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說：順境不惰，逆境不餒。以心制境，萬事可成。

有時候人類社會的苦難與逆境是突如其來，有時又是稍縱即逝。“十年動亂”的特殊年代，是非顛倒，人心渙散。苦難總是縈繞身邊，讓人壓抑到無法自拔。

40年前，著名導演吳貽弓用《巴山夜雨》這部影片描繪了一個在傷痕歲月裡，不同人物的困境遭遇。

一部從重慶開往武漢的輪渡上，幾個各懷心事的人共處一室。他們是以莫須有罪名被關押了六年的詩人秋石，由專案人員劉文英、李彥秘密押送，前路凶多吉少；面善老大娘的獨生子在武鬥中喪生，她登船是為憑弔兒子亡靈；年輕的農村姑娘杏花被迫“賣身還債”，眼淚汪汪想著心上人。每個人都是有故事的人，然而在方寸大小的船艙內導演又讓遭遇逆境的人物瞬間重獲新生，邁向光明的彼岸。

影片開場，導演用長鏡頭記錄了兩男一女過橋，他們神情凝重，心神不定。而一個解手銬的動作，讓觀眾迅速明白了戴手銬男人的屬性。他是一個罪犯？究竟是何原因要戴手銬？他們三人究竟是什麼身份？為什麼神情如此沉重？沒有人知道這種懸念式的開場，最終會呈現怎樣深度的劇情。

在一個顛沛流離的特殊年代，沒有人會過度詢問與打探彼此的境遇。所有的人都對社會充滿著疑惑和迴避，哪怕是一個善意的眼神也會讓彼此產生威懾力。這種威懾力會讓人和人之間迅速產生距離與防備。

登船進入船艙後，同處一室的小青年一眼認出了詩人秋石，但秋石卻神情凝重不願承認詩人的身份。押送人劉文英面目嚴肅的觀察著周遭所有的人，尤其橫眉冷對的看著前來搭訕的小青年。另一個押送人李彥坐在床上背靠牆，老謀深算的眼神示人。兩個“典型時代烙印”的工作人員，在方寸的船艙內顯得格外令人厭惡。所以，開場時三人的身份就顯而易見了。

杏花和男友在登船前的別離

影視作品中，反面角色總是令人嗤之以鼻、心生厭惡。他們傲慢、尖酸、刻薄甚至有些想要吞噬所有善良人物的野蠻行徑，讓觀眾壓抑和憤怒。當時飾演反面角色劉文英的就是著名演員張瑜，她將特殊時期那類顛倒是非的人物刻畫的入木三分，是居高臨下的敵視也是不盡人意的野蠻。就連秋石在餐廳用餐時對他高度監控都是充滿無聲火藥味，試想那個年代無處不在的被管制、被懷疑和被汙衊。沒有人生自由的悲涼和恐怖，在詩人秋石眼神裡都得到了詮釋。

秋石是善良的？劉文英、李彥是可怕的？其實在這部傷痕題材影片裡，並沒有絕對的惡人和反面角色。只是相對於善良的詩人，面目猙獰的押送人是敵意的。而秋石一定是善良的，在農村姑娘杏花因為悲慘遭遇而選擇跳海自尋短見後，秋石奮力營救，才是人物正面形象最好的深華。一個前途與生死都未卜的落魄詩人，在面對同是天涯淪落人的善良杏花走向絕望時，都願意伸手相助，把生死置之度外，在特殊年代裡都是一種寶貴的力量和精神。

秋石將她救上岸後，講述了自己和妻子柳姑的愛情故事，獲救後的杏花聽後重樹生活的勇氣。她明白了自己內心世界的初衷，在船停靠岸時返回了故鄉。那種重獲新生的喜悅是這個船艙裡每個人都感同身受的。

這種暖意的感受與蔓延是與開場人和人之間彼此距離感的一種反差。

秋石回憶講述與妻子柳姑的愛情故事

彼時橫眉冷對的押送人劉文英，也產生了一種真情流露的本質。她的本質不是惡人，也因為特殊時期的時代背景造物弄人，讓曾經善良的人戴著失去判斷真偽的假面具求得生存。劉文英明白了一切，但欲說還休。內心的慚愧內疚和表面的故作淡定都形成一張無形的網，是矛盾的也是激烈的。最終，內心的善良戰勝了罪惡，劉文英釋放了秋石。

這種情緒的轉變是煎熬的，更是如排山倒海般的充滿矛盾。雖然寬熒幕，表達上只是稍縱即逝，但真實存在的感受卻是刻骨銘心。

小娟子唱起“蒲公英之歌”

此時歌唱蒲公英的歌聲響起，畫面的另一邊是正直的民警老王找到了秋石從未謀面的親生女兒小娟子，父女相認的畫面讓方寸空間都佈滿了淚花與感動。是劫後重生的喜悅還是親情流露的感動？只有經歷過那個年代風餐露宿、顛沛流離、非黑即白的善良人才會感同身受。

影片的結尾，李彥接過劉文英遞來的手銬，扔向了江海。一切都會轉危為安的，一切都是充滿美好的。這裡沒有真正的反面角色，只有被時代物化的“反面人物”。我們對秋石哀其不幸，但最終因為善良的人是可以善終的這條定律，讓大家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一片完美的結局。這不正是電影觀眾最期待的“充滿生命微光的烏托邦式結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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