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1日晚，編劇餘飛、宋方金等人在微博上釋出了111位編劇、導演、製片人、作家的聯名信，點名有抄襲劣跡的郭敬明、於正屢屢以導師、嘉賓的身份出現在各種節目中，進行話題炒作，這種一切唯收視率論、流量論的做法引起了相關從業者和社會各界的反感，呼籲立即停止對這些“劣跡從業者”的宣傳炒作，對相關節目做出修改調整，不給抄襲剽竊者提供舞臺，將他們從公眾媒體中驅逐出去。

唐朝柳宗元看過《文子》一書後寫了一篇《辯文子》，其中有言：“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管輩數家，皆見剽竊，嶢然而出其類。”指出該書都是本自老子，摘抄各家文字輯合而成，第一次用了剽竊一詞，帶有明顯的貶義。千年之後，百名從業者聯合發表了一封公開信《抄襲剽竊者不應成為榜樣！》，同樣用剽竊一詞指責兩位明目張膽的從業慣犯帶壞了風氣，有些節目更是請此二位當了導師，更是為了收視率連廉恥都顧不得了。

其實剽竊事件古已有之，並且屢見不鮮，不但包括文章，像畫作、瓷器、雕刻的藝術品，甚至建築剽竊事件都時有發生，今天追溯一下歷史上那些有名的剽竊事件，有些比現在的文人相輕的爭吵還要精彩。

先說讓人驚掉下巴的“因詩殺人”的千古公案。《大唐新語》記載：“劉希夷，一名挺之，汝州人。少有文華，好為宮體，詞旨悲苦，不為所重。善掐琵琶。嘗為《白頭翁詠》曰：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既而自悔日：我此詩似謝，與石崇“白首同所歸”何異也？乃更作一句雲：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既而嘆日：此句復似向謙矣，然死生有命，豈復由此！乃兩存之。詩成未周，為奸所殺。或雲宋之問害之。”後來韋絢在《劉賓客嘉話錄》中描述的更為詳細，連殺人的細節都寫出來了。為了竊取兩句詩的原創，連親外甥的性命都要了，多麼駭人聽聞啊！

魯迅先生在他的《漢文學史綱要》一書中稱讚《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我們每個人都知道沒有節選《史記》作為範文的語文課本必定是不完整的，但是大名鼎鼎的司馬遷也完美地借鑑了前人的成果。比如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司馬遷寫到臨死前的秦二世，和趙高的女婿、殺手閻樂的對話，秦二世為了活命一再委曲求全，從丞相到郡王再到萬戶侯，最後甘願當個普通百姓都不成。讀過《左傳》一定會馬上回憶起齊莊公之死的情節，歷史是何其相似，難道真的只是巧合？齊莊公被崔柕圍困也同樣是一再降低要求，最後求之不得而被亂箭射死。這故事情節是抄襲還是完美借鑑？到如今很多影視作品的橋段都令人審美疲勞了，但換一種方式，人們依然津津樂道，所以這是急功近利的人最好的捷徑。

《大宅門》《大法官》《大染房》《大工匠》《大追捕》《大馬幫》《大敦煌》《大浴女》《大祠堂》《大西遷》《大生活》《大營救》，如果你的記憶力足夠好，影視作品名字相似的太多了，一般都是收視率高的作品之後，便會雨後春筍般出現一堆。古代也有類似的事情，最著名的應該是西漢枚乘寫的《七發》，這是千古名片，之後一些跟風者競相模仿，前後有《七激》《七興》《七依》《七款》等十五六篇，這是流傳下來的，沒有記錄的更是多不勝數。

古人也早已注意到了文章抄襲問題，並對其進行了理論總結。針對詩文抄襲的不同情況，詩僧釋皎然在《詩式》中將詩文抄襲劃分為“偷語”、“偷意”、“偷勢”三類，實際上是將剽竊劃分為三個層次：一是簡單的文字剽竊，是比較低層次的，容易識別和判斷；二是語言意境的剽竊，主要是寫作手法和語言技巧的模仿，經過比較也還好識別；三是思想內容的剽竊，這是高層次的，僅從文字比較是無法識別出來的，必須對其思想內容有準確的把握。這是我國曆史上第一次從理論上對剽竊行為進行歸類和總結。

其實國外的剽竊行為相對來說更是有過之而不及，伏爾泰在1765年出版的《歷史哲學》中專門談到編年史的歷史學方法時寫道：“無可否認，世界上最古老的編年史是中國的編年史。中國的這些編年史連續不斷，詳盡無遺，撰述嚴謹，沒有摻雜任何神奇的成分，而且全都以天文觀察為依據。”從1504年起，哥白尼已在波隆那獲得雷喬蒙塔納斯的《星曆錶》和《天文學概要》，雷喬蒙塔納斯的《星曆錶》和《概要》抄襲了鄭和的《星曆錶》，而鄭和的《星曆錶》則以郭守敬的《授時歷》為基礎。這就是“西曆”的來歷。

作為中國古代著述文化的一種客觀現象，剽竊具有悠綜上所述，作為中國古代著述文化的一種客觀現象，剽竊具有悠久的歷史。它一方面嚴重地侵犯了作者的署名權和作品完整權，但另一方面，它也促進了著作權保護意識的萌芽和覺醒。它與中國古代著述活動中的代著、作偽、盜版等行為一樣，也是孕育中國古代著作權關係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