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藝人的微博簡介中都會留下“工作請聯絡XXXX”的字樣，這裡所說的“工作”，除了接演影視劇之外，大多是指商演。對於歌手而言，出專輯、開演唱會是大工程，耗時勞心費錢，也不是每個藝人都有能力辦到的，商演，才是為歌手創收的工作常態——當然，這類商演不光歌手可以參加，演員也可以；當然，這類商演也不只在北上廣等一線城市，三四線城市或許才是更大的戰場。

　　然而，聽上去“輕輕鬆鬆就來錢”的商演並沒有想象中那麼簡單。八月底，有爆料稱胡夏在某地演出時耍大牌，除表現不配合，還三番五次唱錯歌曲。之後，胡夏工作室作出宣告，表示胡夏按合同規定現場演唱 《那些年》和《替我照顧她》兩首歌后，又被主辦方強制要求演唱並未籤合同的品牌歌曲，一段由在場者拍攝的7分鐘影片顯示，胡夏被多次無禮打斷，一旦唱錯，伴奏立刻停下重來。

　　數字音樂普及後，歌手普遍已經無法透過專輯售賣賺得利潤，如果無法成為影視歌三棲明星，演唱會、商演就成了體現他們商業價值的所在。此時，藝人們也在積極轉變思想：商演成了藝人工作中重要的一環，沒什麼可丟人的。加上此時國內經濟的迅猛發展，小城市居民購買力的增強以及近距離接觸明星的需求增加，都讓小城市的商演市場在近年愈發火爆。

　　很多人覺得在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小城市走穴演出low low的，但用幾首歌的時間換取的真金白銀，對明星來說可謂價效比超高。從當年樂壇小天后變身成商演一姐的蕭亞軒，在沒有新的音樂作品的情況下，憑藉商演也能保持年入數千萬。據記者統計，去年蕭亞軒總共接了65場商演，僅10-12月就有25場，其中不乏舞美簡陋的小演出、地產開盤等活動，也因為在商演上的勤快表現，蕭亞軒成為2015年臺灣藝人收入榜的季軍，僅次於周杰倫和王力宏。

　　而貴為昔日天王的黎明，也成了四大天王中唯一接商演的人。2014年，他曾為惠州某樓盤站臺，此前還曾前往鄭州、成都、貴陽、合肥、湛江、韶關、長沙東安縣等地參加商演，在黎天王的商演經歷中，既有張信哲、庾澄慶、羅志祥、謝霆鋒等藝人一道參與的優質拼盤，也有以其“領銜”，三、四線歌手拼盤的商演。

　　考慮到三四線城市的消費能力，演出商們為拼盤演唱會拼搭陣容的方式也千奇百怪。有些演出商會以一個大牌為核心，搭幾名身價十幾萬到幾十萬不等的歌手，而有些演出商甚至會從當地夜店招來一些本土歌手與大牌同場演唱，這就出現了某些拼盤演唱會的海報除了某個大牌之外，其他歌手的名字完全陌生的狀況，而這類拼盤演唱會對於演出商的意義在於，票價不用太高就能收回成本，倘若賣得好還能有不錯的收益。

　　除了前面提到的靠商演闖出一片新天地的昔日巨星，《中國新歌聲》等選秀節目的選手，或透過《我是歌手》翻紅的歌星也是三、四線城市的商演主力，對於選秀出身的歌手來說，參與商演是資本積累的必經階段，夜場、企業堂會、剪綵活動等幾乎來者不拒。

　　在三四線城市的商演中，韓星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支力量：一方面，韓星普遍擁有較高的知名度和粉絲支援度；另一方面，比起國內明星，部分韓國明星的價格不高，卻在表演中有著更高的配合度和專業性，因而很受國內演出商的歡迎。業內資深人士李三木告訴記者，由於受“限韓令”傳聞的影響，此前在國內三四線市場上頗受歡迎的小牌韓星已經大幅減少，“國內的演出商已經不敢用韓星了，接下來的幾個月，三四線城市的商演市場會面臨一波調整。

　　由於缺乏接待經驗，藝人在小城市遭到“怠慢”的情況比較常見。歌手徐譽滕去年12月曾在朋友圈中吐槽過商演中的種種不規範現象——“敲鑼打鼓豪車接，各種老總豪宴請，簽名合影少不了，熱熱鬧鬧上臺唱，灰頭土臉出租送。”徐譽滕向記者透露，很多演出後，藝人就再也聯絡不到主辦方，只能自己打車去高鐵站或者酒店，這樣演出後就立馬遭受“冷遇”的情況，在商演中佔到了兩成。

　　當然，藝人也不總是處於食物鏈末端。據一位資深演出商透露，此前他曾遇到過有藝人的助理拿一堆亂七八糟的發票要報銷，聲稱“不給報，藝人就不上臺”，為了活動圓滿，演出商也只能屈從，但明星對此是否知情，演出商並不確定。另外，還有一些明星對演出商安排的食宿不滿意，臨時要求換酒店、提高餐飲標準，通常情況下，夾在藝人和主辦方中間的演出商只能答應。演出公司負責人蔣先生稱，自己在工作中受“夾板氣”是常態。據他表示，有一次活動中，韓國某大牌藝人好不容易答應了商演後與主辦方合照，結果主辦方人員因故來遲，最後藝人決定取消合照環節，雙方不歡而散，而自己夾在中間頗為尷尬。

　　明星的結構也是一座金字塔，塔尖上的當紅明星佔據了各種優勢資源，去和他們競爭，位於塔基的明星顯然太吃虧了，這種深入三四線城市“到農村去，到邊疆去”的商演模式是一種差異化競爭——聽起來有些low ，但從賺錢速度來看並非如此。

　　大城市不適合三四線歌手發展，那他們必定要生存啊，唯有三四線城市容得下他們。畢竟大牌是不會來小城市的，幾首歌的時間能有幾十萬，他們還是很樂意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