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詠妻子哈文的微博。
“在美國，經過17個月的抗癌治療，2018年10月25日凌晨5點20分，永失我愛…… ”李詠妻子哈文@法圖麥的媽媽 在微博發文宣佈李詠去世。
李詠1968年生於新疆，1991年畢業於北京廣播學院，進入中央電視臺。歷任《幸運52》、《非常6+1》、《詠樂會》等節目主持人，《夢想中國》大型電視選秀活動總策劃兼主持人。
李詠在接受《新週刊》採訪時曾這樣形容自己的人生：“人直到入土為安那一天，都在走臺階。跟登黃山一樣，登的時候你不覺得有云，到一定高度的時候，旁邊有人提醒你回頭看一下，雲就在眼前。”
《幸運52》雖然退出了央視這個平臺，但從它誕生第一天起，到最後退出，整整十年，我沒有缺席過一場，甚至延誤一場都沒有。
這個我可以頂天立地地講，除了裝置出問題，我個人沒有出過問題。
我就是高燒在上面打晃都沒有耽誤。我扁桃腺一發炎，緊接著就發燒，一發燒腦子就不清楚了。我們一錄節目就是好幾期，趕上扁桃腺發炎我就去我們門診部，直接上先鋒。
大夫跟我說還沒發燒就用這個藥，將來發燒了就不管用了，我說你先把我這個燒給壓住。我覺著自己受點委屈無所謂，可我每場要伺候多少觀眾？
你一定要服從這個社會
在我的書《詠遠有李》的開篇，我這樣寫道：比誰都大的就是我們家的“老大”——我女兒，另一個“老大”——我老婆，然後還有我的親人，家庭是大事。
父母有撫養孩子的義務，孩子有贍養父母的義務，這是應該的，是道義問題，不存在誰欠誰的，是一代一代的情感寄託，這是一個道德底線。你說我女兒以後要嫁人，生了孩子叫我姥爺，這我能容忍嗎？我不能容忍但我又能阻止得了嗎？我擋不住啊。我老婆也是我從她媽那兒奪過來的。
女兒老會問我這為什麼、那為什麼，她那種求知的興奮讓我感觸很大。求知的興奮勁兒是最關鍵的，這個真值得我借鑑。我現在不是單純的求知問題了，我求的東西很多，健康啊、家庭啊這些方面。
所謂家庭幸福，這樣的家庭很多。所謂事業成功，我只是在我的領域做出一點小小的成績，畢竟學這個專業的又從事這個工作，得到相當一部分觀眾的認可，生活也逐漸地變好，這都是成正比的。所謂空虛，一個人物質到了一定程度會空虛，我有什麼本錢空虛？我沒本錢空虛。比方說我想多喝點酒，不可以，因為我太太管得嚴，那就別想了。那我想坐一下“神八”，行嗎？你有這個條件嗎？我沒條件。所以我覺得沒有理由空虛，我也不空虛。
我很關注我的“眼睛”，書裡有我一張照片，1991年畢業時照的，那時眼睛是很乾淨的，剛剛要跟社會產生反應。人生你可以有自己的一個軌跡，但你一定要服從這個社會，就像你要服從地球的吸引力。蹦高點你就不在了？不可能。
2008年5月22日，北京，《幸運52》和《開心辭典》聯合打造“奧運文明手勢”推廣節目。圖/視覺中國
不想邁入四十歲
在我二十多歲的時候沒敢想到四十歲會什麼樣，我都不想到四十歲。但看著女兒一天天大，你就四十了。躲？躲不過去，所以就教女兒：你爸爸多大了？三十。我聽著耳朵舒服。
不敢看身份證，多可怕啊。但是也挺好，這個年齡我對事情有我的一個看法了，我可以去寫了。其實7年前就可以出書，說句很俗的話，人在走紅的時候、在受關注的時候，出東西是最好的時候。我恰恰沒在那個時候出，因為我有定力了。
人在二十到四十歲這個過程一直在認為“我能、我可以”，認為自己什麼都能做到，所以一直在做；但四十歲之後可能人慢慢就在做減法，會去想哪些是我真正想要的。這就是世界觀和價值觀。2004年第一屆《夢想中國》，從我提出想法到最後成形，大概五個月。《詠樂會》從開始策劃到最後播出，一年多。所以我覺得這就是年齡問題，那個時候“咵”一下就出去了。現在我得想好了，要不是一個外力推我一下，我可能還得再想想。其實也不是猶豫，是把這個事兒顛過來翻過去想明白，識別性更強。過去就覺得很炫就OK，只要精力能達到就行，現在各方面都要看看是不是能達到要求，這就是所謂人生的一個味道——去品茶的年輕人很少，他坐不住，解渴就好。他可能需要一段經歷之後，才坐得下來去喝這口茶。
我活得特別簡單。十句話別人就能知道我是個什麼樣的人。像下海經商什麼的，最忌諱我這樣的人，說話一點城府都沒有。你說它有沒有好處？有，叫做坦率。可在這樣一個人際複雜的社會中，不定哪句話（得罪人了），我真的是無意的。所以我就很奇怪，有時候我說一句話，一下子引起一大波的反應。
我有好一陣過不來，我都怕上這個舞臺了，我都怕說話了。我太太開導我，說這話是你說的，不管人家怎麼說，你就得認，你要不說不就沒這後續的所有事情了？這一下讓我出來了，是，我都認了，這真的是要去面對的。
其實所謂付出和委屈不成一個比例，付出是小的，因為你做這個工作嘛；得到的還是多的，相當多，我覺得我得到的太多了，心裡應該有種滿足感，學會去享受現有的這種滿足感，別老覺得不夠不夠。我太太說究竟哪兒不夠你說？你還想怎麼著？我說對啊，還想要什麼啊？
2007年1月27日，央視演播大廳,新版“非常6+1”節目錄制現場。李詠在親手砸蛋。圖/視覺中國
身價多少億，不如百姓的口碑
我熱愛我的工作，很難得有一件你有興趣的工作，並且從中得到樂趣。
我的個人品牌價值最高的時候，“中國最有價值主持人”評了5.2億，那是2006年，“蒙代爾”世界品牌實驗室評的。我不知道他們的評判標準是什麼，從2003年就開始評，我一直是第一，2004年是兩個多億，2005年是三個多億，2006年最高，到2008年一下就縮水了，變成三個多億，但還是第一位。
這個錢在哪裡啊？我也沒見著，沒法兌現。作為一個人際傳播者、一個主持人，其實“金盃銀盃不如百姓的口碑”。觀眾對一個主持人認可的價值，要遠遠超過這個價值。
你要說我特應該價值第一，那有點不要臉，它也兌現不了，我覺得這是對我無形的一個鞭策、一個動力。
5.2億的榜出來的時候，早上上班，開啟門，門口站一人，給我嚇一跳。我說誰啊，對方說“我想找李詠老師借點錢”。他把“身價”和“身家”搞錯了。我覺得本來是件挺好玩的事，給你評了值多少多少個億，可是兌不了現，正因為兌不了現所以不必那麼認真。如果沒有這個身價出來的話，我開什麼車也沒有人會注意。
每個月國家給我發工資，為了這工資就得好好工作，沒了工資咱幹什麼？上有老下有小，發我一天工資我就幹一天活。人軸有軸的好處，我就是什麼輪子上來都行，只要尺寸合適，然後人家一發動就完了。現在，別人的議論不管反面也好正面也好，都不會影響到我。
本文首發於《新週刊》314期，胡赳赳採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