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脫口秀大會》、《吐槽大會》等節目的熱播,李雪琴、呼蘭等脫口秀演員的爆火,國內的脫口秀行業迎來了井噴式發展。
對觀眾來說,脫口秀像是撕開了壓力的一道口子,日常堆積著的煩心事也跟著演員丟擲的一個個“包袱”有了丟擲和消化的通道。
而對於脫口秀演員來說,跨入這個年輕的行業則更需要排除萬難的勇氣和高於疲倦的熱愛。
缺乏統一的培訓體系、全職工作無法養活自己、觀眾的冷場帶來的挫敗和迷惘...諸多因素在無形之間成了勸退的助力。
如果不是某些仍舊沸騰的、渴望得到積極反饋的信念支撐,最後留下來的這些人可能會連“藉助觀眾席中稀稀拉拉的掌聲打磨笑點”的想法都不敢有。
行業在聚光燈的包圍下湧進了一大批半路出家的脫口秀愛好者,然而大部分新人的職業生涯最高點永遠停在了第一場的開放麥。
選擇讓段子和自己一同成長的人終究只是少數。
有從主持人跨界、目送好友告別脫口秀的楊岱儒;
有把脫口秀演員視作普通工作的週週;
有被簽約俱樂部老闆要求講黃段子、最後因疫情成功離場的楊帆。
以下是關於他們的真實故事:
欄目策劃:劉涵(36氪)
文 | 唐山
編輯 | 清淮
“我是一名全職的脫口秀演員,一個月能掙1500元。這個段子是去年寫的,今年的話一毛錢沒有掙到。”
在《脫口秀大會》第三季中,何廣智以“窮”自嘲,稱自己租住在“嚴禁捕捉野生動物”的偏遠郊區、絲毫沒有買房壓力等。
何廣智說出了一個常識:對99%的脫口秀演員來說,想靠說脫口秀在北上廣生存下去,幾乎不可能。
與此同時,脫口秀似乎正被越來越多的商家看好。
北京有脫口秀俱樂部、單立人喜劇、噗哧脫口秀;
上海有山羊脫口秀、來點喜劇、木更喜劇;
深圳有逗伴、青蛙、呼聲;
……
上百傢俱樂部中,有的已成立10年。在北京的北新橋一帶,脫口秀社群正在形成中。
光明的未來,艱難的當下,構成脫口秀奇特的生態。太多年輕人帶著夢想,擠上脫口秀舞臺,真正能留下的,不過“十分之一”。
然而,疫情又塗改了一切。
最頂尖脫口秀演員月入不過萬楊岱儒 脫口秀演員 25歲 吉林省通化市做脫口秀演員之前,我幹過老家電臺主播、央廣購物欄目的主持人,這些工作大多和開口說話有點關係。
但在電臺工作,無論再怎麼努力,一個月也賺不過4000元這個坎。付完北京的房租,工資都剩不下多少了。
所謂“開放麥”,就是新人免費演出,各俱樂部的人會來看,他們覺得好就會拉你去演出——這些演出多半是能換點收入的。
當時我不懂脫口秀,在開放麥領了本免費《入門手冊》後就回家自己琢磨段子。
當然,如果你肯花錢,也可以花幾千元報名專業的培訓班,但我捨不得。
圖 | 楊岱儒
還記得我第一次上“開放麥”緊張得不行。
場子裡大多數是行內人,我講了幾個笑話,臺下什麼反應都沒有,當時我心裡很慌,硬著臉皮整整說了7分鐘,最後都不知是怎麼下的臺。
出於禮貌,大家勉強給了點掌聲,但我腦袋裡嗡嗡地,感覺全身都涼透了,像個傻子似的。
不少新人嘗試過“開放麥”後就放棄了。
但我心態迅速調整了過來,下場後還找現場的幾位導演諮詢了一下,讓他們幫我的表演提點建議。
在“高人們”的建議下,我改了本子,第二次上臺效果就好多了,至此就堅持了下來。
別看現在脫口秀說著熱鬧,但市場很小,畢竟一個場子也就100多個座位。酒吧的脫口秀門票,一張100元至150元;劇場的最高能要到500元一張,但交完場地費,也沒剩下多少。
就我目前瞭解的,國內最頂尖的演員,月收入也就8千到1萬元,經常上臺的每月不過六七千元的水平。
圖 | 楊岱儒 (最右)
在北京講脫口秀的唯一好處是,南鑼鼓巷附近酒吧形成了一個脫口秀圈,大概有10個左右的場子,演員串著用,趕場相對容易,收入也會高一點。
北京脫口秀演出一般集中在週五、週六和週日,每場費用200元—800元之間。
好的演員每天趕兩場,一週演三天,平均每場收入300元計算,一個月大概7200元。
如果出專場,可以和俱樂部分賬。商演收入確實高,但能不能抓住機會,只能看命。
但再往深了做,脫口秀也很難進大劇場——觀眾多了,不利於演員發揮,舞臺效果也不好。因此,脫口秀的收入低是有它的天然侷限性的。
雖然李誕《吐槽大會》火了後,不少脫口秀俱樂部趁這個機會培養團隊、做粉絲、還要求演員立人設。
但總體來說,國內脫口秀演員還是一幫“大雜燴”:有的本是相聲演員,有的本是小品演員,有的是純門外漢……
更麻煩的是,大多數國內觀眾還不知道什麼是純種的脫口秀。
在國外脫口秀本意不是說笑話,而是訪談、交流,一般由有學問的,或對特定問題有特殊經驗的人來表達。
國內的脫口秀更像是另一種形式的單口相聲。
國內觀眾對脫口秀的認知也五花八門,不少人看過吐槽大會後被吸引到開放麥,發現和吐槽大會說得不像,下次就不再來了。
此外,國內觀眾很重視形式感,比如相聲演員,上臺得穿大褂,觀眾覺得這才是個節目。
但脫口秀強調隨意感,與觀眾距離越近,效果越好。
脫口秀演員上臺穿的都是平常衣服,憑這身打扮,沒人把你當回事。另一邊是脫口秀的門檻太低,很多門外漢都擠了進來。
越沒規矩,觀眾就越糊塗,所以也導致開放麥也很少有回頭客。
當然,這不能怪觀眾,只能怪行業發展不成熟。
行業不成熟、加上收入實在有限,過去一段時間我對脫口秀一直是“用愛發電”,一邊上班,一邊做脫口秀維持愛好。
但業餘做脫口秀演員太耗費腦力和體力,生活與工作也難平衡,與其這樣,不如不做。如今我回了瀋陽,但我依然沒放棄脫口秀,也許不久的將來我會辦一個脫口秀俱樂部。
但瀋陽的脫口秀市場也才剛起步,競爭激烈,行內人彼此已開始用黑招:你這邊正表演呢,那邊人家就電話舉報了。
特別是小酒吧,一舉報一個準。因為小酒吧容積有限,說你“非法聚集”,你就得停業。
行業小,盈利就更困難了。有的人自己無法獲利,也看不得別人獲利。同行之間,還有不少人在互相說壞話、詆譭對方。
圖 | 楊岱儒
脫口秀同行間很少互開玩笑,我們的交流都限於評估彼此新笑話效果如何。除非遇上特別熟的熟人,才偶爾開個玩笑。
如果你愛好一個東西,最好就把它當成愛好,當成職業的話,愛好都會變成負擔。既然幹了這行,你就要接受這行的困難。
在北京那段時間,我和一個山西的脫口秀演員成為好友。但因為疫情,他告別了這一行,回了老家。
離別時,我們都裝得很輕鬆。但其實我心裡很傷感,因為我們都知道,這輩子可能再也見不著面了。
脫口秀不過是普通工作,沒必要悲情週週 脫口秀演員 西部某城市我是個工科生,大學學的是交通運輸管理。
我從小到大沒覺得自己有什麼表演天賦,家裡也沒人從事演藝工作,但最後卻陰差陽錯成了一個脫口秀演員。
大學畢業時,我只身來到北京,很多人覺得我挺能闖的,但其實當時我就是想離開家。
圖 | 小時候的周欣雨
到北京後才發現,我的工作實在太沉悶了,整天對著電腦,沒什麼活可幹,工資也很低。
2017年4月,我在網上看到了吐槽大會,覺得既好玩又簡單,我就報名參加了。
吐槽大會提供了一個培訓,雖然沒有太大的幫助,但卻得到了給節目供稿的機會,我就下海了。
我的第一次“開放麥”在一家咖啡店進行,現場觀眾不超過10人。
當時我一點也不緊張,心想反正我也不是專業的,說壞了也不丟人。沒想到,就這樣一場下來,效果還不錯。
圖 | 周欣雨
演出結束後,很快就有俱樂部拉我去演出。兼職幾個月後,2017年底,我靠脫口秀每月能收入5000多元。
一看幹這行勉強能養活自己,我馬上就從單位辭職專職幹脫口秀了。
為了創作,我每天都在看節目、看影片,自己在家練。
剛開始,每週只能演四五場,這兩年情況好了,一週能演十幾場。
為趕場方便,當時我甚至在北新橋附近租房,每月租金就得3000元左右。
最近我轉場到了上海,這裡的脫口秀環境相對於北京更包容一些。在北京,每個觀眾都希望你把脫口秀說成相聲。
很多人覺得,當脫口秀演員多好啊,每週就演三天、每場也就幾分鐘,拿錢太輕鬆了。
圖 | 表演中的周欣雨
其實不是這麼回事。
剛入行時,我每天都要演出,週五、週六、週日是正式演出,平常是“開放麥”——不拿錢的那種。你不演,就沒有今後拿錢的機會。
常泡脫口秀俱樂部的人都知道,如今脫口秀有說幾分鐘的、也有說一兩個小時的,有的人以抖包袱為主,也有以演說為主的,佔用的精力各不相同。
以我為例,現在每天比過去在單位時累多了。演出之外,我還要不斷寫新劇本,至於一個本子能演幾場,我沒量化計算過,只能憑感覺來,但一直在寫。
我寫的段子大多來自生活,但有些觀眾感到奇怪——為什麼我總是說談戀愛的事,是不是女脫口秀演員太關注情感話題了?
其實不是,我說過很多其他話題,但網路平臺覺得這個能吸引眼球,就只播情感話題的段子。很多女脫口秀演員也說社會話題,只是很少被播出。
圖 | 表演中的周欣雨
因為疫情,今年脫口秀整個行業的情況比較慘。各酒吧一度停業,勉強開業也禁止人員聚集,更別提辦脫口秀演出了。
年初那幾個月我沒工作,只好回老家住,父母希望我留在那裡發展,但我就是不想回去。也許有一天,老家的脫口秀市場也發展起來了,我再考慮吧。
現在想來,脫口秀不過就是一種普通工作,只是半路出家的人略多一些。
每年有人進來,每年又有人離開。
這和其他工作沒有任何不同,幹得不好就辭職唄,能堅持下來的永遠是少數。大家都帶著平常心看脫口秀就好,沒必要悲情,也沒必要獵奇。
我還在堅持,因為依然覺得它有意思,而且越做越喜歡。至於說明天,我最大的期望是能有一定名氣,生活有保障,能得到觀眾認可。
我實在不想再說黃色笑話了楊帆(化名)脫口秀演員 31歲 河北省邯鄲市2010年,我來到北京,幫我爸的公司幹活。
結果2016年,我爸的公司倒閉了。他把我託付給一家老客戶公司當HR,一月拿4000多元工資。
我爸說,家裡不缺錢,你只要穩定就行。當時我在南三環和別人合租一間房,月租金就是1900元。
家裡是不缺錢,可是我缺錢。
就這麼混了兩年多,同事說,“你說話挺逗的,現在脫口秀這麼火,還不如干這個,來錢容易”。
就這樣,2018年底我去了一家脫口秀俱樂部,參加了一個5000多元的培訓、上了“開放麥”。
那次“開放麥”我說得很糟,臺下幾乎沒什麼反應。結果下了臺,居然有一傢俱樂部的經理拉住我,說和我聊聊。
這位經理建議我,要說家鄉話,不要說普通話,還很認真地說:“最容易被逗笑的是兒童和女人,因為他們生活經驗少。人只有遇到不知道的事,才覺得可笑”。
“所以,你要說別人不知道的事。”
什麼東西別人不知道?他說,“一個是色情,一個是政治”,想吃這碗飯,就要和這兩個話題掛上鉤。
上學時,我倒是常開色情玩笑,越是鄉村,這種笑話越多。我曾跟著司機跑過不少次長途,路上累了,就靠講笑話來支撐。
思來想去後,我就聯絡了那傢俱樂部,說可以試試,俱樂部就給我安排了一場“開放麥”。
沒想到我剛抖完第一個葷段子包袱,場下就“爆”了。一下臺,經理就拉我吃飯,要馬上籤約。
這位經理是福建人,在北京開過一段時間飯館,飯館倒閉後,他和別人合夥開私人診所,後來也被取締了,酒吧是他的第三個生意。
我跟著這位經理演了6個多月,每月能掙6000元多一點。不少朋友專程來看過我演出,聽完以後給嚇出一身冷汗,直說“你這麼亂搞,早晚會被抓的”。
我也想說點正經的,但我只要換段子就沒機會上臺,而且段子編得多了,後來我自己一說就覺得噁心。
當我提出要轉型說別的題材,俱樂部卻不答應,還每週都要我出新段子。我想辭職不幹,經理卻提醒我:咱們可是簽約了,違約可是要罰款的。
今年疫情中斷了我的表演,但我卻很慶幸——我終於不用再說脫口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