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尼亞電影《復仇》國內公映於1980年,而它的前集《一個警官的控訴》一直到八十年代的最後一年才引進國內,之間相差九年。
《復仇》在表象上看,它的交鋒對手是在莫多萬警長與鐵衛軍別動隊隊長巴拉班之間,他們之間的仇恨,從上一集《一個警官的控訴》裡就已經奠定,但《復仇》並非僅僅侷限於兩個人之間的個人恩怨,更把主要的敘述重點,放在了羅馬尼亞二戰期間的一起重大政治事件中。
這就是1941年1月份的鐵衛軍被剿滅的事實。
所以《復仇》裡的復仇主線,並沒有延續到最終結尾。我們看到,影片裡,莫多萬警長與巴拉班之間的復仇糾纏,在影片接近三分之二的時候,就已經終結,莫多萬警長成功地把巴拉班在電影裡那一場給觀眾留下深刻印象的屠宰場槍殺的場景中給徹底地打折了,之後巴拉班就退出了電影的主體線索,而讓位於《復仇》裡更作為重點表現的“鐵衛軍被安東內斯庫政府清除”這一重大事件。
從某種意義上講,《復仇》可以稱得上是“羅馬尼亞鐵衛軍覆滅外傳”,事實上,這遠不是一起個人的行為,但電影把這一重大事件,放置在莫多萬警長的個人私怨的框架內,實際上,體現了一種從小處入手、洞觀時代走向的情節編織動機。
這一點,在《橡樹,十萬火急》裡也採用瞭如出一轍的構思策略,那就是它的故事前提是主人公獲得一張敵人的軍事秘密計劃,把一場決定國家命運與未來的起義,歸結為對一份密籍的爭奪。
《復仇》裡也變相地潛伏著這一條線索,那就是莫多萬警長從鐵衛軍分子的保險箱裡,找到了鐵衛軍的一份的叛亂詳細計劃,提供給了安東內斯庫政府,從而給予政府粉碎鐵衛軍的叛亂,提供了重要的資訊點與接入口。
在莫多萬警長一直“出沒風波里”的歷險過程中,《復仇》完整地復現了羅馬尼亞各個階層與派別,圍繞叛亂與反叛亂而展開的全景式的交鋒,可以說,莫多萬警長是電影裡的一個可見可觀的“綱”,舉起了電影裡所要表現的大事件的“目”。
我們首先看看《復仇》裡對1941年1月份發生在羅馬尼亞的鐵衛軍覆滅的事件過程,是如何見縫插針而又有條不紊地予以展現的。
《復仇》的前集《一個警官的控訴》的故事發生時間,是在1940年11月26日前後,當時發生了在歷史上曾經真實發生過的鐵衛軍槍殺監獄裡的政治犯的血案,而安東內斯庫政府雖然親德,但政府並不贊成鐵衛軍嗜血成性的暴力行動,所以,一直要查清這起血案的真相。
所以,在八十年代末羅馬尼亞國內轉型後,安東內斯庫在羅馬尼亞的評價了有重大改變,認為他當時加入德國戰車的原因,是想從蘇聯那裡奪回被掠去的國土。
在《復仇》拍攝的八十年代裡,安東內斯庫在羅馬尼亞的評價已經發生了悄然嬗變的跡象,認為他反對蘇聯掠奪羅馬尼亞的土地,是一種愛國的表現。此種言論,曾經受到蘇聯的強烈指責。這也是當時的羅馬尼亞與蘇聯之間一直存在著磕磕絆絆的原因之一,而中國與羅馬尼亞之所以能建立起非同凡俗的友誼,也與兩國對當時的蘇聯都存有戒備之心有著不可迴避的關係。
《復仇》裡,安東內斯庫政府還是代表著正義的一方,是電影裡的一個正面能量的構成部分。
莫多萬警長一直得到安東內斯庫政府的重用,把他提升為首都警察局總監,而這個職務,之前一直由在《一個警官的控訴》裡就已經提到的納沃德亞努擔任的,可以看出,鐵衛軍一系徹底失勢了,而莫多萬警長卻當仁不讓地成了安東內斯庫政府的親信力量。
這樣,電影裡的莫多萬警長成功地被政府招安了,服務於安東內斯庫政府。而他的個人私仇,也在與安東內斯庫政府的同頻共振的滅敵行動中,搭上了一箭雙鵰的“順風車”。
我們看看電影的相關人物,以及他們支撐起的電影邏輯線索與故事鏈條:
1、 安東內斯庫政府的代表人物:片中並沒有出現安東內斯庫本人,但是電話裡可以聽到他的聲音,可見,安東內斯庫一直指揮著針對“鐵衛軍”的具體行動。
安東內斯庫政府在電影裡的代表人物是一位副部長,在前集《一個警官的控訴》裡,也出現過一個副部長職務的人物,一直與鐵衛軍存在著齟齬,也支援莫多萬警長的調查工作,多次對莫多萬警長表示嘉獎。
本片中,這個副部長能夠與安東內斯庫保持電話熱線聯絡。莫多萬警長找到了鐵衛軍的叛亂計劃,也是提供給了這個副部長,後來,提拔莫多萬警長也是出自他的宣佈。
《一個警官的控訴》中的副部長(中立者)
從鏡頭來看,這個副部長,似乎並不是前集的《一個警官的控訴》裡的扮演者。但他的戲份,明顯要比《一個警官的控訴》裡的同一角色要重要得多。
2、 鐵衛軍一方的頭目。與安東內斯庫沒有在影片中出現一樣,鐵衛軍總頭領霍里亞·西馬,也沒有在電影裡出現。但是他一直對前臺的鐵衛軍人物進行遙控指揮。
在《一個警官的控訴》裡,還出現了一個鐵衛軍身份的參議員,他負責電影裡的鐵衛軍的暴力行動,但在《復仇》裡,這個人物並沒有出現,而是在前集中擔任警察局總監的納沃德亞努成為鐵衛軍的主要負責力量。
這樣,莫多萬警長針對的主要敵人,就變成了這個納沃德亞努。
電影裡最後安排,莫多萬根據羅共提供的資訊,同時也得到了安東內斯庫政府的指派,隻身追上德國人運走鐵衛軍骨幹力量的兵車,活捉納沃德亞努,算是把電影裡的露臉的BOSS給連根拔除了。
3、 德國一方的勢力。德大使
鐵衛軍成員,影片裡交待,多集中在警察、保衛部門,所以,鐵衛軍的勢力,搭上了納粹德國同樣是警察系統的希姆萊這一條線。我們可以看到,電影裡的鐵衛軍頭目與派駐在羅馬尼亞的德國衝鋒隊的官員之間關係密切。
這個衝鋒隊的頭目名叫蓋斯勒。他與鐵衛軍沆瀣一氣,意圖透過他們的內線,也就希姆萊這條線,說服希特勒,拋棄安東內斯庫政府,扶植鐵衛軍一系。
但是,安東內斯庫也加緊與希特勒的聯絡,這就是電影裡提到的安東內斯庫與希特勒的會見。這是他們的第二次見面,而他們第一次見面的時間,就是上一集《一個警官的控訴》裡發生了監獄血案的11月份那個時段。
在這一次見面中,希特勒已經看到鐵衛軍不得人心,兩相比較,他還是選擇了相比之下更有號召力的安東內斯庫。
所以,電影裡的鐵衛軍頭目在商議的時候提到:“柏林的答覆很明確,應當讓安東內斯庫將軍繼續掌權,至於其他的官員是可以撤換的。”
鐵衛軍為了敗壞安東內斯庫在希特勒那裡存留的更多一點的信任感,用了一出苦肉計,暗殺了一名德國情報官員,以造成安東內斯庫無能的印象,“他已經不能維護國內的正常秩序了”。
但是莫多萬警長很快查清了真相,證明這不過是鐵衛軍玩弄的借刀殺人的陰謀,鐵衛軍的這一計策沒有成功。
在勝算無幾的情況下,鐵衛軍發起了暴動,動用自己掌握的武裝力量,佔據重要地點,與安東內斯庫政府相抗衡。
但希特勒也不希望這兩派均是納粹依靠的力量之間的內訌,便派出德國軍隊介入了安東內斯庫政府與鐵衛軍之間的衝突,並把鐵衛軍的骨幹力量,護送到德國保護起來。
影片最後,莫多萬警長在成功地活捉了鐵衛軍在影片裡的最兇惡的執行者納沃德亞努之後,又奉政府之命,裝扮成德國衝鋒隊頭目蓋斯勒的特使,去見鐵衛軍身份的秘密警察頭目,把藏身在他那兒的鐵衛軍頭目一網打盡。
但是,
他這一行動,顯然冒犯了納粹德國的利益。正當莫多萬單槍匹馬、手執烈性炸藥、逼迫鐵衛軍頭目束手就擒的時候,他接到了德國衝鋒隊頭目蓋斯勒的電話,告訴他的兒子關在外面的警車上。莫多萬救子心切,奔向警車,但是半途發生了警車爆炸,電影也在這裡定格,給人留下一個電影人物命運撲朔迷離的迷津。
可以看出,電影裡莫多萬的兒子是死於納粹德國之手,這樣,前面的巴拉班的私仇早已了結,莫多萬直接捲入了與德國侵略者的衝突,走上了反對納粹德國的第一線。
他的孤軍奮戰的行事方式,在電影裡也有了更為宏闊的晉級。
但問題也在這裡。莫多萬在對付鐵衛軍的時候,已經是首都警察總監的身份,手下總該掌握一幫組織力量,關鍵時刻也可以動用政府的軍隊,但是電影表現他執行政府指令的時候,身邊沒有一個相助者,只有那個割掉鼻子的小偷成為他的忠實助手,起到的只是插科打諢的作用,這樣,莫多萬完全是憑著一已之力,成為削除鐵衛軍勢力的唯一一個執行者。如此表現突出了莫多萬的如有神助的英雄氣概,但同時也讓他的智商大打折扣,令人覺得他在統籌學的運用、領導力的發揮上太缺乏基礎認識。
4、 羅共的力量。影片中的羅共代表人物,正是前集《一個警官的控訴》裡被莫多萬從監獄裡救出的珀爾武(又譯:貝洛)。
羅共的力量,在電影裡基本沒有作用,因為電影的主線是安東內斯庫與鐵衛軍之間的衝突,而羅共在這裡是支援安東內斯庫政府反擊鐵衛軍的,那麼,該如何表現羅共的存在呢?
我們看到,電影裡,珀爾武也安排了莫多萬去執行幾項任務。當鐵衛軍暴動發起的時候,羅共負責人叫莫多萬去救出一個醫生,這樣,莫多萬便介入到暴動之夜發生的城市騷亂情境中,而當他打聽到所救人員被巴拉班帶到屠宰場之後,電影裡的一場高潮場景出現了,這就是電影鏡頭裡將掛著半片豬肉的屠宰場倉庫,轉化成了槍戰的戰壕與陣地。
可以看出,這一場繪聲繪色的槍戰場面,並沒有什麼邏輯性,完全是一個硬插進的支線故事,但卻在電影裡成為一個重點場景。可見,《復仇》裡的故事線索之間的邏輯關聯是非常薄弱的,編導不過是在大主題之下,生成出枝蔓的情節,讓火爆的槍火場面得到淋漓的展示,便完成了電影的架構。
雖然該片導演塞爾玖對《復仇》自視甚高,他在回答他所拍的五十多部影片中,哪幾部影片最為出色,他提到了《勇敢的米哈依》與《復仇》。看起來,《復仇》的故事環環相扣,波瀾起伏,但是內在的情節鏈條卻是支離破碎的,而且還帶著這個系列一貫的透過“拷問外圍嘍羅得到核心機密”的共性模式。
這甚至包括敵對一方,掌握秘密也是透過這種“逼問式、拷問式”的方式,所以,在塞爾玖電影裡司空見慣“逼供情報”的場景與情節。
如巴拉班查詢莫多萬的蹤跡,就是先追蹤莫多萬唯一依恃的力量小偷巴林,跟蹤巴林,割了他的鼻子,然後順藤摸瓜,很快就找到了莫多萬。
而莫多萬查詢巴拉班去向,也是透過對付小嘍羅來獲取的。影片裡是倒吊小嘍羅、碰撞其頭來獲得下一步的線索去向。
在本片中,羅共的力量,是當莫多萬執行安東內斯庫政府的指令,去對付鐵衛軍的時候,羅共負責人擔任了一種旁觀者的角色,但給予了思想上的指導。影片裡的負責人珀爾武校正了莫多萬痴迷於個人追殺的暴力行徑,從更高的層面指出了未來的行動方向。他的高度的確是很高的,對莫多萬依仗個人行動挽救國家的努力,進行了一點豐潤與撥正。這位負責人說:“記得去年維也納仲裁嗎?”
這一事件發生在1940年8月30日,其結果就是把羅馬尼亞的土地分割給了其它國家,導致國內群情激奮,前政府下臺,安東內斯庫由此上臺。但羅共負責人指出安東內斯庫也是一丘之貉,他接著說:“我們神聖的國土被割讓了,法西斯德國在經濟上控制了我們,我們300萬同胞在外國鐵蹄下,過著暗無天日的生活,這樣的出賣還在繼續。”
也就是說羅共對莫多萬參與安東內斯庫政府的行動是持保留看法的。莫多萬清醒地認識到這種差異,強調了自己為什麼要為安東內斯庫政府做事,他說:“安東內斯庫目前是把鐵衛軍消滅掉,你們和我是想把法西斯趕走。”
可以看出,莫多萬心中有兩個目標,而他幫助安東內斯庫做事,只是為了那個更遠的把法西斯趕走的目標。
羅共負責人只能從思想上為莫多萬確立一個更高遠的目標。曾經莫多萬也問過這個負責人,問他:“你們不要實幹家嗎?”羅共負責人說:“要有政治家領導的實幹家。”
實際上,羅共負責人希望莫多萬成為有著正確思想指導的一個行動者,而電影裡的莫多萬之所以能夠被奉為一個民族英雄,正是因為他受著羅共的政治引導,同時也為國家的獨立與解放身體力行,無視危險,出生入死,甚至冒著親人被敵人殺害的風險,事實上,他的母親與兒子相繼死於敵手的報復。
這樣,《復仇》的故事情節分割來看,開始部分,還是私怨為主導,但是後來漸漸地在私怨清除的過程中,國恨主題凸顯出來了。
這一轉折點,是在巴拉班劫走莫多萬的兒子之後,莫多萬無意中透過聽壁根,瞭解到了鐵衛軍有一個叛亂計劃,試想一下,這種因為救兒子就能順手牽羊打探到鐵衛軍的一個重要情報,這種可能性有多大?
但電影正是依靠這種偶然的介入視窗,開啟了下面的故事發展。
因為偶然得到的叛亂細節文字,莫多萬獲得了政府的信任,加官進爵。
接下來,他脫離了私仇的主題,而進入繼續查清真相的履職過程中,揭破了鐵衛軍搞的栽贓陰謀。
情節繼續推演,他受羅共的委派,去救羅共一個成員,由此電影裡展現了一場電梯槍戰的驚險場面,在八十年代的觀影情況下,莫多萬在電梯井上爬來爬去,鑽進鑽出,機智地消滅敵人,還是挺新鮮的。因為那時候,中國的高樓大廈還是奇貨可居,大多數中國人還不知電梯為何物。如今已經司空見慣的電梯槍戰戲,在《復仇》裡予以展現,確實很容易產生轟動效應。
接下來,羅共委派莫多萬再去救一個醫生,於是,莫多萬一路追蹤,來到了屠宰場,在這裡,制服了巴拉班,這完全是一次意外之喜,救人未成,卻消滅了仇敵,巴拉班的結局, 有一點太尷尬,完全是終結於莫多萬的歪打正著的一次出擊。自此,開始時窮兇極惡的巴拉班被剔除出電影裡的反角行列。而電影還有大段的時間,需要莫多萬去展現個人英雄主義,因此,在接下來的部分,莫多萬算是加入了歷史中的大事件行動參與之中,分別活捉了鐵衛軍前臺頭目與幕後黑手。在《復仇》的敘事動機裡,莫多萬是政府的唯一執行者。
至此,《復仇》的邏輯線索,便是看上去是個人的私仇,但是不斷地往莫多萬手裡塞入一條國家大事件主線,於是莫多萬在不經意間,為了個人的私仇,順帶把國家的大事給完成了。
這都反映出羅馬尼亞電影在故事構造上的短腿與軟肋成份。電影有不錯的槍戰部分,當年的觀眾能夠記憶起來電影裡的驚險部分,也就是那些各種形式的出入在廢舊倉庫、屠宰場、運動電梯、奔行火車上這些驚險場地,而這些場地,也是好萊塢今日電影裡習見的故事發生地,但是,羅馬尼亞電影的故事邏輯性,實在不敢恭維,邏輯線不對位比較突出,就像一個精力不集中的創作者,為了推出驚險場面,隨機引出一個線索搭配起、串聯起電影裡的動作場景。
這種邏輯錯位的現象,從某種程度上說,也是中國電影裡的常見頑症。由此可見,擁有一個耐人尋味的故事核心,再配上前臺的動作奇觀,才是一部影片富有創意、讓人心服臣服的關鍵。而中國電影包括那些所謂大師級的導演遭遇滑鐵盧,都是因為在情節核心上的坍塌與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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