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蔡亞楠腦海中總是閃回童年時的片段—村裡的孩子嬉笑著從兄妹倆身邊跑過，“60 多歲的老頭沒本事，買了個傻子打傻子，傻子又生了傻子……”順口溜在嘴裡唸叨了一遍又一遍。她回頭望向哥哥蔡水生，哥哥說不用理會那些嘲諷，“我們學習好，超越他們，讓他們瞧得起。”
2017年“五一”，24歲的蔡亞楠懷抱吮吸著乳頭的女兒，從河南濮陽一家每晚70元的小賓館房內探出頭，矮小的身子後面是42歲的老公。產後不到半年，蔡亞楠的身材還沒有完全恢復，一件寬鬆的套頭衫罩在身上，掀起來便能給女兒哺乳。她的臉上有一雙小而發亮的眼睛，一條辮子懶散地搭在腦後。童年時村裡孩子取笑這兄妹倆的順口溜，幾乎可以講完蔡亞楠一家的故事—她有個患精神病的母親，被拐賣到當地後嫁給了50多歲的父親。哥哥蔡水生在高考前半年，像母親一樣瘋了。等到2013年，正當蔡亞楠在蘇州打工的時候，瘋母親離家出走，兩年後，81歲的父親離世，哥哥被送進了精神病院，診斷為精神分裂症，暴力且力大。
她的老家在濮陽下轄濮陽縣的一座村莊。西北角沒有院牆的孤零零的三間紅磚房裡，僅剩的傢什是兩張木板床，和兩把漆黃又褪色泛青的小木椅。除此之外，只留下滿牆的獎狀。曾相依為命的兄妹倆從小有個願望：治好母親的精神病，讓家庭得到正常的認可。但那些獎狀終未將他們的命運載向光明之地。
這是蔡亞楠外出打工後第四次回老家，給住在縣精神病院的哥哥重新辦手續後，她想再去尋找失蹤的母親。為人母后，蔡亞楠尋回母親的慾望更加迫切。她在“中國人口失蹤檔案庫”中釋出了母親的資訊，還設定了上萬元的酬金。身份特徵中寫到“左手小拇指被鏟畸形，患有間歇精神病”，資訊中還描述了其曲折的個人經歷：“1990年被姓潘的人賣入婆家，當時被賣時懷有身孕，生下男孩被打死，後又生了三男兩女，因貧窮賣的賣，死的死，只剩下一男一女……”賓館昏暗房間中的蔡亞楠急躁難耐，邏輯混亂地表達著家族對母親的種種不公。
父親罵母親“腌臢”、“不檢點”，母親偶爾會還嘴“你不要臉”，父親就拿棍子打她。蔡亞楠和哥哥從未阻攔過，“我們那裡老公打媳婦，這種事兒很常見啊。”而女人，似乎只是被當做生育工具而存在。“在我們那兒，女孩兒就是用來生孩子的……從小我爸就說，他說你只要會生孩子就行了。”蔡亞楠說這話時顯出一副理所當然的樣子，像是認了這與生俱來的使命。母親就是這樣。1980年代末，母親週二榮被拐賣到蔡吉村，村裡人都知道。三堂哥蔡保金也未對此事避諱，“那時候興買賣婚姻，就是買個媳婦一千塊錢。”這是村裡老光棍組成家庭的一種重要途徑。父親蔡春成當年55歲左右，他此前有過兩個媳婦，都離家出走了，週二榮是第三個，那年30歲出頭。蔡保金學著週二榮的樣子在蔡亞楠家雜亂空蕩的門口來回扭動，雙手縮在胸前，兩腳在原地上下交替地顛著，“啥也不會幹啊，光這個勁。”蔡亞楠說母親心情不好犯病時就這樣扭著光溜溜的身子在家裡晃，“我說媽媽你坐那兒吧，別走了，別晃了。不聽。”
週二榮的孃家在陝西安康，大哥周發海在電話中告訴《人物》記者，17歲的二妹在“文革”期間因升學未果成了精神病，有時會把褲子脫了，站到無人的地方，一站就是半天。周發海說她，“不知羞醜”。此前週二榮嫁過兩次。第一任丈夫是老家陝西本地的單身漢，酗酒後家暴，失手打死了出生不久的女兒，又轉過身去打週二榮，她跑回了家。第二任丈夫是個唐山的老實人，體弱多病，兒子出生後，週二榮因不能自理更不能照顧丈夫，被公婆送回了孃家，後來便被人賣到濮陽。
週二榮在清醒時可以準確地說出老家地址。她給老家寫過信，近20年前，母親和妹妹來濮陽看過她，見她已生了兩個孩子，就留她在這裡長遠地生活了下去。《人物》記者根據舊地址找到了週二榮大哥的電話，得知周家與她已經失聯多年。周發海並未對妹妹被賣的事做出評價，只是反覆唸叨著那個時候賣人成風，“她一個神經病，沒得資訊。”蔡亞楠的大嫂和村會計蔡丙端都記得這個“瞎”媳婦來時是懷著孕的，孩子生下來死了。1991年，蔡水生出生。兩年後，蔡亞楠出生，作為哥哥的附屬品。“俺爹經常跟我說，‘你哥將來娶不上媳婦咋弄啊楠楠？’我就說我管。”蔡亞楠知道給哥哥換親是自己的使命，因為家裡沒錢給哥哥娶媳婦，只能用自己出嫁的彩禮去換。母親又懷孕了，正值計劃生育嚴控期間，她被拉到醫院做引產，但孩子出來後是活的，兒子。蔡亞楠和哥哥站在醫院裡看見父親跟一個男人說了幾句話後，弟弟就不見了，村裡人說，那是被賣了。母親生的最後一個孩子是個女兒，沒被送走，蔡亞楠不知道是父親出於對幼女的喜愛，還是因為怕哥哥娶媳婦太貴，她一個人靠不住。但這個妹妹並沒能被留住。母親的病情越發嚴重，小學生蔡亞楠和哥哥用涼水衝奶粉喂妹妹，妹妹的頭卻越來越大，越來越畸形。堂哥蔡保金記得這個小閨女胖嘟嘟的不長牙，軟骨一樣。幾個月後妹妹死了，後來她知道餵給妹妹的是含有三聚氰胺的毒奶粉。隔壁親戚做了個小木箱把屍體放進去埋到了房後的荒地。“我母親總把她搶回來，搶回來抱在懷裡面。那孩子已經死了，她就抱在懷裡面。”蔡亞楠平靜地回憶這個故事，她懷裡正抱著自己的女兒。蔡亞楠印象中，母親曾試圖離開，被親戚發現，父親示意她去把母親拉回來，“你拉不回來你就不要吃飯。”“我就阻止了我母親的逃跑計劃。”蔡亞楠說自己從小沒思想，別人說什麼就是什麼，現在後悔得要死。母親被拉回來後，被父親用鐵鍬打，在地上打滾兒時，被一鏟子鏟折了左手小拇指。小學五年級，蔡亞楠初潮，她不懂，染了一褲子紅回家。“我爸還特別高興，他還給我煮南瓜吃（笑）。”難得講到父親時蔡亞楠是開心的，“他說‘誰月經來了，好事來了’（笑）。”蔡亞楠說現在明白了，可能父親覺得女孩養這麼大終於可以嫁人了。
重擔2012年，蔡亞楠奔赴蘇州打工。那是她開啟另一個世界大門的機會。工廠同宿舍的女孩們又要出去聚餐了，沒人邀請她。“叫她幹啥？她捨得花那個錢？”蔡亞楠從不參與同事之間的聚會，她要省錢。但在蘇州，她意識到少女們是可以為自己而活的，並不是所有人都像她那樣不斷填補家庭的窟窿，“甚至是比我年紀小很多的小女孩，她都可以穿得比我貴，穿得比我好，但是我沒有那個錢。”蔡亞楠口中的“貴”衣服，一百塊一件。蔡亞楠從來不是個快樂的女孩子，在學校和村裡沒有同齡的朋友，也得不到老師的喜愛。她說了很多記憶中的小事—腳踏車胎無故被扎，同齡的小孩不願跟她一起走，在學校座位被安排在一個沉默且身體有殘障的男孩旁邊，老師的冷漠對待—她在人際關係上總是很敏感，覺得別人會因她的家庭情況而針對她。
哥哥蔡水生的經歷與她幾乎一樣，她問哥哥這是為什麼，哥哥總是答：“那咱好好學習，叫他將來看得起。”村會計蔡丙端記得自家兒子比蔡水生小一兩歲，被他帶著一起玩兒過。偷電纜時，蔡水生會先用手背碰一下看有沒有電，“精著，俺那個小兒小時候跟他玩過兩回，但是一般的小孩不好好跟他玩，因為他整個家庭，在這個村為人不好。”沒有隔斷牆的三間房大小的屋子，對兄妹二人有著避難所和戰場的雙重屬性。他們在這裡躲避外界的流言，直面父母的爭吵。父親嫌棄母親此前的經歷：嫁過兩次還懷著別人的孩子被拐賣。幹活回來心情不好時總用謾罵母親來撒氣，“下賤”、“骯髒”、“配不上我”……母親不吭聲，拿根棍子在地上不停地砸，砸出一道坑。蔡亞楠和哥哥很煩，喊他們不要吵，哥哥“就是那種可生氣的樣子”。母親曾試圖喝過洗衣粉，被兄妹倆攔了下來。
蔡亞楠在心裡怨恨自己的父親和家庭，“但是怨沒辦法啊，他是唯一愛我們的人啊。”而這愛的集中體現是“他給我們飯吃”。母親給予的溫暖，是清醒時在夜裡摟著她睡覺，在冬天接過她手裡正用涼水洗著的衣服。蔡亞楠七八歲的時候，父親蔡春成已經年近七十，村裡人說父親該養老了。父親的衰老是肉眼可見的，更何況他從未忘記教導這兩個膝下子女報答自己。
中原油田的抽油機分佈在鎮上的各個地方，蔡吉村裡的村民經常去收集廢油，蔡亞楠說通常要用手把油和糞便分離開，為這一袋百十塊的廢油，村裡人經常起衝突，每當這時，回到家的父親就會跟蔡亞楠兄妹倆唸叨：“你看看，我為了養活你們，我受了多大的屈辱！我受了多大的罪！你們要報效我，明白沒有？別人都瞧不起我，別人給我罪受，你知道嗎？你們要給我爭氣，尤其是你，蔡水生，我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你，你一定要爭氣，你知道嗎？”蔡亞楠在賓館昏暗的燈光下學著父親的口吻。那時候的蔡家除了一臺只能看戲曲和新聞兩個臺的黑白電視機外再無其他電器，兄妹倆的衣服都撿著堂哥家裡孩子們剩下的穿。那時候的蔡亞楠總是穿一身垮垮的男裝，因為家裡其他女孩都比她大太多。村會計蔡丙端記得上學時的蔡亞楠，連同學剩下的泡麵調料包都捨不得吃。學習被兄妹倆視為命運的突破口和被認可的唯一方式。因為聽別人說考上好學校，有政府獎金，畢業後來錢快。獎狀一張張飛向三間磚房的牆上，兄妹倆學習好也在村裡出了名。堂哥家的兒子蔡振國比蔡水生大6歲，小時候也經常被爹媽拿來跟蔡水生比，沒少捱打。蔡亞楠想起牆上一片一片的獎狀，覺得那是一種病態的發展。“我就病態到什麼程度？病態到我不能對不起我爸，我父親這麼辛苦，這麼勞累，我要對得起我爸，我們兩個都是。”但後來她發現，其實這是不對的。
蔡水生被視為家中的希望之星。父親會把攢的錢都給哥哥，讓蔡亞楠去給哥哥洗衣服，說她只是給哥哥娶媳婦的陪襯品，“反正一切以我哥哥為主。”但蔡亞楠說自己與哥哥是知己型兄妹，無法獲得夥伴和家庭溫暖的兩人成了彼此的支撐，相依為命地成長。蔡水生有了錢就會讓蔡亞楠拿去買吃的。蔡亞楠記得清楚，哥哥12歲時就會開澆地的三馬車，13歲已經會幹家裡所有的農活。但同時，蔡水生開始出現輕微的幻聽和幻想，他不停地問蔡亞楠，自己有沒有對不起爸爸。拯救家庭的重擔把蔡水生壓趴下了。考入當地重點中學濮陽縣三中的蔡水生，在距離改變命運的高考還有半年時，輟學了。蔡亞楠記得那天自己在家薅草，哥哥回來用水洗了把臉，告訴她自己不想活了。“我說你為什麼呀？家裡做這麼多事，都是為了讓你有出息，你怎麼能這樣呢？”哥哥說自己活得太痛苦了，不想再煎熬下去了。“我說你怎麼能煎熬呢？你努力學習，你考上好大學，就像爸爸說的一樣。”
放假回家後的蔡水生遲遲沒有返校，班主任如今接受《人物》記者採訪時還記得自己到家裡勸他上學。但蔡水生就白天到學校，晚上到墳地裡站著，蔡亞楠說他這是練膽兒，“怕別人瞧不起他。”幾天後，蔡水生就徹底消失在了校園中。“我受不了這種刺激，我一出門，我就感覺我受刺激。你要麼現在就弄死我，要麼我就不出門。”父親的鋤頭也沒能把他打回學校。蔡水生像鬼魂一樣在屋裡遊蕩的夜晚，問從床上爬起來的蔡亞楠：“我對不起爸爸嗎？我做錯什麼了？”家裡的希望之星隕落了。蔡亞楠也從縣三中輟了學，南下蘇州打工。2013年“十一”蔡亞楠回來時，發現母親不見了，蓬亂的及肩長髮中蹦著跳蚤的蔡水生，像個小狗一樣哈著她，“衣服穿得跟傻子一樣的。”蔡水生瘋了，曾經那些誇他聰明的人，都說是遺傳，說母親也是被他打跑的。二堂哥蔡保墩覺得就連蔡亞楠也不正常，“一會兒一會兒的，說話有時候不經想。”
這個村莊最重要的財富是兒子。蔡振國領記者爬上通往父親蔡保墩家的樓梯時，突然回過身自信地說，“將來這都是我的”，因為他是四個子女中唯一的兒子。四十幾天前，他也盼來了自己的兒子，“我是八年抗戰，才生了一個小（方言，兒子）。”這對他來說太重要了，“那俺老家的傳統都這樣，必須得要啊。”500人左右的村莊，所有男人都姓蔡，同宗同族，分了16門。男丁的數量決定著家族的勢力，“誰家的門子大，誰當支書。”蔡振國的大眼睛滴溜溜轉。“俺爹弟兄仨，還湊合。”一門三四十個男丁很正常，“光俺爹的親表兄弟一二十個呢，到俺這更多。選支書都不用想。”蔡振國的父親蔡保墩是理所當然的支書，也成了這一門的首領。1983年到2005年，蔡保墩當了22年支書。“管著俺這一門啊，俺這一門，誰都聽俺爹的。”包括家中僅存的輩分最大的蔡春成。蔡春成是那一輩人中排行第五的最小的兒子，被蔡保墩和兄弟們喚做五叔。“俺奶奶一個勁生，直到俺爺死了，把俺爹生出來算完球。”蔡亞楠抱著女兒站在哥哥病房外的樹下搖晃著說。父親蔡春成一直跟著他的二堂侄蔡保墩混，2005年71歲的他還跟著這侄兒仨一起打群架，把同村人打成重傷，這夥兒人中最長的被判了七八年。蔡春成因為年紀大而免於牢獄之災，被懷疑為主謀的蔡保墩因不在現場被拘留7天。蔡亞楠覺得父親就像二哥的狗腿子。蔡保墩從坐了22年的村支書的位置上下來了，上臺的村長和支書都是自己的仇家，蔡保墩轉去市裡開起了計程車。村會計蔡丙端說村裡嫌蔡保墩這一門的人霸道，不愛來往，小孩也一樣。1990年代的蔡吉村正是蔡保墩“當政”期間，蔡春成仗勢欺人總要撿最好的廢油，不許別人撿。但他卻依舊是村裡最窮的戶。在這個依靠農業為生的地方，上了年紀的蔡春成已經幹不了太多活，掙下的錢很難維持四口人的開銷。蔡振國覺得自家這一門開始走下坡路，就源自生的閨女多了，“基本上都是倆閨女，俺這一門你看這一回從下坡啊，從俺這一輩，從上一輩，俺爹那一輩就不中，小的少。”蔡振國開始盤算，他兩個姐姐一個妹妹，每一家的孩子都有三四個，但他們只算兒子的數量，“俺大姐家倆小，俺二姐倆小，俺老三家一個小，老四家一個小。”
“那閨女怎麼算啊？”《人物》記者問。“閨女，閨女就那樣唄，算啥，早晚得嫁出去，嫁出去就沒地了。啥都沒有，莊子沒有。”蔡振國的大眼睛又骨碌碌轉了一圈，“小給莊子不？給地不？啥都給。”蔡亞楠覺得這在當地太正常了，村裡十戶有八戶人家都會有兩個以上閨女和一個兒子。初中剛一畢業，閨女就出去在一些不要身份證的小飯店和服裝廠打工，供弟弟。村裡的一家媳婦告訴《人物》記者，和蔡亞楠同齡的閨女也在蘇州打工，但她沒有閨女電話，“俺妮沒有打過電話，她打我就接，不打散夥。”
閨女在這裡最大的價值，就是嫁出去，給兄弟換親。蔡保墩也承認，女兒出嫁收到的彩禮會貼補到兒子娶媳婦的費用上。父親蔡春成去世時，蔡亞楠沒回家，在急於掙錢的同時，她更加恐懼於被自己的堂哥所控制，“回去了，就完了。”怕被像母親一樣“賣掉”，嫁人，換彩禮。按當地風俗，老人過世，起棺時要有人把盆摔得粉碎，給死者在陰間支鍋做飯。三哥蔡保金搶著頂了父親的老盆兒，蔡亞楠家裡的一切他說了算，包括蔡亞楠的婚嫁。
自我蔡保金給父親頂完老盆兒就給蔡亞楠打了電話，讓她抽空回去相親。“就是想把我搞成第二個我媽。”蔡亞楠說。一年多後，在蘇州打工時，蔡亞楠揹著家族裡的人嫁了個比自己大18歲的二婚男人，氣炸了蔡保墩和蔡保金兩兄弟。“咱有兒有女的，咱都60歲的人了，咱給她操這心，費那麼大的勁，給他水生看病。她結婚、訂婚，她都沒跟咱說一句，她那麼看不起咱，咱還管她的事幹啥？”二堂哥蔡保墩告訴《人物》記者不打算再認蔡亞楠這門親戚了，“這個事以後，水生那兒，我一次都沒去過。我不再去了，我很生氣，這個事。”三堂哥蔡保金更是直接，找蔡亞楠老公要錢。他還有兩個適齡的兒子未婚，光彩禮一人就要二三十萬。會計蔡丙端知道，蔡亞楠被蔡保金罵得不敢進村。
走出蔡吉村的蔡亞楠早已不是那個腦袋空空、沒有思想到會伸手阻擋母親離家的姑娘了。到蘇州打工成了蔡亞楠人生認知的臨界點和命運轉折點。在濮陽，圍牆上粉刷的蘇州工廠的招工廣告到處都是，包吃包住，月薪一兩千的待遇讓蔡亞楠動了心，她問了同學，說江蘇那邊能掙到錢。
拿上兩件衣服和一條破了洞的單子，蔡亞楠揣著幾十塊錢坐上小客車一路南下到了蘇州，在一個人才市場上被招進了一家電子廠，做流水線上的操作工。她被安排在了最後一道工序上，組裝零件裝進箱子，再將箱子搬上叉車。第二份工作又被安排成了應為男工操作的燙金，有妻室的小組長總是在教她操作時摸她的手，還想在下班後約她出去。“我就說能幹就幹吧，不能幹我就再找一個工廠。”生產部的文員長得也不漂亮，但化著淡妝的她來找小組長要工時報告單時，卻總是被笑臉相迎。蔡亞楠心裡不平衡，她想，原來作為貧窮家庭的女兒要付出這麼多的代價，原來讀書的女孩地位就高。她常年穿著廠裡發的工裝，腳下踩著那雙帶兩個孔的小白鞋，每個在工廠中穿著自己私服的人都能抓住她的眼球。一套合體、能夠顯出好身材的牛仔套裝曾是蔡亞楠的夢想，可是她捨不得花錢，哪怕在換工作的間隔期，沒住處的她也不願多花一分，而是睡到醫院住院樓的椅子上。“人家錢都能自己花，而我90% 以上都要往家裡邊寄。”那曾是蔡亞楠思想動盪最劇烈的幾年，曾經的對女性的定位在她心中土崩瓦解。她看到蘇州的女人有自己的汽車和房子，穿著好衣服來回跑；可以只生一個孩子，哪怕是個閨女；可以不出嫁往家裡招女婿。蔡亞楠覺得這些女人怎麼可以這麼“大逆不道”？“女人嫁過來就是生孩子，而且要生出兒子的……就天經地義地伺候公婆，把老公哄好……就是所謂的以前的那些三從四德嘛，而且之前我也從來就沒覺得這些是錯的。”蔡亞楠覺得也許父親到死也從來沒想過自己是錯的，“到現在可能我大嫂她也沒感覺到，甚至是我三嫂她們，甚至是我二嫂從來都沒有感覺到，就是自己是處於一種什麼樣的地位。”家族中，二哥一家算是經濟條件最好的，但就算生了四五個孩子，二嫂依然得不到尊重，會被丈夫呼來喝去。蔡亞楠很生氣，為什麼別的女孩子有說“不”的權利而自己沒有？“我比其他女孩子，從小就比別人努力，但為什麼別人有的我全部都沒有？我也是女孩子，為什麼所有的不幸全部都落在了我身上？”她說自己太缺愛了。2013年國慶七天長假，蔡亞楠覺得與其在蘇州花錢還不如回家吃饅頭。花一百多塊錢，蔡亞楠坐了十七八個小時大巴到了濮陽，買了兩袋土豆和幾袋菜回村。哥哥甩著擀氈的長頭髮伸著舌頭像小狗一樣湊到身前，不停說著“楠楠回來了，楠楠回來了。”而父親則準備弄菜吃。“我媽呢？”蔡春成答“不知道跑哪兒去了”。
“瞎”母親不見4個多月了，但電話中，二哥蔡保墩一直告訴她“好著呢”。“走在車站裡面，我想死的心都有。”但是她不能。蔡亞楠回到了蘇州，因為哥哥還在，她還得為蔡水生活。2015年春夏之交，蔡水生已經被蔡保墩送進市醫院，每月費用6300元。父親過世後，三哥又不斷催她回家相親。蔡亞楠不想再重複母親的命運，她想嫁在開明一些的蘇浙地區。但打工時談的兩個工廠裡的男朋友，都在聽說蔡亞楠的家庭情況後，消失了。先是拉黑，然後換號，搬離租住的房屋。蔡亞楠在網咖遇到了正在尋求跳槽機會的現任老公，求職頁面上20萬的期望薪資勾住了她的眼睛，覺得這個人肯定有能力幫助自己的家庭，而旁邊這位離婚不久的40歲男人則想盡快組成家庭要孩子。蔡亞楠想著，“可能這個人醜一點吧，可能這個人老一點吧，但是這個人他能緩解我的燃眉之急。”兩人一拍即合。在丈夫幫助下從二哥蔡保墩手裡拿到哥哥蔡水生的監護權辦了轉院後，蔡亞楠很快懷孕了。女兒的到來似乎改善了夫妻倆的關係，蔡亞楠逐漸上升到了近乎與丈夫平等的地位，在生二胎的問題上兩人有了商量。“我再也不會再做以前的那種女性。”蔡亞楠告訴《人物》記者，她要把女兒培養成可以跟男性有平等地位的女性，“有人格，有自尊，而且就是有自由，有權利，有人權。”
濮陽縣精神病院的大樹下，蔡亞楠一直抱著女兒不撒手，丈夫為給蔡水生辦交接手續跑來跑去。蔡亞楠來接哥哥出去補辦殘疾證，一見面便發現哥哥臉上、脖子上全是抓痕，說是和一個搶他杯子的老頭兒打架了。她覺得哥哥的病情好了很多，眼睛裡不僅有了光，還能正常地跟她對話，不再直勾勾地發愣。醫院住院區的一工作人員曾告訴《人物》記者，蔡水生很勤快，愛幫著幹些打掃衛生之類的活，病情也得到了控制。
蔡水生問妹妹在那邊過得好不好，他向蔡亞楠的女兒伸出手想要抱抱，被拒絕後就一直微笑看著。他喜歡這個繼承著妹妹基因的小生命。直到他看到蔡亞楠的丈夫，眼神出現了片刻恍惚，他質問眼前這個男人：“你這麼老、這麼醜，為什麼要娶我妹妹？”蔡亞楠告訴他，丈夫可以在金錢上幫助他們。“我死了就算了，你幹嘛委屈自己？”
蔡亞楠曾在丈夫建議下報考了南京一所大學的自考本科，學了審計專業，她說應該會在年底畢業。之後，她打算與丈夫開一家公司，“自由，發揮力量，可以從根本上改變我家的尊嚴。”到時候她打算把哥哥接過來做保安。蔡亞楠從未能在家庭的思想牢籠中掙脫出來，她總是在回想過去，想給自己的命運找一個答案，但好在，女兒降臨後，她對自己的生活有了新方向。蔡水生曾告訴《人物》記者，他很擔心妹妹，說她太脆弱了，怕應付不了這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