎車,擺了11桌酒席,讓兒子風風光光娶了媳婦。

兒子結婚典禮上,他們從我面前經過時我拍了這張照。

完成了為人父母的任務,我和老公如釋重負,但荷包似乎又空著了。我們本可以安度晚年,但怕70多歲時走不動,生大病沒錢治,思前想後還是決定返回西班牙,再幹三年賺夠養老錢就退休。

誰知,2020年一場疫情突如其來,西班牙的經濟受到了重創。“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浙商僱主家的生意基本垮掉,一家人沒事做都在家呆待著。老闆辭退了僅剩的三名員工,生意依然不見好轉。看著僱主家虧損嚴重,我決定主動辭職,他們也沒有辦法,無奈又抱歉地跟我許諾:“等我們生意好了,再把阿姨請回來。”

疫情期間,馬德里封過幾次城,街頭人也少了很多。

沒了工作之後,我在家休息了幾個月,雖然外面疫情嚴重,但我一不幹活就閒得發慌。到了六月,我實在坐不住了,在網上找了一份為單親媽媽一家當保姆的工作。奈何去了之後,工作範圍大大超出了想象,我既要照顧僱主家的老人,還要照顧小孩,批改作業。

疫情最嚴重時,那位單親媽媽還飛去國外遊玩,後來真的感染了新冠肺炎......

為了一家人的安全,她主動要求隔離。我雖然很害怕被感染,但也清楚她家正是需要人的時候,所以沒有立即辭職,一直幹到她身體康復後才離開。

我在僱主家的小單間,桌子上面有保溫杯和感冒藥,那段時間很注意身體有什麼症狀。

今年1月18日,我突然接到浙商老闆妹妹的電話,說他朋友家的姐姐需要保姆照顧雙胞胎,想請我過去照看。因為是熟人,我便一口答應下來。

他們家的別墅很大,有三層樓,我和老闆娘每天都需要輪流做飯看孩子,我還要打掃三層樓的衛生,每天爬上爬下。或許是歲數大了,身體素質大不如前,我的膝蓋經常又酸又疼。

老公知道後很心疼我,一個勁兒地勸我歇歇。兒子原本不太擅長表達,如今也會打電話關心我的身體狀況,叮囑我盡力而為,不要拿身體去逞能,說他工資雖然不高,但賺錢養我沒問題。

膝蓋疼痛加重後,我去醫院接受了手術治療。

聽著老公和兒子的暖心話,我很欣慰,但我已經像個陀螺一樣轉了一輩子,想閒也閒不下來,還會堅持繼續做保姆。

離60歲還有一年,艱辛的十五年打工之旅就快收尾了。等回國之後,我要好好享受辛苦打拼換來的安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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