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合作行為是人類社會得以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但關於合作行為的發生與維持機制一直是懸而未決的科學問題，備受心理學、生物學、經濟學、神經科學等眾多領域學者的關注。

在社會困境研究領域，揭示人類合作行為的動力機制是眾多學者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Science》雜誌為慶祝創刊125年之際公佈了125個最具挑戰性的科學問題，其中第16個議題便是“人類合作行為如何發展與維持？”國外學者在探索人類合作行為的過程中已經取得了巨大進步，但這些研究大多基於個人主義文化佔主流的西方國家中進行的，是否適應於集體主義文化為背景的中國還有待進一步檢驗。

近幾年，探索人類合作行為的演化機制開始進入中國學者的視野，心理學、神經科學、經濟學、生物學等眾多學科的研究人員正從不同的視角探究如何促進人類合作行為。國內學者劉永芳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重大項目“人類合作行為的前沿問題研究：認知的視角”於2015年11月21日在華東師範大學開題，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國內學者在探索人類合作行為內在機制的過程中有了新的突破。

從研究視角的選擇上看，國內學者探究了獎懲設置、不對稱因素、人際因素、人格特質等對合作行為的影響機制。例如，陳思靜、何銓和馬劍虹基於社會規範的激活，採用有無第三方的獨裁者遊戲探究了第三方懲罰對合作行為的影響路徑，此外，還有連洪泉、周業安、左聰穎、陳葉烽和宋紫峰、陳欣、趙國祥和葉浩生等學者也探究了懲罰在社會困境中的表現形式及對合作行為的影響。

也有學者從不對稱社會困境的視角探究社會決策的行為模式，並從初始資源、決策權力和社會身份等不對稱因素對合作行為的影響機制。李艾麗莎探討了社會角色(包括正式場合下的工作關係角色和非正式場合下的人際關係)、成敗經驗和對方態度對合作決策的影響。還有少量研究利用ERPs技術探討了社會比較對合作任務結果評價的影響、識別友好及敵對意圖的大腦時程特點、人際控制感對囚徒困境博弈過程中合作行為的影響。

除了上述針對正常成人群體的研究外，也有部分學者關注孤獨症兒童、學前兒童合作行為的認知特點及培養模式。總而言之，儘管近幾年關於合作行為的文獻數量不斷增長，但因其本身的複雜性、多變性等原因，我們依然無法得到合作行為促進機制的全景圖。傳統經濟學對合作行為的研究主要建立在“理性經濟人”假設的基礎上。

但是，人類通過合作行為所創造的輝煌功績，顯然不全是依賴外部經濟誘因所驅動，尤其是近年來很多實驗室研究證實人類即使在零收益甚至需要犧牲自我利益的情況下，也願意表現出合作行為，這說明促使人類合作行為的動機不僅僅來源於經濟誘因。那麼，從社會認知的視角尋找人類合作的促進因素便成為當前研究的重點問題。

近期，荷蘭自由大學Van Lange教授及團隊基於互依理論和移情理論提出了社會正念這一概念，社會正念是指個體在人際互動中充滿友善的關注、保護並尊重他人選擇的需要，並付諸實際行動來滿足他人的行為。

社會正念有助於滿足對手在互動過程中的自主性需要，增強個體與對手的人際信任，是促進合作行為的重要因素。但由於社會正念理論還處於初步探索階段，其在人際互動中(尤其是在自我利益與集體利益相沖突的博弈過程中)對合作行為的影響機制仍屬於處女地，還有待學者們進一步探索。

研究目的：“如何促進人際互動中的合作行為”是本研究選題的核心思想，因此本研究將基於以往研究的成果，嘗試從認知與情緒兩條路徑，利用基於真實互動的實驗室情境來探索社會正念影響合作行為的心理機制。具體而言，本研究目的主要包括如下幾個：

研究目的一：梳理並歸納社會正念的相關研究

社會正念最早由VanDoesum等提出，近期VanLange和VanDoesum在《Current Opinionin Behavioral Sciences》雜誌上進一步闡述了這一概念，社會正念是基於互依理論和移情理論提出的，主要關注社會互動過程中個體考慮他人需求、洞察他人心理的一種動機傾向。

但由於社會正念的研究還處於初步階段，其理論內涵、結構內容、測評方法、影響機制等都處於探索階段，因此，研究一主要採用文獻研究法來歸納和整理社會正念的相關研究，從概念內涵、實驗範式和影響機制等角度全面介紹社會正念理論，以期推動社會正念在中國進行本土化研究。

研究目的二：初步理清社會正念與合作行為的關係

由於合作行為的產生與維持在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所以揭示人類合作行為的促進機制一直是心理學、經濟學、社會學和神經科學等領域專家試圖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儘管自達爾文、亞當斯密之後，經濟學家提出過許多理論嘗試解釋合作行為的產生機制，但這些理論的“悖論”至今仍未得到解決：若認為人是“理性的”、“自利的”，那麼為何在人類社會乃至自然界中，不管群體間還是群體內均存在著大量的合作行為，而且這些合作行為往往都是以犧牲自我利益為代價的。

為解釋這一悖論，研究者們已從系統中個體的自我抑制、社會價值取向、空間異質性等角度闡述了合作平衡不會因為公共資源的競爭而解體。但就現有的文獻來看，還鮮有研究探索社會正念在社會困境中對合作行為的影響，因此本研究的第二個目的主要是利用公共物品遊戲和蜈蚣博弈兩種經典博弈範式，初步探索社會正念與合作行為的關係，為後續研究提供依據。

研究目的三：從人際信任的視角揭示社會正念對合作行為的影響機制

探究“社會正念影響合作行為”的心理機制是本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基於社會理性的觀點，研究者認為個體在人際互動中做出合作行為主要是為了與主流群體決策保持一致，這是建立社交網絡、增強歸屬感、避免被排斥的有效途徑。然而，一群人合作非常容易受到搭便車者(free-riders)的侵犯。

因此，社會理性研究強調社交中的信任和失信可能導致的背叛威脅的重要性。因此，人際互動過程中，個體可以通過感知對手的可信賴程度(認知路徑)作為合作與競爭策略選擇的依據。而有研究指出，高社會正念行為有助於增進人際信任、降低背叛威脅感知。

此外，根據行為動力學的觀點，個體的決策行為同時受到情境因素和個人因素的交互作用，故個體的特質因素(如社會價值取向)可能會影響社會正念對合作行為的作用過程。據此，本研究的第三個目的在於從認知路徑來檢驗社會正念是否會通過信任關係的建立進而影響合作行為，以及個體的社會價值取向在其中的調節作用。

研究目的四：從體驗幸福的視角揭示社會正念對合作行為的影響機制

除了人際信任，也有研究指出博弈過程中對手的情緒表達以及自己的情緒體驗均會影響個體在社會困境中的合作行為。隨著積極心理學的興起，探究人類幸福與合作行為的關係成為一個新的議題，也是具有重要意義的議題。

幸福給人類生活帶來諸多益處，如增加人類基本動機實現的概率，擁有良好的人際關係、成功的事業和健康的身心，而且幸福感高的人們失業率更低，結婚後生育的可能性更高。

從人際互動的過程來看，作為行為實施者的高社會正念個體傾向於充滿友善地觀察、尊重並保護他人的自主性需要，而接受者由於自主性需要得到滿足會體驗到較高的幸福感，可見社會正念有可能通過體驗幸福間接影響接受者的合作行為。據此，本研究的第四個目的在於從情緒路徑來檢驗幸福體驗在社會正念影響合作行為中的作用，並考察接受者自主性需要水平在其中的調節作用。

結語

本研究認為人類合作是在互動(包括群體層面和人際層面)過程中基於對他人(群體或個體)心理狀態、情緒、行為意圖等認知基礎上綜合做出的決策，除了經濟理性的推動外，個體也可能因為人際信任的建立(認知路徑)、幸福體驗的提升(情緒路徑)等社會理性而做出合作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