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資本得不到快速變現的那個結果，它會很快的離開這個行業的。那剩下的我們這些吭哧吭哧在這個行業裡工作的人怎麼辦啊？”
“周迅說她也不喜歡‘包裝’自己。我們可能還是那種比較老範兒的人。總覺得只要你有本事就沒有問題，是金子總能發光吧。”
“現在大家好像商業化思維太重。我是覺得做事還得踏踏實實地做專業相關的事，但有的時候需要擴大自己的影響，這個好像就走歪了。”
準確地說，祖峰四十五了。
他坐在沙發上，身體比蜷縮要直一些，比挺直又曲一些，像是一個拉長的寫字母C，一直保持了一個多小時。
始終的，還有他的雙手，不停地鼓搗著，要麼是指甲，要麼是衣服上的一根帶子。
“你很緊張嗎？為什麼手總有這樣的小動作？”我問。
“不緊張啊。”他脫口而出卻聲音不大，“我平常聊天也這樣。”
抑鬱嗎？
10月31日晚上7點10分，蘇寧影城的大廳，《六慾天》的海報四處可見，影城的員工或在為接下來幾個小時的工作而穿梭於燈火闌珊之處，或在櫃檯不時應對著前來詢問影片的顧客，儘管大部分人是到影城所在商場吃飯的，有的嘴裡還咀嚼著一個包子，或者一個煎餅。
距離這部影片上映，不到24個小時了。
休息室裡，這部影片的導演，也是主演，祖峰，還在等待化妝師的最後一道工序：打摩斯。“我現在淨是白頭髮，都在頭頂上。”短髮的祖峰一樂，皺紋便在額頭與眼角間“漸隱漸現”起來。
除了髮型，休息室裡的祖峰與電影《六慾天》裡的祖峰形象沒有太大反差，甚至衣著的風格。真的區別在於眼睛——電影外的祖峰，雖然帶著眼鏡，但是眼睛鎮定有神；而影片裡的祖峰，眼睛迷離無神。
《六慾天》是祖峰導演的第一部影片。它講述了一個發生在長沙的故事：因前女友自殺而患上抑鬱症的警察阿斌，在調查一起刑事案中，根據被害者姐姐李雪的夢境，分別在樹下和江邊找到部分碎屍。警察阿斌的上司李磊懷疑李雪和這起案件有密切的關係。案件偵破中，阿斌發現李雪和他一樣，都有段無法坦言和直面的過去，兩人漸漸理解彼此，相互幫助。
影片雖然以一起刑事案件為依託，但真正表現的卻是一種深陷於抑鬱卻又試圖擺脫它的生活狀態。問題是，祖峰如何去把握那種抑鬱狀態呢，不僅僅是阿斌這個劇中人，也包括影片整體的風格。
“你抑鬱過嗎？”我問。
嫉妒嗎？
“你七幾的？”祖峰問我。
繼而，他說：“我七四的，我剛到四十的那幾年，很抑鬱。”
“一般人的壓力都會有，雖然可能我的經濟方面會好一些，但生活、家庭、責任，等等，各個方面都還是會感受到一種壓力。”祖峰說，最大的壓力還是來自於“職業的評定”。
“那些年是這個行業最不好的時候。”祖峰聲音很輕，但看了我一眼，“現在都說演員的春天來了，但三四年前，包括四五年前並不是這樣的。”
在祖峰看來，那是一個“特別唯流量的時代”，很多的製作單位看的是“漂亮的面孔”，似乎演技這件事無關緊要，“這就讓我感覺上不是太舒服。”
“是因為看到別人很‘紅’所產生的一種嫉妒嗎？很多人都會覺得這個圈子充滿了嫉妒。”我問。
“嗯……也不是。”祖峰語速沒有變化，“只是覺得網際網路蓬勃發展，有大批的資本進入這個行業的時候，把這個行業攪亂了。”
“你說這話不怕把‘大量資本’得罪了？”我問。
“那怎麼辦呢，你說。”祖峰說，“你想若干年以前，所有的影視公司都在說上市，然後確實也有很多影視公司上市了。但其實效果並不是很好，業績給他們帶來的壓力會造成產量增多了，精品量下降了。我是覺得影視產業它是一個創意產業，不是說給你兩年的時間你就能做出一個東西來，有的可能得孵化很長時間，它真的可能得需要靈感。所以很多專案就趕緊運作，趕緊回收（成本）。包括IP炒得也很熱，因為快嘛。”
“整個行業的氣氛是很蓬勃。”祖峰繼續，“但是你能感覺出來泡沫已經很膨脹了。”
“虛胖囊腫？”我說。
“對。”祖峰說，“你想如果資本得不到快速變現的那個結果，它會很快的離開這個行業的。那剩下的我們這些吭哧吭哧在這個行業裡工作的人怎麼辦啊？”
沒人找你嗎？
“人很難在面對那樣的熱錢的情況下能有這樣的思考，你為什麼會思考這些，因為沒人找你嗎？”我問。
“也不是，很多人找我，但專案不成熟。”祖峰舉了一個例子。一家公司找他拍片，劇本計劃是四十集，已經寫了兩年，寫了十幾集，聲稱馬上就要開拍了。“這事兒不能幹啊。”祖峰的語速快了。
“你說這劇本他兩年都沒寫完。開拍剩下這倆月你說他能把後二十集寫完嗎？這一定會造成品質問題的。”祖峰解釋他為什麼拒絕。 “也不是我一個人會有這樣的想法，行業裡很多人也會這樣想。這樣倉促的劇本，會有很多硬傷，故事邏輯、情感邏輯……你怎麼去扮演這個人物呢？你連自己都說服不了。你一睜開眼睛，就看到那個劇本，在那個創作環境裡，其實很痛苦的。”祖峰說。
會嗎？
步入四十歲的祖峰不得不去思考“這個如何更長久”的問題。思慮過多，他陷入了情緒低落、沒有活力的抑鬱狀態，“不願意社交，好比朋友說誰那兒有個局什麼的，打電話……完全不願意去。”
祖峰希望用興趣愛好擺脫這樣的狀態，例如和一群編劇和大學同學踢踢球，又如打打網球，最主要的是抄書寫字，“我從大學就開始寫書法，這些年更多了一些”。在那段特別難熬的“情緒”日子裡，他每天上午都用來幹這件事。“抄書的過程也是讀書的過程，大學的時候雖然也讀書，但是太少了。”
那段時間裡，拒絕社交的他，面對找上門的“活”，變得特別地挑剔，為此也得罪了一些人。“確實人家找上來，你拒絕了，人家就不再找你了。”祖峰說。其實，演《潛伏》成名後，祖峰原本會有更多大“紅”的機會，但他提到的卻只有2014年拍的《北平無戰事》，這一部片子而已。
祖峰說他也一直拒絕宣傳自己。除了配合片方做的必須的作品宣傳以外，他一直拒絕關於他個人的專訪或者宣傳。“因為我覺得所有的這些有點像誇大其詞，吹牛逼”。說了一句髒口以後，祖峰又恢復了平靜，“就像經紀公司包裝一個演員，感覺像把這個產品說得特別好，有銷路，我就覺得特別的那個……”
“特別的不自然。”祖峰不自然地笑了一下。
其實“不自然”的不止祖峰，他提起了好友周迅。在一個劇組裡，他和周迅也聊起了關於“包裝”的事情。“周迅說她也不喜歡‘包裝’自己。我們可能還是那種比較老範兒的人。總覺得只要你有本事就沒有問題，是金子總能發光吧。”他又笑了一下。
“現在感覺這觀點可能不行了。” 他乾笑了幾下。
祖峰說自己也一直在慢慢調整自己的這種認識和心態，“其實，還是有很多關心你的人需要知道你，讓別人知道你並不是壞事。”
但是他話鋒又一轉：“現在大家好像商業化思維太重。我是覺得做事還得踏踏實實地做專業相關的事，但有的時候需要擴大自己的影響，這個好像就走歪了。”
“會嗎？”他看了我一眼。
找到門了嗎？
這樣的一段“抑鬱”經歷讓祖峰看《六慾天》劇本時有了一種感同身受，但這只是他喜歡這個故事的一個重要因素，而不是全部。劇本里所體現的關於“孤獨”的命題，關於如何“自我救贖”的探尋……這些都是他決定參與這部影片的原因。
起初他只是演這部電影，但想完整地去傳達這個故事的含義，並不是演員這個工作所能完成的。製片方鼓勵他做導演，可是他猶豫了。因為導演工作太麻煩，他不得不去獨立地面對各個主創部門，各個演員，還有具體的事務性工作，包括和製片部門研究拍攝進度，甚至於天氣情況也不得不去考慮，“太繁瑣了，演員多單純”。
製片人對他說不用去考慮創作以外的事情，那些事情由他來解決。於是，祖峰開始琢磨導演這件事了。2017年在一個劇組拍電視劇的時候，他正好有空閒可以冷靜的去分析劇本，大概地想了幾場戲，大概地能夠找到一個方向。下了劇組後，他對製片人說“好，我決定了自己拍了。”
從拒絕到接受，祖峰的轉變並沒有像任何一部電影那樣必須有一個改變命運的故事或者情節，但確實有一道打通思想的“門”。“之前電影怎麼拍，感覺始終沒有一個門路。後來找到這個門了，就敢答應了。”祖峰說。
與電影對話的門找到了，但與攝製組人員溝通的門找到了嗎？
“我特別害怕現場氣氛特緊張得那種。”祖峰說他不喜歡那種習慣在現場罵工作人員、甚至連攝影師都罵的導演。在他看來，這樣的導演會讓緊張的情緒像一種波似的蔓延著，影響每一個人的工作，從演員到攝影師。
祖峰並沒有被導演罵過，但遇到自己實在看不下去的情況時，他會上前去勸一下：“哎呀，不要把這事弄那麼嚴重”，另外他心裡頭也會偷偷地想：“下回別再跟這導演合作了……”
“這要真遇到藝謀導演、凱哥導演這樣的大導演可怎麼辦啊？”我笑問。
“那怎麼辦，那就不做了唄。”祖峰做了一個怪表情，然後幽幽地說，“其實，像他們這種真有本事的、好的導演不會這樣的。”
“所以我就希望現場不能有這樣的氛圍，我希望給每個人一種安全感。”在現場，他跟每一個人溝通的時候，說話永遠保持著柔和的低沉的語調，就像現在面對專訪的時候。
他說自己找到了溝通的法門——“換位思考”。
慾望呢？
儘管名字叫《六慾天》，但是在燥熱的六月裡，卻看不到一場“激情”戲，甚至吻戲，只是偶爾的能夠看到一條廢棄的胳膊，刺激一下觀眾的神經。
“原本有激情戲的安排，但後來給剪掉了。”祖峰說圍繞我們的慾望方方面面，求生欲、食慾……這些都是慾望，“不光是情慾”。
沒有直接展現情慾的橋段，也沒有血腥的暴力場面，甚至於沒有一眼便可看穿的風格化鏡頭，在這樣一部“無慾”的影片背後，是祖峰迴歸傳統電影表達方式的嘗試。他希望用冷靜、常規的鏡頭語言，最大地發揮演員的表演，從而將觀眾帶入一個能夠冷靜思考的電影敘事世界之中。
他希望在鏡頭內部，觀眾可以看到兩種生活態度，一種是屬於他所演的主人公阿斌的那種，永遠活在過去的陰影裡；還有一種是像阿斌的同事偉哥那樣，活在當下，當斷即斷，不會沉浸在痛苦之中，“活在當下的生活態度也挺好的”。
“不是‘也挺好的’。”祖峰調整了說法，“就是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