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會有一位幕後工作者，會引起這麼多的好奇——半個月前，歌手譚維維的新專輯《3811》上線。很多人都在問：尹約是誰？
詞作者尹約，為這張專輯的五首歌填詞，其中有一首是《小娟（化名）》。這首歌裡尹約寫那些在新聞中被暴力以對的女主角們，每句歌詞都指向我們共同記憶裡的社會事件，以及打壓、騷擾、家暴、網暴……那些無處不在的、伴隨女性一生的暴力。
這首歌上線後，有人在豆瓣短評中寫道：沒想到，在這個搖滾都被娛樂馴化到溫順如羊的年代裡，會有這樣一群女性站出來向社會擲出她們的鏗鏘之聲。
《小娟（化名）》不是尹約唯一的代表作。2014年入行以來，她參與過一系列歌曲和專輯的創作，包括傳唱度極高的《默》、《大魚》，她的詞被評價雄壯優美，兼具才情和膽識。
2019年春天，哈佛大學的華語流行音樂四十年論壇上，尹約少有地做了一次公開發言。她在現場分享了自己作為女性創作者，在男性佔主導的幕後音樂圈的遭遇——一些人誇她寫得像個男人，有人斬釘截鐵地說女人絕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歌，可是，哪怕一個男性作詞再細膩騷柔，卻從來沒有人會讚美道，這個男人寫歌『真像女人』。她認為性別歧視是對男性和女性的雙重枷鎖。她希望有一天，女性創作者們可以驕傲地說：我們是女藝術家，但我們首先是藝術家。
這種女性視角跟尹約的成長經歷、生命體驗都有關係。她出生在一個期待男孩的家庭，被冠以一個男性化的名字，然後作為獨生女兒在規訓中長大。作為一位三十歲出頭的女性，她曾在擔任節目主編時被當做秘書和助理，從詞作者轉型音樂製作人時被直接質問：為什麼你可以？
那些細微的、無處不在的偏見，讓她再無法迴避這個話題。
她很瘦，一張小臉，一頭長髮，聲音溫柔，說的內容卻有力量。她講到在今年春天和冬天她是怎麼寫下了這些詞，關於那些邊緣的、畸零的、破碎的女人，講到她的家庭和教育怎麼塑造了今天的她，也講到一個女性如何在男性主導的行業裡打破天花板，如何為心裡的那些好東西撐開空間。
以下，是尹約的講述。
文｜林松果
編輯｜姚璐
1
有人問我《小娟（化名）》寫了多久？可能是三年，可能是三十年，是一直在我心裡衝撞的東西。
《3811》這張專輯的念頭，其實好幾年前就有了。大概是2016年，我和維維第一次合作，那張專輯發得很慢，我們也慢慢了解對方，發現我們都有很充分的、想表達和創作的東西。專輯發完之後她就跟我說，她想做一張新專輯，關注少數民族的女性，有一些人因為習俗或者貧困等等原因，生存狀態可能不是非常好。之後我們斷斷續續討論過彝族的哭嫁歌，還有藏族等等民族的東西。
今年年初，我開始寫第一首歌，主角是維維的三姨。維維的三姨叫章存仙，是四川一個小鎮上的公交車售票員，現在依然在享受愛情，是一個非常勇敢、浪漫的人，她的男朋友叫她么妹。當時我拿到的資料不多，就這麼稀裡糊塗開始動筆。
2020年，現在說到這個年份我心裡都有點抖。那個春天其實我過得蠻痛苦，當時置身於一種巨大的割裂裡，一邊是在跟周深上湖南臺的《歌手》，那個節目裡我們做了《達拉崩吧》，一個非常歡脫的作品。一邊又是疫情，整個世界很壓抑，我心態也有點垮掉了，過敏很嚴重。有天吃完飯，我整個人全身紅腫，喉嚨也腫了，感覺無法呼吸了，人生第一次叫了救護車。但到了醫院，醫生也沒有找到原因。後來我跟醫生說，我看了太多悲傷的新聞，醫生說也有可能跟這個有關係。
在這樣一個環境裡，要去寫一首浪漫的歌，真的很難。我想了很久，想到了希臘神話裡面的伊卡洛斯，就有了《章存仙》裡面那句就算只有蠟做的翅膀，也要飛向太陽。我其實很怕大家說我寫東西很美，好像他們看不到這個文字下面是什麼。比如之前寫一些影視的貼片歌，你是按照片方要求為某個角色去寫，很難有自己的表達，但是有時候還是會藏一些私心在裡面。這句就是對那段時間心情的表達，我們大多數人的翅膀其實都只是蠟做的，不是嗎？
之後的一首歌是《魚玄機》，因為我們想寫一首歌給LGBT群體，之前寫過一首《昨天涯》，有致敬《春光乍洩》的意思，這一首我們就想寫女性，就選了魚玄機。之前也有很多人寫她，各個角度的都有。但我只想寫一個晚上發生的事情，不想去追究這個愛情故事多麼不朽，只想寫那個晚上所有的瞬間。我在作品詮釋裡也寫了這樣一段：女人願為情慾付出多少代價呢？女人要為情慾付出多少代價呢？很多人這樣規訓我們：女人是要為這件事賠上性命的。只是很少人告訴我們，情慾濃烈時，女人本來可以有多美。
緊接著寫了一首極其純真的歌，《阿果》。這首是最初就打算要寫的。靈感是來自維維之前的一次採風，她在西昌那邊看到了彝族的換童裙儀式，就是當地少女的成人禮。在第一次來月經當天，少女要換上童裙，被父輩揹出去，嫁給一棵樹。我看過那個影片，一個彝族小姑娘，眼睛很乾淨，懵懵懂懂的，還是無憂無慮的狀態。但是，好了，從今天開始，你以後就是要嫁人的，你就不再是我們中的一分子了。
我們想在這首歌裡討論女性的月經初潮，初潮時很多人都很恐慌，家裡人會說這叫做大人，但是在十幾歲的時候，我們真的明白這是什麼意思嗎？另外我們也是在討論，為什麼她這麼小就要被規訓，要忠貞，要嫁給一個樹一樣的男人。我之前讀到一篇深度報道，就講那些逃婚的彝族少女。她們為了不嫁給自己的表哥或是父母安排的誰，選擇逃到沿海一些城市去當女工。
其實最初這個姑娘的名字不是阿果，而是曲別，一個更少數民族的名字。但是我在她的另一個採風資料裡看到這個名字，我說我不要曲別了，我就想要阿果。寫完我發給維維姐，說這個名字就是天意。阿果阿果，還沒開花，就要結果了嗎？
這首歌的旋律很剋制，詞也很剋制。阿果的一生可能就跟這首旋律一樣。輕描淡寫，白描剋制，並不波瀾壯闊。但小樣出來那一天，我們所有人都哭了。
後來就是《小娟（化名）》，這首歌的想法也是專輯開案就有了，想寫針對女性的暴力，規訓、打壓、家暴、網暴、汙名化、騷擾、性侵、殺妻……很多傷痛和疑問，伴隨女性一生。在世人看不見的地方流血，在不能被承認的時刻默默流淚。
但這首歌之所以卡這麼久，是因為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旋律。最開始維維給我的旋律，我寫不出來，我說這個旋律太美了，只能寫情歌。到了十一月，她又給了我兩個demo，我聽了一耳朵，說我就要這個。真的就是緣分，它整個的律動，包括可以寫很多字。我不是來玩文字遊戲的。我們接受文字訓練的人，當然都可以玩出東西來，但我不是來炫技的，我要寫，我要表達。
當時我在家，就寫了三個小時，當天就給她了。她都嚇到了，說你怎麼寫得這麼快。而且這種後坐力還蠻大的，那天我晚上沒睡著，吃了各種藥都沒有用，我想那算了，那就不睡了。後來也有人問我寫了多久，我說這不是三個小時，可能是三年，可能是三十年，是一直在我心裡衝撞的東西，所以寫得快。也有很多人問我，寫這首詞查了多少社會新聞，說實話我一個都沒有查，我不需要查，這種事經常在發生，我不需要去查才知道這些事情曾發生過。
歌詞裡的奻奸妖婊嫖姘娼妓奴，耍婪佞妄娛嫌妨嫉妒，也是我聽到旋律，才決定要寫的。這個念頭最早是小時候學漢字，你會看到這些帶著女字偏旁的貶義詞，你會有疑惑，本來不分性別的事情，為何都由女人承擔？這個問題其實學術界是有過討論的，當然這也是有爭議的。包括這首詞出來之後，也會有人說，女字旁還有好的字，我也知道，但大多數字都是跟外表相關的，這跟形容一塊玉、一匹馬有什麼差別？
還有一句詞是說囚禁我身軀，割斷我舌頭，無聲將眼淚織進綢緞錦繡，是古羅馬詩人奧維德寫過的一個故事：菲洛米拉公主被施暴者強姦，並被割掉了舌頭，但她勇敢地將自己被強暴的事實織進錦緞，被噤聲亦可控訴。
11月4號那天我把詞給維維，到了11月15號她就把demo給我了，特別快，那時候她已經想好了要捂著嘴唱。我記得收到小樣的時候，是在傍晚，我一個人正在路上散步。那天還挺暖和，聽說第二天就要大降溫，我說趕緊出去。開啟那首歌的時候，我正好走過一個公園，很多小朋友在那兒玩。我就一邊聽歌，一邊看著那裡面的小女孩，夕陽照下來的時候，我就覺得我們做這個還是有意義，至少希望以後能少一些小娟。
這首歌錄了很多軌的人聲，做得非常細緻，最後從隱去我姓名到知曉我姓名，整個空間和層次感都做出來了。維維姐是我很欽佩的人，她可以不停去上綜藝，或者做別的什麼，但她選擇了做這個。
線上演唱會那天，她第一次公開唱這首歌。我看到臺上那麼多女孩子摘掉墨鏡的時候，很震撼，如果不是旁邊都是贊助商的人、陌生人、各種工作人員，我想，我肯定會放聲大哭的。
這首歌發出來之後，也引起了很多爭論。發出來之前我是擔心過的，會緊張。寫完它到現在，我可能也瘦了快十斤，當然是很多原因摻雜在一起，但確實也有這首歌的壓力，像刮骨療毒。但我不認為這首歌是在挑起性別對立，更不是要攻擊所有的男性，我們都置身於這樣的性別結構裡，這種壓力一層層傳導到每個家庭、每一對伴侶，而女性相比之下，當然是承受了更多、更不容易的。都已經這樣子了，這些人、這些事還不能夠被記住嗎？這是我很大的一個疑問。
這個時代這麼扁平化、碎片化甚至粉塵化，我也不知道這首歌能不能像當年一樣，一首歌可以改變很多，但哪怕有些微小的改變呢，你有看到嗎？《小娟（化名）》發出來之後馬上就有一個新聞，記者就給那個13歲的小女孩就取名小娟，我不知道記者是聽到了這首歌，還是一個巧合。但是如果有一天，小娟真的變成像英文裡的Jane Doe（在英文中，Jane Doe特指無名女性），這個名字一出來，大家都知道就是這個意思，這也是一種改變啊。
譚維維演唱《小娟》的現場
2
因為只能生一個，但你（的性別）偏偏不是他們想要的，你就得比男生更努力、更優秀。
我大學學的是新聞，但後來沒有選擇做這個，這可能跟我的性格有關係，比較纖細，有什麼風吹草動我都很難過。記得大學的時候出去拍片子，可能就是一些很平常的人、很尋常的事情，但如果有一個細節戳到我了，我回去就會很難受，每次基本都要哭。我一個好朋友就說，我心太軟，太感性，太敏感，做不了一個很好的記者。
後來《小娟（化名）》發出來了，她又給我發信息說，覺得我用音樂把我們當年的理想實現出來了。那個時刻，我會覺得被懂得，你當年受的教育，這個東西不管被埋得多深，它就是個種子，總有一天會長出來的。
但這種對性別的敏感，不僅僅跟學校的教育有關係，也跟我從小長大的環境有關。
我是獨生子女，我生下來的時候我奶奶說什麼都好，就是少了一樣東西。因此他們給我取的名字，不管大名小名，都特別man，因為家裡特別希望你是個男孩，我有其他的朋友也這樣，有個特別霸氣的名字。後來上了學，就會遇到男生和我叫一樣的名字，他是男某某，我是女某某。尹約是我的筆名，是我後來自己取的，尹約就是音樂的諧音。
還有我的頭髮，小時候都是家裡的長輩帶著去剪那種特別短的短髮，直到讀初中，我的頭髮都非常短，短到老師還會問我是男生還是女生。但那時候太小，你不會覺得是不對的，沒有這種意識。
我媽媽也很不容易，她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我外公人也很好，但是他的三個女兒都送人了，兒子都留下了，所以我媽媽其實是個棄嬰。她被送到老表家裡，人家最後實在養不了了，又把她送回家。在這點上她很幸運。雖然很不受重視，但她還是考上了大學，留在了省城。但是她的兩個姐妹沒有，她們沒有機會讀太多書，一輩子留在農村，我長大之後知道了這件事，也看到她們甚至都不被允許出現在外公的葬禮上，覺得很痛苦。
我媽媽那一代的母親，很多都上了節育環，但還是有人會再懷孕，孩子又沒辦法生下來，經歷了很多身體的折磨。但是我也知道，正是因為政策，我是一個獨生女。如果家裡還有一個兒子，很多事情肯定是輪不到我的。我很清楚自己是變相的受益者，所以一直覺得自己有責任為受害者發聲。
那時候在家裡，就有這樣一種感受——覺得自己是全家的希望，因為只能生一個，但你（的性別）偏偏不是他們想要的，你就得比男生更努力、更優秀。我得去學習，學特長，參加比賽，比賽也要是第一名，不然家裡人會失望。我從小是有這個心結在的。我很早開始認字背詩，很小就能自己看書，當大隊長，高一時候競選上全省城中學的學聯主席。這種社會的馴化，就是真實存在的，我也被馴化得很厲害。
包括家裡長輩對我的期望，會有一種獎盃心態。我從很小開始學音樂，包括樂器、聲樂、舞蹈……都學過，幼兒園就已經上過省電視臺了，小學就進了錄音棚。家長就會說，你看，我們家孩子又上電視了，又唱歌了，又表演了什麼。那時候跟著家裡出去，我就會被叫起來，大家在喝酒吃飯，我在表演。就感覺為什麼娛樂的娛是女字旁呢？真的就是這樣一個心態，我是可以供大家娛樂的，如果是個男孩，你很難叫他們這麼做，至少我成長的時候，是沒怎麼見到過的。
但從中學開始，我的心態開始有一些變化了。那時候正好都在講三農問題，我在回家路上就會看到農民工，慢慢覺得你也許能用文字去表達和改變一些東西，就想學新聞，死活想離開家，當時所有志願報的都是北京的，就是想離家裡遠一點。我媽媽自己經歷過那些事情，她是很支援我的。她鼓勵我自己做選擇，自己去飛。我爸爸始終是那種：你就不要出省了，就留在省臺播新聞，不挺好嗎？
到了後來我讀完大學，大學時候拼命考試、實習，申請到全額獎學金出國，先讀了一個理學碩士。接下來又很任性地轉專業，修了亞洲研究的文學學位。我記得當時談戀愛，對方的家長就會說，女孩子留學學個語言就夠了，以後就去教語言就行了，你就做這個吧，你不就會這個嗎。我聽到這句話，就想起當年我爸說，你就去省臺播音不好嗎？當然不好，這不是我的理想呀。
在國外上學那幾年很辛苦，上完學回國，我就開始在《曉說》工作。最開始做策劃和文案，過了兩年就做了主編。我中文英文閱讀速度都很快，擅長整理資料。這個節目又需要去世界各地採訪，我也有語言優勢。所以這份工作確實很適合我，也做得挺盡興的。
但是這種年齡偏見和性別歧視，是始終存在的。這種事情出現過很多次，比如出去談事情，或者採訪，或者跟什麼機構對接，我站在那兒，拎著一個粉色的電腦包，別人很自然地會認為我是一個助理或者秘書。有時候可能我正在做我的本職工作，別人就說，哎小姑娘，你來一下，他們會覺得我就是旁邊一個花瓶。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一個組裡那麼多人，你不認為其他人是，為什麼是我呢？
有時候我的同事或者曉松老師也會出來說，她不是助理。我也會講我不是，我不會當面生氣，還是會很配合地把事情做掉。但是工作中我會特別認真，特別努力，特別想證明說，你看看，我是來做這些的，我還可以做這些。我還特地把自己的頭髮燙捲了，看起來成熟一點。後來我過30歲的時候特別高興，我想我終於可以不被當成一個20多歲的小姑娘了。
尹約 受訪者供圖
3
觀眾會說：啊，居然是女人寫的。但片方可能會嫌你寫得還不夠男性化。
在現場就知道他的琴是有感情、有靈魂的。他在回去的路上就給我發了一首曲子，我填了詞，這就是我們合作的第一首歌，就是《默》。我們在棚裡錄歌的時候，認識了其他音樂公司的人，入行就是這麼入的。
後來曉松老師說可能有個契機，就把《默》發給了那姐（那英），後來又碰到這個電影（《何以笙簫默》）需要一首歌，就被大家看到了。2014年初這首歌寫完，到2015年發出來，發得也很好，就誤打誤撞進入到OST（影視原聲）這個工種裡了。
我最開始其實也沒有特別說要做OST，做貼片音樂，其實遠離國內的語境很久了，我也不太知道這個行業到底是什麼樣的。但在這樣一個以男性為主導的幕後音樂圈裡，作為女性，你很快會發現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比如我在去年和維維一起觀禮格萊美，她在微博上發了我們的合照，很快上了熱搜，有人說，尹約居然是個妹子，還有人說《默》的詞怎麼可能是女人寫的。包括在棚裡，其他的朋友也會叫我玉女漢子。我蠻詫異的，可能在我看來我不認為什麼風格就是男性的，另外的就是女性的，但是你硬要這麼歸類的話，我會被歸類為男性。這個資訊我接收到了，我也覺得挺有意思，也跟唱片公司的人聊過，為什麼會這樣子？
他們就說，如果你要商業化的話，你就得像個男人。他們的意思是，男性的歌曲更好賣。在當下的環境裡，男藝人的價格就是更貴。同一場商演，有的男藝人能到非常高的價格，但女藝人是不可能的。當然有特例，但普遍來講，差異是存在的。我跟這些合作者們，平時都是很友善、溝通很多的，但是這塊鐵板就是在這兒，它不是為了傷害我而存在的，但是我往前走的時候，一不小心就踢到它了。
特別是前幾年，影視行業特別蓬勃的時候，很多歌曲都是為影視作品量身定做的，業內都把這種作品稱為貼片歌，其實挺悲哀的，音樂變成影視的附庸了。那另一個問題就是，很多電影裡真的沒什麼女性，或者它表達的都是男性化的東西。比如說賀歲片，每年大家投入最多資源、渴望得到最多回報的電影，女性角色都少得可憐。
所以對我來說，其實是一個腹背受敵的狀態。觀眾會說：啊，居然是女人寫的。但片方可能會嫌你寫得還不夠男性化。比如我寫過那種純男性參演的電影，導演向我表達的東西和他真正想要的東西，是有偏差的。但他最後就直接說：女人寫的就是不如男人，男人的東西就是應該找男人寫。我當時還挺吃驚的，那你為什麼要找我呢？也有時候這個詞就不給我署名了，或者讓一位男性作者來改，署男性的名字。有一次甚至是讓劇組的一個男演員來改，他每次發給我看，我都說你這裡有個錯別字，你還改不改，到底改不改了？特別荒誕。
我想表達的是，所謂的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就是個偽命題。因為男性創作者實在是太多了，以他們為主導，所以他們寫什麼你可能都感覺不奇怪，而女性表達了就會被驚奇。我寫的那些詞，是因為這就是我要寫的，並不是模仿男性在寫。這種性別歧視裡其實也包括對男性的歧視，比如男人不能娘，一定要做個大男人，大家都是受害者，為什麼男性不可以寫出那樣的呢，為什麼女性不可以寫出這樣的呢，我連這個形容詞都不好找。在我心裡大家都是可以的，既然創作有這麼大的空間撒歡，你就應該去跑，跑起來看看。
這幾年我跟周深合作了很多次，也做了他第一張個人專輯《深的深》的製作人，製作《大魚》的時候，有一個合作伙伴不是很認真，我說你不能這麼混音，周深是新人，聲音這麼好，你把他聲音混得這麼泥濘，不可以的，你這個壓縮得太厲害了。我不喜歡加太多的混響，我覺得這樣演唱不真誠。對方就咯咯咯地笑。甚至對方還說，“你在工作中像個男人，你工作起來這麼不女生。”那女性應該怎麼工作？遇到問題就撒嬌嗎？我直接把那個混音換掉了。
我們就這樣，很不容易地把《大魚》以及專輯做出來了，整個環節和品控都在自己手裡，很費心。但我記得一次釋出會上就有人問，你只是作詞而已，為什麼能做製作人？我當時都傻眼了，很驚詫。我不是第一個這麼做，這也是一個很常見的現象，姚謙老師是寫詞的，也製作過很多專輯，確立了很多歌手的音樂路線，我當時很想反問，但是我是幕後，這不是我的釋出會，我也沒有多說什麼。
尹約和周深、那英在一起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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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說我一定要把歌詞寫成這個樣子，而是，我不能不寫成這個樣子。
另一個層面的腹背受敵，其實是全體音樂創作者共享的。就是現在這樣下餃子一樣地生產idol，這裡面其實是把他們的個性磨掉了，就像開了濾鏡一樣，這種音樂的生產是非常迅速的。甚至有些業務水平不夠的愛豆，他們唱什麼都不重要，只要啊一聲，只要發出聲音，有感情地朗讀一遍歌詞，在棚裡都可以修，現在很方便，也很快。只要是他們唱的，粉絲都會買單。另一個極端就是那種神曲，今時今日大家都選擇下沉，很多時候片方都要求你這個副歌要斷，要利於短影片傳播。這種歌曲的製作成本非常低，包括現在還可以用AI寫曲子，這種流水線會越來越快。
去年在哈佛的那次活動上，我跟羅大佑老師聊到這個問題，談到現在很多東西，其實是反流行文化的精神。流行文化到底是什麼，其實就是一種個性的表達，說出你想說的東西，就像他以前那些振聾發聵的作品。這本來就是流行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說大家被娛樂久了，看到一個沒怎麼見到的，就說：原來還可以這樣。
在這個行業裡，我有一個很好的錄音師朋友倪涵文（第30屆金曲獎最佳演唱錄音專輯獎項獲得者），也是女孩。很多時候在棚裡工作，經常就只有我們兩個女生，這都很常見。我前段時間讀過一個報道，統計說女音樂人本身就很少，幕後的就更少（根據《音樂財經》釋出的《2020中國音樂人報告》，從性別維度看，音樂人整體男女比例為8：2）。這份工作真的很苦，你要天天在棚裡，大部分的棚為了隔音，是沒有窗戶的，要一直坐在那裡，要經常熬夜。
幾個月之前，我倆跑到一個古鎮，喝著特別甜的咖啡，就坐在那兒聊天。也是檢討自己吧，我們五六年前認識，算是一起入行。有時候你會覺得自己每天的工作是重複的，現在發一首歌太容易，大家不珍惜，隨隨便便就丟出去了。但是我們從最開始認識，就知道我們是想做好東西。口水歌可能流行一陣子就過去了，但我們的東西應該過了十年、二十年還能留下來，我們是有這個心氣在的。
後來就談論說，我們不要再做機器了。我上個月也去了我的代理公司，我跟他們說，覺得有時候接工作很不舒服，沒有話語權，是一個任人擺佈的文字女工。雖然寫貼片歌掙的錢更多，可能是做專輯的五六倍，但是我從小學音樂，做這個行業不是為了來掙快錢的，我也推掉了一些工作，該堅持的還是要堅持。
入行這些年，其實我已經非常幸運了。今年甚至還拿到了完全由我一個人作曲作詞的全新作品集合約。這對一個年輕的創作者來說太難得。一路走來岔路口是很多的，就像走迷宮一樣，我最後到了這裡，一個從小這麼喜歡音樂和創作的人，能回到這裡，有作品能被大家聽到，這個機率是很小的。你會看到很多有才華的人，大家一起成長過一段時間，每個人經受的壓力不同，做出了不同的選擇。生活無窮無盡，要真的守住自己，可能要90%的時間是咬牙撐起一片空間，10%是讓創作的種子呼吸成長。
前兩天，《小娟（化名）》發出來之後有同行說，我是開了新的賽道。我倒不覺得有那種意義。創作其實更像是生理需求，它不是我的工作，要996或者有個KPI。不是說我要寫，是我不能不寫。也不是說我一定要把歌詞寫成這個樣子，而是，我不能不寫成這個樣子。
尹約和羅大佑、高曉松、方文山參加哈佛演講活動 受訪者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