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和七天的時間》講了重慶的一個小山村裡，

已經生下四個女兒的媽媽，

第五個孩子即將臨盆，

她將因為這一次分娩而死去。

懷孕中的媽媽

影片用疏離而冷靜的眼光審視了她入土前的最後七天，

一次次步行，一次次吃飯、一次次告別，

貧窮閉塞的山村，長年在外務工的男人，

虔誠追求兒子的女人，

相依為命長大的女兒們……

影片入圍威尼斯電影節和釜山電影節，

在今年10月的平遙影展上獲“費穆榮譽最佳影片”，

法國《電影手冊》主編盛讚此片不僅是“中國鄉村編年史”，

而且片子“對純粹和極簡的追求”，極具“啟示性”。

主人公小鹹（右）和兩個妹妹

11月，我們在深圳採訪了此片導演李冬梅，

電影高度復原了她本人的真實經歷，

12歲時母親因為生育突然去世，

27年後她才從打擊中稍稍復原，

“這不止是一部電影，

我終於和母親好好做了個告別。”

自述 李冬梅

撰文 宋遠端 責編 石鳴

《媽媽和七天的時間》用134分鐘耐心地講述了一個村莊裡的七天。七天裡面，發生了三次死亡，兩次出生。人們每吃一頓飯，每走一段路，都被如實反映在真實的電影時間裡。片中的女主角叫小鹹，是家裡的大姐，12歲左右，二妹8歲，三妹3歲多到4歲，四妹寄養在別處。小鹹的爸爸在外打工，常年不在家，媽媽為了生兒子，又懷了孕。影片開始時，家裡的第五個孩子即將出生。媽媽無暇顧及女兒們，三姐妹相依為命，小鹹除了自己上學，在年幼的妹妹面前，也會無意識地承擔一些母親的角色。

主人公小鹹

片子從住校的小鹹週日回家開始，一家人平平常常一起吃飯，吃完飯後，媽媽大著肚子把她送到回學校的路上。

然後時光一天一天流逝。小鹹在學校裡，媽媽在家裡。第五天，臨產日到了，沒想到這一胎媽媽卻難產了。村裡人抬著病危的媽媽走過漫長的山路，終於抵達鎮上的醫院，醫生宣佈搶救無效死亡，人們只好又抬著產婦的遺體原路返回。等小鹹回到家裡，媽媽已經變成了一具不會說話的冰冷屍體，旁邊又多了一個哇哇啼哭的妹妹。

平遙影展上，《媽媽和七天的時間》拿下了藏龍單元的最高獎“費穆榮譽最佳影片”。授獎詞說，這部片子“有一種沉靜的力量，這種力量來自時間的沉澱，來自細節的真實，來自純粹的影像。這種力量看似不經意，卻非常地難能可貴。”導演李冬梅是重慶人，影片取材於她本人的真實經歷。她考出家鄉的小山村後，到澳洲讀了電影。《媽媽和七天的時間》是她的第一部長片，也是她來之不易、甚至有可能是唯一的一次拍片機會。

小鹹的二妹、三妹

獲獎後，她馬不停蹄地趕赴深圳，去那邊一個影像工作坊擔任導師。我們在深圳見到了她。儘管已經接受了許多采訪，但在被問到“為什麼《媽媽和七天的時間》這個故事非講不可”的時候，她依然有些哽咽。

母親的去世是她多年來不敢面對的創傷，27年後，電影讓她終於與12歲的自己達成和解。

以下是李冬梅的自述：

《媽媽和七天的時間》有一點半自傳的性質。片中的小鹹，母親去世的時候是12歲，我的母親去世時，我也是12歲。母親去世那天是1992年農曆八月二十九。電影幾乎再現了我的記憶：我和母親最後一次吃飯，我們吃了什麼菜，大概說了些什麼話，走的時候她送我，然後我把妹妹帶到學校去。

小鹹與媽媽的最後一頓飯

“七天”這個概念也是真實的。我不是說要去追求一個宗教的七天，而是事實上我對我母親去世的記憶是從星期天開始的。我們那個時候讀中學是住讀，每個週五回去，週六待一天，星期天就要從家裡回到學校去。

等到我五天之後回家，媽媽已經不在了。我和妹妹放學回來，五天前剛見過的母親已經變成一具屍體，躺在房子的角落裡。幾個小時前醫生宣佈了她的死亡，我和妹妹跪在地上就哭了起來，不敢相信這是事實。

媽媽的葬禮

這個事情對我影響非常大。好多年來，我都沒有想過要把它拍成電影，寫了好多劇本都沒有寫過這一段，可能情感太過強烈。很多年來我不願意談論死亡，不願意去想起我的母親，聽到哀樂我就會難過。每次去母親墳上祭拜，走在那段路上我都會發抖。

直到有一天，我在公園裡散步，我想，我好像到了這個年紀，去觸碰一些以前不敢面對的回憶。

我想讓觀眾切身感受生而為人的艱辛

電影是在我的家鄉拍攝的，重慶巫山的一個小村子。我在那裡生活到12歲，上中學後離開，但每年還是會回去，因為那裡還有一些家人。電影裡拍到的那些石頭房子，二十幾年來那些人一直都住在裡面。

我的家鄉最大的特點就是山多。我們每次不管去哪裡，都要爬過一座一座山，公路也要在很陡的半山腰去鑿出一條路來。霧也多，夏天多霧多雨。電影裡孩子們上學走的那些路，也是我當時上中學要走的路。那條路我走了6年，單程步行要兩個半小時。

孩子們的上學路

村子裡面的時光是非常安靜的，幾乎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我記憶當中，吃飯就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電影裡拍了很多吃飯的場景。每一次吃飯幾乎都是一次離別。每一次坐在同一張飯桌邊的那些人，吃完這頓飯，再沒有機會相聚過。

我的電影裡拍了很多睡覺，很多吃飯，很多走路，用固定的長鏡頭。因為我希望觀眾跟著電影中的人物一起去經歷這些物理上的時間和空間。

有的時候，攝影師也會和我有分歧，比如為什麼不拍中景、近景，為什麼鏡頭不移動。其實我不是為了去模仿誰，這個片子從頭到尾我都是在憑著本能去拍，聽我的身體、我的直覺的指揮。像媽媽難產後生命垂危的那場戲，村子裡的人為了救她，把她送去醫院。因為山路太難走了，只能慢慢抬過去。其實這條路，就是我母親當年走過的最後的路。你看著他們這樣走著，就會更清晰地感知到，人活著就是這樣子，生命一點一滴地這樣流逝，這是生而為人的艱辛。

村裡人抬著病危的母親

電影裡面的演員全部是素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從小到大都是在那個村子裡長大的，有一兩個是鎮上或者村子周邊的。

片中小鹹一家

找演員的時候，其實我沒有太注重演員的外在形象。但是可能潛意識裡就會去找和我的家人比較像的演員。比如外婆，她是小小的個子，爺爺比較瘦，看起來比較老實。

我和小演員的童年還是很相似的，所以我們之間溝通都比較容易。我也需要小演員們理解我為什麼要拍這個電影，為什麼要這麼拍。所以有些故事我跟他們從頭到尾分享了一遍又一遍。有一次拍了一天的重場戲，孩子們都哭累了，一般的專業演員都哭不到那個樣子。他們是真的把自己的悲傷哭了出來。

對於我自己來說，拍這個片子最大的困難還是情感上的。寫劇本的時候就很艱難，寫著寫著覺得寫不下去。勘景的時候，回到當年的那些場景裡，我常常控制不住自己，淚流滿面。拍電影的過程，我又接受了一遍情感的煎熬。這麼多年以來，我的生理年齡在長，現在已經三十幾歲了，但我的心理年齡一直還停留在12歲。母親的去世讓我感到極為無力又惶恐不安，好像瞬間被整個世界拋棄。

我做了很多事情，去跟這個12歲的小女孩建立聯絡。電影學院畢業時，我拍了個短片《陽光照在草上》，也是回到老家，回到《媽媽和七天的時間》的同一個地方，拍了同一所房子，故事講的是村子裡一個老人的去世。這次拍完《媽媽和七天的時間》，我覺得我終於長大了。我心中那個小女孩的聲音已經被聽到，她已經被看到。從此我不會再糾結於12歲的那一個星期給我帶來的傷痛，現在我是一個更加有力量的人。

這部片子是從一份15萬5千塊的平安保險保單開始的

我小時候家裡沒有電視，也沒有什麼書。有一次，我撿到了一本書，沒有封面，我看了很多遍，還做了很多讀書筆記。好多年之後，我才知道那本書是《安娜·卡列尼娜》。一個貧窮的農家女孩子，對於文學和藝術的啟蒙，對於女性意識的覺醒，可能就是從那本書開始。片中我拍了一場戲是小鹹在床上看書，看的也是《安娜·卡列尼娜》。

我是我們村子的第一個大學生，考上了四川外國語學院，選專業時選了英美文學。文學和故事有關。小時候我喜歡聽故事，老人們講的故事特別生動，長大以後我也喜歡講故事。因為小時候媽媽去世得早，爸爸常年不在家，我被很多老師照顧過，所以大學畢業就想當老師。我很喜歡我們村子裡的那種氣氛，所以就回到離我們村最近的一箇中學去當英語老師。

李冬梅導演在澳洲

幾年之後，我還是感到一種不滿足。那個時候離開家鄉去深圳創業。掙了一點錢之後，我想再讀點書，學一些不一樣的東西，就去了澳大利亞。有人說我拍照片拍得不錯，建議我學攝影，我還是希望自己能講故事，所以學了電影。

決定做電影時，我已經31歲了。考電影學院之前，我對電影一無所知，看片量不超過50部。我就先讀了一個一年的基礎班，第二年再開始讀本科。

有一天，我走進一家空蕩蕩的電影院，裡面正在放映一部關於一個伊朗女孩日常生活的電影。那是一個女性的很私密的故事，女孩的爸爸很想要一個男孩，當時我很有共鳴，原來這個世界上不只我一個人有這樣的困境。2015年12月，我從墨爾本大學畢業，畢業之後就真正的失業了。獨立創作者完全沒有錢，直到有一天，有人說可以幫我找投資來拍一個東西。我想如果我只有一次機會拍電影，那就只能是《媽媽和七天的時間》。

李冬梅導演在片場

片子開拍後，所有的劇組成員都到片場了，但是說給我投資的人沒有兌現承諾。我糾結是不是要解散劇組。我四妹說，姐姐你不要擔心，她把她之前買的一份平安保險的保單拿去做了抵押，貸了15萬5千塊錢。所以這個片子就是從這筆錢開始的，一邊拍一邊借錢。

《媽媽和七天的時間》拍攝現場

2018年的8月1號開拍，拍到9月初，花了三十幾天拍完。劇組的團隊都是湊的，攝影、美術，三十幾個人，大多以前都沒有合作過，一邊拍一邊磨合。在澳洲學電影的時候，老師給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話是：一定要保留你自己的聲音。拍這個片子，我從頭到尾都在努力堅持自我。母親難產去世，對於我自己來說，是一種個人的生命體驗，在這種體驗之下是關於生死的探討。

長明燈

二十幾歲的時候，我覺得死亡是一件特別悲哀的事。但是現在我對生死的感悟，隨著年紀增長，變得不一樣了。

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曇花一現的事情。一條河流的聲音都比人要永恆。甚至是一棵樹，它都可以比你活得更久。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侷限性。我之所以選擇用了這麼多16mm的鏡頭，是因為從人類或者世界的角度出發，每個個體的存在其實沒有那麼重要，我們的悲喜、我們的生死，是不是也沒那麼重要？

片子最後，小咸和妹妹為媽媽點亮了兩盞長明燈。這是我們那裡延續到現在的習俗。我們的文化裡面相信人是有投胎轉世的，會有第二次生命。在轉世的過程中，會走過一段長長的黑暗之路，所以要送這盞燈給這個靈魂。我在片中安排了這樣的對白：妹妹問小鹹說：燈會熄嗎？小鹹回答：我不知道，也許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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