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劇帶火一個“冷詞”

電視劇《裝臺》在中央電視臺綜合頻道黃金時段播出，各方反響不錯。這部劇改編自作家陳彥的同名小說，陳彥因長篇小說《主角》獲第十屆茅盾文學獎。而《裝臺》是一部反映戲劇舞臺裝臺人這些普通勞動者的作品，一播出即引發強烈關注，其中有許多值得總結、可以說道、提供啟示的地方。

據說，《裝臺》改編電視劇時，曾經有過一個聽起來比較都市化、時尚化的名字：《我待生活如初戀》。這個劇名來自一句流行語：生活虐我千百遍，我待生活如初戀。

看完全劇，覺得此說也不是很不靠譜。的確，裝臺者這些小人物，生活裡充滿了艱辛，卻又頑強地活著，還無怨無悔般熱愛、擁抱著生活。不是很有道理嗎？而且畢竟是電視劇，為了收視率，大家誰不想起個吸引人的劇名呢？近些年來，眼見得一些古裝戲、鄉土題材，裝在很散文化的劇名裡。

“裝臺”是個生僻的詞彙。它與藝術無關，其“小眾”的程度註定了很難傳播。的確，從電視劇是大眾藝術的角度講，必須把這個小說名改成流行語。然而最終，電視劇仍然以《裝臺》之名播出。我以為這是一件幸事。不是說因此就保證了嚴肅，也不是說因此就為一個行當提供了聲名遠播的機會。而是說，藝術，應該有從容不迫的姿態，借一個熱詞炒熱一部劇也許無可厚非，但透過一長串人物故事讓一個陌生的、冷僻的概念引人關注、形成話題，更可見藝術作品的魅力。而我以為，《裝臺》的熱播正有這樣的意義。

因為《裝臺》，讓“裝臺”這個詞有了活泛的可能。

對一部作品來講，尤其是今天，起什麼樣的名字或題目變得很重要。作品太多了，沒有特別的標識如何能引人關注？要儘量大眾化、流行化、時尚化一些，如果貼近心靈雞湯，或者內幕、八卦等，似乎更容易走紅。也有時要想辦法酷一點，讓標識性更突出。這就跟書法一樣，春聯體最實用，醜書搶眼球。然而，我還是想強調，藝術創作，貴在從容不迫。

有一次，和作家麥家聊天，他有一個說法我印象深刻，他認為，阿來的小說《塵埃落定》救活了一個成語，這就是“塵埃落定”。本來世人已經很少引用這個詞了，然而因為阿來的小說，這個詞活了，流行了。我覺得此說有理。麥家最新的小說《人生海海》，是不是也有以小說名讓一個方言詞流行開來的想法？我不知道。但他的《解密》其實在一定程度上為“解密”一詞在媒體上、口語中的流行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其他如電視劇《潛伏》，也是一個劇名推熱一個詞語的例證。

一位作家、藝術家為自己的作品起什麼名字、題目，似乎也真的是有點講究的。比如賈平凹，近20年的長篇小說名，幾乎都是兩個字。《廢都》《浮躁》《高興》《秦腔》《古爐》《帶燈》《暫坐》……我能想起的作品，都是兩個字。儘管他也有過《懷念狼》這樣的長篇小說，但二字結構卻似乎是其偏好或執念。

《裝臺》讓“裝臺”熱了，或者，“裝臺”沒有成為制約《裝臺》熱火的因素。這個小小的點是不是值得一說？

一部作品起什麼名真的應該慎重。我上面描述了以“熱劇”帶火“冷詞”的驚喜，以名字生僻證明內容為王的藝術鐵律，但並不能因此認為，起個輕鬆的名字就一定意味著輕佻，也決不意味著作品名字一定是越短越好。古今中外名著裡，什麼樣的作品名都有，甚至還有《1984》《2666》這樣的“數字化”名著。有的作品，名字長得超出人們想象，卻也說不定讓人留下深刻印象。

前一段召開《裝臺》研討會，好幾位專家都提到了劇名問題，大家彷彿都有一種“裝臺”二字終究保留下來的欣慰感。還有朋友提到一個頗有喜感的說法，說《裝臺》在中央電視臺播出，劇名《裝臺》就彷彿“中央臺”的急促式諧音。就像“醬紫”和“這樣子”的關係一樣。

以此強調緣分，還真是有趣。

《裝臺》的文學性與戲劇性

《裝臺》是一部關於邊緣人的作品。邊緣人物如何成為中心，文學藝術是最多途徑。對一個舞臺來說，裝臺處於所有與藝術沾邊的行當之外。電視劇片尾的字幕裡，即使有“車隊”也不會有裝臺人的名字。然而作家陳彥把他們寫成了藝術舞臺的一部分。電視劇堅持了這一主題主線。

強調了裝臺人的不可缺少，不是強調沒有他們就沒有藝術，而是強調了，勞動者以默默無聞的形態為藝術的華彩贏得了空間。選擇裝臺人可以說是一種題材選擇的獨特，更是出於在舞臺的聲光電中念念不忘勞動者的感情和創作觀念所致。

裝臺者之上的都是藝術，都有可能是牛人。比如燈光師丁大師，其實也是幕後者，卻可以拿出一副藝術大師的架勢。裝臺者卻沒有，不可能。他們是從各個外縣來這裡謀生的，領頭的刁順子是城中村裡人。

《裝臺》真正展開的是裝臺者五味雜陳、辛苦、艱苦，卻也充滿快樂的人生。他們的樸實也是一種達觀，他們的樂觀也是一種價值觀，他們的忍耐力也是一種境界，他們的互相關愛也是一種善良。他們生活裡的故事、生命中的感受，充滿了豐富的色彩、戲劇性的情節、悲歡離合的曲折。在這些溫暖的情感和深沉的主題下，“裝臺者”這個身份，似乎恰好是一種借用。他們代表的已不是裝臺者這個小小行當，而是許許多多普通人的生活狀態，是中國人心靈底色中的諸多閃光與美好。

本來是著眼於聚光燈照不到的一個小群體，卻折射出普通人如流水般的生活。因為他們的身上反映出的情感、品質，又遠不是裝臺這兩個字可以涵蓋。《裝臺》是平凡人的典型化塑造，平凡人生的生動敘述。它展開的是一幅比舞臺要大得多的人生天地，但它們又都和舞臺有關。

關注小人物也擁有的深沉情感和美好品質，透過他們的細碎生活折射一個時代的巨大變遷，反映生活裡那些急速的改變和永恆的不變。這正是《裝臺》始終秉持的創作自覺，也是《裝臺》的文學性體現。

說到文學性，還需補充一下。並不是強調此性就高於其他性，而是說，作為其他藝術的母本，文學經常以看似平靜、波瀾不驚的故事，指出、暗示、自然流露出深沉的、重大的主題。文學作品中也許並沒有弄潮兒的身姿，而那時代的潮流湧動卻讓讀者深刻地感知著。

傳統文藝理論有一種說法，任何藝術在極致處都是不可改編的，改編過程必然會丟失棲息在原來藝術體裁裡的內涵。比如魯迅小說，就很難改編成影視作品。電影《祝福》的改編是最成功的，但在祥林嫂悲劇的深度上，顯然還與原著有距離。魯迅本人對《阿Q正傳》的改編保持警惕，因為擔心那會只剩下滑稽。事實證明，這個擔心並非多餘。

然而，這種觀念在最近20年來已經改變，而且是世界範圍的改變。小說家強調自己是“講故事的人”（莫言語）。南美的魔幻現實主義、歐美的主流小說，多有以通俗故事包裹嚴肅主題的例證。我曾經舉過土耳其作家奧汗·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紅》為例，謀殺、偵破、言情，地域文化、民族宗教的描寫之下，有著對歷史、對人類命運的深沉思考。

陳彥是在戲劇領域裡“潛伏”著的小說家，他的小說自然具備了很多小說不具備的戲劇性特點。

在藝術上，長篇小說的成敗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結構。在今天，結構的好壞更是分出高下的標準。當代小說產量極大，如果要我說長篇小說普遍欠缺的是什麼的話，我認為是結構。以一個人物為貫穿引出一連串故事，故事的遊走不能織出一個立體的、互相關聯的網狀圖景，這是很多小說藝術上不夠精緻、讓人回味不足的重要原因。陳彥做到了。他的小說具有複雜的人物關係，既有縱向的推動，也是相互間的糾纏，在糾纏中推動的故事往往能製造出更強的戲劇性。而且，陳彥是自覺在作品中新增戲劇性因素，點化、點染著人物故事的走向和作品的意趣。

電視劇《裝臺》強化了這種戲劇性。有的甚至是新的新增。比如，劇中有位叫“黑總”的角色，是小說裡沒有的。他時不時地會站在城中村的街上，衝著眼前的人和事做出一兩句看似無厘頭似乎又有關聯的自言自語式的評價。他的話都不是怪話，都是報紙上、電視裡的標準詞兒，強調的都是人們應當遵守秩序、和諧相處。比如看到順子跟人爭吵，他說：吵什麼，和諧社會嘛！看似跟故事無關，卻別有意味。讓人想起《寶島一村》裡的那個忽然從臺上飄忽而過、唸唸有詞的老太太，也讓人想起魯迅《風波》裡的九斤老太，時不時地自言自語，雖非實指，卻又針對著故事。

還有就是諷刺帶來的戲劇性。戲劇，即使在正劇裡，也需要有適當的、適量的諷刺。這些諷刺體現出的不是刻意的惡意，而是趣味和善意。《裝臺》裡的諷刺表現在：丁大師，一本正經的、自以為是、天下第一、但又忠於職守。鐵主任的夫人人稱“丹麥人”，這一綽號是對“初學的時髦”者輕輕的諷刺。刁大軍，死要面子活受罪，但又善良純正。舉止行動讓人擔心，又挑逗人關注。富是裝出來的，出手闊綽既是一種裝富，又帶著真摯的親情。

《裝臺》的戲劇性還體現在人物關係的組織上。如刁順子、素芬、楊波，菊、二代，八叔和他的前妻及朋友，刁大軍、瑪蒂及回鄉後的人事交往，刁順子為頭領的裝臺人，這些人物組合互相交叉、交融、衝突、聚散，組成一個個特殊的關係網路，延展至其他街坊鄰里，熟悉的、陌生的人群中。舞臺上的主角們，秦腔團的團長、靳導、各種角兒，是以鐵主任為主開啟的另一社會層面。所有這些，共同構成一個立體、豐富、飽滿、合情合理的戲劇世界。

從文學到影視，互相成就

電視劇《裝臺》以強烈的地域標識引人注目。近20年的中國綜藝舞臺上以及電影裡，陝西關中方言、秦腔為主的地方藝術，已經有了很強的通行能力。《裝臺》直指古城西安，鐘樓、大雁塔、古城牆，各種美食、小吃，濃烈的關中方言，等等，共同營造出一種積澱著周秦漢唐古風的西安味道。方言俚語裡不但有特別的字詞，如“咥”，更有此地人自嘲與他諷相雜合的詼諧與風趣。而這種詼諧風趣中流露出的，又有互不見外的親切，達觀淡定的神情，以及樂觀通達的心態。這些強烈的地域標識，讓電視劇《裝臺》擁有天然的特色，而且總體上並不妨礙其他地域，哪怕是南方地區人們的欣賞。

但我依然想說，電視劇《裝臺》裡的地域性表達，有些地方略有過多、過度甚至刻意之嫌。比如，丹丹從京城來到西安，受到其好友刁順子的熱情接待。在二代的飯店裡，順子為丹丹準備了全套的關中小吃。只見他如數家珍般一一將菜名報來，對方則頻頻點頭，嘖嘖讚歎。看到這種情節，難免讓人覺得是在故事裡契入“文化宣傳”的做法。順子在看望自己的老師時，也不忘將“臘牛肉”等地方美食誇上兩句。劇中那首近乎說唱的插曲，已經直接唱出了“這就是陝西”的豪邁。全劇感覺時有借劇情推廣地方風物的印象。而在我看來，無論是《裝臺》還是西安，似乎都沒有直接嫁接對方推廣自己的必要。

藝術評論本身就是見仁見智的。對於電視劇的改編，我還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以做交流、討論。比如，順子的女兒菊性情乖張，出言不遜，二代以真情相待，苦苦追求，卻總是被近乎羞辱與責罵地對待，然而二代依然痴心不改，這種情感的內在邏輯似乎缺少說服力。同樣的情形還有三皮即楊波對素芬近乎病態的痴情，也似乎需要有更合乎情理的鋪墊。八叔及其前妻戲份略多，而他們的感情線索與裝臺人的關聯度較弱。還有，比如丹丹這樣的演藝界“大腕兒”，裝臺人順子是她在此地最親密的朋友。不是說友情不可以突破社會階層，但畢竟讓人覺得，這種天然給定的關係讓人多少有點茫然。

當然，總的說來，儘管電視劇中有一些還可加強的地方，但瑕不掩瑜，不影響我們評價這是一部難得的好劇。

可以看出，陳彥小說因其兼具文學性與戲劇性，為改編帶來很多方便。這也再一次證明，小說的確可以為其他藝術提供母本。在我看來，現在正是小說改編影視的最佳時期，是可以相互成就的黃金期。原因在於，首先是小說正在由“純文學”向融合型文學過渡。影視創作製作在藝術上更加成熟。傳統意義上，確有“純文學”不適合改編影視劇的說法和認識。米蘭·昆德拉就曾說過觀點大致如下的話，一部小說如果可以改編成影視作品而不丟失其意義，那就是該小說不夠純粹的證明。

這一觀點是極致意義上的說法。事實上，情形正在改變。由於電影、電視劇在藝術上不斷成熟，許多傳統文學經典也多有被改編成電影、電視劇的情形。比如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算是“純文學”裡的極品了，但其多部小說改編成影視劇併產生深遠影響。托爾斯泰、卡夫卡、海明威、君特·格拉斯……太多的名字可以羅列進來。就連昆德拉本人的小說，也有改編成電影的情況。根據其名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改編的電影《布拉格之戀》也成為著名影片。即使是流行小說改編的電影，也一樣可以成為電影中的極品。如根據斯蒂芬·金小說改編的電影《肖申克的救贖》，就是史上最偉大的電影之一。

電影電視劇是另一種藝術，而不是略差一等的藝術。

小說自身也在發生著理念、風潮的轉變。嚴肅文學與流行文學的融合趨勢愈加明顯。突出故事、強化故事的好看性，借鑑流行文學裡講故事的起伏節奏，正在成為嚴肅小說的創作新趨勢。過去是強調透過“無事的悲劇”顯示文學之“純”，現在是透過融合使文學可以通行於社會大眾。這是文學保持生命力、影響力必須要做出的調整。剩下的就是考驗創作者的融合能力，即故事是否能講得精彩，以及好故事的後面是否可以承載文學原本具有的思想深度。

無論如何，小說因此更便捷地改編成為影視，好作家的好作品有了藉助多種途徑廣泛傳播的機會和可能。近些年來，中國當代小說與影視結合的成功範例可謂不勝列舉。陳彥的小說改編是又一個也是最新一個例證。可以預計，今後更長時間內，文學與影視的這種結合將更加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