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生，我們總是不可避免地談到它的對立面，死亡。世上總有一些不可言說，但又逃避不過的事實，比如死。就像是現代社會的人類，正在參與一場大型的“皇帝的新裝”盛宴——我們為生而狂歡，卻不去談論死，彷彿它就不存在一樣。

但誰也說不清，這個年代既然有這麼多可以延長生命的高科技手段，可人要好好地死，自然地死，卻變成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們沒法迴避，又沒法面對，於是多數人會把終點的決定權，交由醫學、技術和陌生人掌控——我們連自己的死都沒法好好決定。

每個人都想盡力避免死亡，在大陸，一些高端墓地每塊近30萬元，在北京，一些所謂“風水好”的墓地，價格多在每塊15萬元，這價格讓人咋舌。

我們是否思考過一個問題，死亡到底是什麼？

僅僅在兩代人之前，死亡對大多數人意味著：躺在自己家中，慢慢逝去。一般情況下，死亡原因不明，只是被描述成“他活到歲數了”。而今天，大多數現代人會死在醫院。通常我們會以為，死大概是從進入ICU開始，到漫長的停止生命體徵宣佈死亡證明，再到更漫長的處理後事火化下葬為止。

“死亡”已經變成一種決定，即一個人應該什麼時候死亡和應該以什麼認定一個人死亡。ICU正在成為新的生死之門，對患者家屬來說，明知道無望，但依舊要把患者送入其中，就會在道德上得到安慰，這意味著“我們盡力了”。然後，前文提到的那些與錢有關的漫長流程，就開始不容置疑地運轉起來。

為什麼我們不願談及死亡

如今，全新的、臨床上對病理的理解奠定了生與死之間一種從未有過，先前不可思議的關係——死亡成了生命中一個方面，並被生命所包括。它已經在生命和死亡之間，創造了一個模糊不清，又難以理解和想象的地帶。

早在1000多年前，死亡是一種公共事件，而不是像現在這樣是一種家庭私事，隨著19世紀生物學的發展，死亡有了新的審視目光，那就是被看作疾病或者某種自然過程中或者異常情況引起的結果。理解死亡最有力的術語，已經從宗教上的、不可見的、命中註定的那種靈床上的穿越，變成了在疾病過程中醫學上的護理，和最近開始的干預治療。

因而面對死亡，現代醫學的任務從一開始就是極具諷刺意味的：既要理解疾病如何在人體存在，又要否定死亡的力量，儘管這種力量數百年來一直被理解成一種“自然”真理。

當今的重症監護室最常見的一種狀態就是，患者通常是被動佩戴著機械呼吸機的，只能將命運交由醫學、技術和陌生人來掌控。儘管從生物學意義上她還活著，但早已經成了沒有任何獨特的、有目的的生命了。

於是，自然死亡只是一種抽象的文化理想，在一個對醫療干預需求永無止境的社會中，這種願景變得越來越難以維持。

正如托爾斯泰說的：如果我們只知道沉溺於日復一日的日常生活，認識不到人的每一天都是“向死而生”。

我們應該如何面對死亡？

人類總是無法迴避這樣一個問題：應該如何優雅地跨越生命的終點？

正如美國醫生葛文德在《最好的告別》一書所說的：死亡是我們最終的敵人，但這個敵人擁有優勢力量，註定是最後的贏家。在這一場無法獲勝的戰爭中，你不會想要一個戰鬥到全軍覆沒的將軍。你需要的是一個既懂得怎樣攻取能夠贏得領土，也知道無法制勝時如何投降的人，一個明白如果全部所謂苦戰到底則會造成最大損失的人。

孔夫子曾言“未知生，焉知死”，這句話倒過來講同樣成立。但我們普遍都沒有好好審視過生命、衰老和死亡的問題。

當受害不再是個人而是冷冰冰的統計數據時，我們大多人都很難理解大規模死亡的恐怖。

《最好的告別》譯者彭小華曾經與ICU有許多間接的交集，她瞭解到由於大陸長期避諱談死亡，親友出現老人突發意外離世，兒女因為無法得知老人意願，連如何處理骨灰都不知道的情況。

去年有一部電影《別告訴她》，導演王子逸說的就是自己身上的故事，在家人被告知奶奶患上絕症之後，選擇隱瞞了老人，並試圖以一場婚禮為老人帶來“最後的閤家歡”。這就是中國式對於死亡一貫的態度，死亡依舊是華人心中“不可言說”的存在。

我們沒有真正的死亡教育，於是死亡成了房間裡的大象，既然沒法好好談論死亡，更別說有沒有權利決定自己的死亡了。

我們需要的死亡教育，不僅關乎生命、價值，更關乎愛。在年老和患病時，人需要面對最後這一刻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