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有無限可能。

作者 | 連然

許慧晶有時候會覺得自己像《棒！少年》裡的小雙。15歲之前，他都生活在山西臨汾的一個鄉村裡。作為一個紀錄片導演，他持續地拍攝鄉村，關注底層人物的命運。因為那是他的來處。人得先弄清楚來處為何物，弄清楚自己，才能關照到更大的世界。

透過拍攝去關注上一輩，上上輩的境遇，他要搞清楚自己是從哪來的，要搞清楚地域文化是怎麼影響自己，“我實際上是在解決自身的問題。”許慧晶小時候聽媽媽說過，按政策的話，他是一個不應該出生的孩子。2013年，他拍攝的《媽媽的村莊》，就是關於生育的深重故事。

在30歲以前，先解決了這些問題，才能夠跳出自身經驗與地域文化，去關注一些更廣泛的議題。賈樟柯說的那句，“只有離開故鄉才能獲得故鄉”，許慧晶就很喜歡。

父母那一代的兄弟姐妹很多，家族裡很多人在一起生活，熱熱鬧鬧的。那是他記得少年時期比較幸福的回憶。但在許慧晶那一代，他們面臨的就是另一種生活了。上世紀90年代末期，國內煤炭市場低迷，山西省經濟滑落至全國倒數幾，許多人開始外出務工，謀求新的生路。

許慧晶出生於1984年，他的發小多數在外打工，小孩留在家裡面。在他還是小孩時，小孩還會覺得家長外出打工很新鮮，家長會時不時往家裡寄點好吃好玩的東西，這樣的小孩會被羨慕。但當他們這一批成為家長之後，他們的小孩中，已經變成了誰的父母在家待得多，誰才會被羨慕。

許慧晶說自己是一個挺無聊的人。也是因為無聊，才有創作欲，才有去持續體驗別人生活的慾望。他對很多東西沒有慾望，生活通常很簡單，工作佔據大部分，愛好是看電影，“無聊的人就是自己沒什麼意思，所以希望接觸更多有意思的人。”

《媽媽的村莊》

從2005年開始拍攝紀錄片，到2017年籌備《棒！少年》之前，他的紀錄片生涯中的瓶頸早就出現過了。在拍完《媽媽的村莊》後，他不想做了，他覺得無聊，看不到意義在哪裡。去報社待了幾天覺得沒意思，又去做了一年多生意還是覺得沒意思，就又拍了一部，但拍完之後還是沒有產生什麼可能性，索性他不做了。

他當時對紀錄片產生一種懷疑，不知道做下去的意義在哪裡，也找不到持續創作的動力，想不明白為什麼要做，做完之後對自己沒什麼用，對拍攝物件也沒什麼用，就只是在影展上放映一下就消失了。

2017年，周浩給許慧晶介紹了一份工作，《棒！少年》產生的可能性由此而來。之前那些年，不同地域的拍攝，讓他解決了自我認知的問題。到了《棒！少年》，他的創作視角正在轉向關注同齡人與下一代。

那時許慧晶已為人父，為了孩子的上學問題從北京南遷至廣州。從一個年輕人，變成一箇中年父親，身份發生了轉換。

“體育運動”是他找到的切口，運動在拍攝方式、拍攝形態、視覺呈現上都有許多可能性，天然會吸引到觀眾。後來機緣巧合，他知道了孫嶺峰的強棒天使隊，隨之興奮了起來。這個群體裡的故事，既有體育的“外殼”，人物背景也都具備張力。

孫嶺峰（左）與許慧晶（右）

強棒天使棒球基地由國家棒球隊前隊長孫嶺峰和他的師父、中國棒球協會青少年委員會前主任張錦新等人在2016年年初聯合發起成立。基地裡的少年，多是各地鄉村之中留守的困境兒童。

孫嶺峰選擇這些孩子來到基地，是想透過專業的棒球培訓為他們贏得光明的職業前途以及全新的人生。他曾在採訪中說過，“面對任何一項運動，所有人的機會都是平等的，放眼全球，80%以上的體育明星都是貧困家庭走出來的。‘窮孩子’們身上有一種‘衝勁兒’，他們應該有這樣一個機會改變自己的命運。”

當初去到基地第一次拍攝，小雙眼神裡的憂傷讓許慧晶印象很深，但只有他還不足以支撐影片。直到第三次拍攝，刺頭兒一樣的個性生猛的馬虎出現了，他試圖打破基地的規則，這種衝撞也成為了串聯影片的線索。

導演與小雙

在許慧晶眼裡，小雙有點代表著中國人裡沉默的內斂的大多數，自己也有點像小雙，而馬虎則有著高度的外張性與包容度。兩人性格中的反差與張力讓他們自然成為電影中的雙主角。

他試著去理解這些小朋友。儘管這群少年來自處於不同困境之中的家庭，現實是殘酷的，但他們正處在很天真的年齡中，看很多事還是孩子的視角，“那個年齡段，他就應該是一個很開心的年齡段，精神世界是豐富多彩的，很夢幻的，對現實的很多東西還不是太接觸的那樣的一個狀態。”

馬虎

所謂少年不識愁滋味。來自原生家庭的真正的影響，可能會在這群少年成年後，真正走入社會後才會更加凸顯。

他在拍攝中儘量剔除成人化的理解與視角，不去管他們的出身、成長環境，而是清空自己三十六歲的心，退回到十幾歲左右，持有一份天真去理解與感受。在現場時他不停地調整，不停在提示自己不要越過界限，不要把自己的想法跟表達的東西附於拍攝物件。

在後期剪輯時，要做到在小朋友的立場去思考問題，剋制顯得更加重要——得理解拍攝物件，基於現實並且尊重現實，才能做到比真實還要更真實本質的東西，而不是隻是表面地呈現真實。

許慧晶說，從700多個小時的素材裡剪輯成108分鐘，像一個高度提煉的過程，素材是經過挑選準備，人物關係、結構、故事走向與現實參照都需要照顧，但並沒有製造或是扭曲現實，只是提煉。

人是具體的，事件是抽象的。理解從拍事情到拍人，許慧晶經歷了快十年。他跟廖慶松合作了三次，前兩次廖慶松都說他是在拍事情不是在拍人，人物多是為事件服務的，直到《棒！少年》的這次，終於是在拍人。所謂的事件與背景都是為人物服務的，是透過人物去講故事，而不是去面對事件本身。

但是做了紀錄片這些年，似乎許多問題還是很相似，沒什麼變化。資金缺乏、產業小、受眾小，都還是問題。“只是不同的時期大家在做事的時候需要的基礎不太一樣，但是你面臨的問題是一樣的。”

好在一開始，《棒！少年》有想象傳媒的支援，保證了專案在初期的運轉；中期時，壓力逐漸增大，需要再找到一些合作方來支援，在他們參加的第一個提案大會CCDF（華人紀錄片提案會）上，《棒！少年》拿到了許多獎項，愛奇藝高階總監齊康對這個題材很感興趣，兩方開始接觸，談合作。當時也有其他家投資方表示了想要合作的意願，而愛奇藝對內容的認可度與推進效率都很高。

《棒！少年》是今年豆瓣評分最高（8.7）的國產片，首映那天，電影排片比1.1%，日票房50萬，10天后，票房572.2萬。許多人被打動，也有人質疑紀錄片的煽情問題。對於種種說法，許慧晶覺得“都特別好，沒別的”。

記住

透過拍攝製作這部電影，許慧晶解決了自身的身份轉換問題，也完成了拍事到拍人的轉換。無論如何，他已經完成了自己的目標。少年們的命運被更多人看到與關照，有了改變的可能；而導演自己的命運，在他決意跳出自身所處的地域與文化開始，也走向屬於他的方向。

許慧晶的下一部紀錄片還是落在鄉村議題的框架裡面，他想選擇不同的身份的人，不同的性別，不同年齡段的人來拍攝記錄，最後做成一張“紀錄的網”。他也會持續的去做鄉村為背景的紀錄片，題材始終會與鄉村相關，或者落在城鄉結合處，連結鄉與城市。

下一步紀錄片講的是一個大院子弟出身的40多歲的中年男人，從日本留學回來之後，在東北長春郊區搞了40多公頃的鹽鹼地，自己種大米賣大米，收養很多動物，二十多隻不同品種的狗、三隻狐狸、一堆貓、一堆豬羊、一堆鴨子、一堆鵝……他和妻子、兒子就在那裡，跟一群動物一起生活著。

隨著人群的遷出與遷入，人跟土地的關係不斷在變化。這個中年男人的生活也有一種新的人與土地的關係。

-“為什麼會持續地做鄉村的紀錄片？

-因為我的來處在這裡。”

許慧晶是到上初中的時候，到12歲、13歲左右突然喜歡上畫畫的，“你可能不知道，我們當年連美術課都沒有。所以人生是不能去界定它或者不能去設想它的，因為它是有無限可能的，只不過是我們需要一些機會，有時候它也是像冥冥註定的一些東西，並不是說你很多事情我想去怎麼樣、或者你想去怎麼樣，那不行的。”他說，人生是有無限可能的，只不過是需要一些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