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望，再次出現在了觀眾的視野。

中國傳統藝術理念將低谷時期所面對的“絕望”視為主、客體事物所建立的一種客觀情感聯絡，同樣在《至暗時刻》中的情感氛圍透過影像的媒介得以與觀眾建立聯絡，共同去定義“絕望”情感的成因與特徵。

失落、壓抑、無奈透過影像的媒介讓所有觀賞者重新定義自我人生正在經歷的黑暗低谷，在新的藝術審美環境下擴張為每個青年人都經歷的“絕望”，或是情感，或是事業。

丘吉爾所面對的絕望感同樣是現當代大眾所面臨的壓抑情緒。

因為我們不得不去面對，

理想世界與現實世界的碰撞。

“一個能夠合理地加以解釋的世界，不論它有多少毛病，總歸是個熟悉的世界。可一旦世界失去了理解，所獲的感知便是信仰崩塌的世界裡人們所感受到的。”

世界大戰，人們被剝奪了失去家鄉的記憶，喪失了對未來世界的希望。這種人與生活世界間的分離，就像是“演員”與“舞臺”之間的分離，真正構成了荒誕感。

年僅70的丘吉爾理應所無法理解他所面臨的世界，

他只有名為“語言”的武器，同希特勒一樣，

同現在的我們一樣。

而導演藉助丘吉爾的視角，足足反映了一個時代的情感狀態。

1. 反抗意味著絕望，會迎來最壞的結局

“反抗”作為表達情緒的一種詞彙，它具有著正義性。反抗意味著為獲得、保護等結果而做出的行動，這種正義性伴隨著現實、戰爭的情境具有了不確定性。在某種意義上講，道德與歷史表現出“抗爭是獲得新生的手段，而投降走向任人宰割的完結”，規定情境的不同，語言所表現的意義也會產生一定程度的偏差。

戰爭期間身處高位之人將獲得名為“責任”的枷鎖，影片中的丘吉爾儼然是混亂時代下“責任鬧劇”的犧牲物。

他說了：反抗！

反抗，除了“反抗”還能使用什麼詞彙呢？

“勇於反抗的國家能夠重獲輝煌，而那些溫順的投降者則會走向終結”，戰時內閣的高位者越明白道理，也越能明白英國的處境和未來僅剩投降。

“在戰爭等這類人無法用已知知識合理解釋世界的情境下，“反抗”一詞具有了悲劇性，亞里士多德的憐憫與恐懼自然的出現在情境中並將人們情緒引向“同情”。而“反抗”正義性的逝去某種程度上加深著其悲劇性意義，憐憫伴隨想與之接近的衝動，恐懼伴隨著想與之避開的衝動，這同樣發生在戰爭時期丘吉爾與眾人的矛盾中，而影片作為一種客觀的情感媒介，因為反抗而具有的悲劇性被觀眾想象力的參與而具有其時代意義，“絕望感”成為新時代下的詞彙，成為了某種意義上的悲劇性。”

當30萬的英國主力軍被德軍逼至海上時，守衛軍的4000人成為了吸引德軍目光的誘餌，身居高位，為民族、人民、國家，為了“反抗”，30萬人不能犧牲，但他們的生命卻需要4000位“戰爭孩子”作為代價。

4000人，他們的生命已不再屬於個人而成為了國家延續的基石。

失控意味著壓抑，人最大的絕望莫過於連自己的生死都無法掌控，甚至連企圖繼續生存的理由都不成立。

而他們如若沒有流血，30萬軍隊將全軍覆沒，屆時，失去主力軍的英國無力還擊將進入法西斯的殖民期，外無獨立內無政法，人民被奴役。

但誰也無法確定這場戰爭能以勝利告終，百姓命運最終如何，他們只能掌控當前實況下軍人的生命。

反抗，結局將是最壞的結果。而議和，軍人不會犧牲，德國納粹也許諾給予英國獨立與權力。

是反抗，送出軍人；還是議和，保住軍人？

儘管此刻每個人都明白，希特勒是邪惡的暴徒，但依舊改變不了議和的結局。

反抗是為了更好的“保護”，但若想給予“保護”就必須議和。“反抗”僅存的正義性意義在此刻也面臨瓦解，“反抗”意味著絕望。

而這份絕望也恰恰在現當代變得尖銳：只有“議和”的餘地，但明知我正在反抗的是邪惡。

2. 反抗儘管絕望，但卻是最好的選擇

反抗計劃在戰時內閣全面崩潰，所屬黨派站向了議和的一方，

只剩下丘吉爾與他的“反抗”，

但這點渺小的火星也被他自己蓋了起來，因為現實真正的嚴實了，事態走向了更嚴重的境地：4000人全軍覆沒，但仍未緩解德軍對30萬人的衝擊。

現實世界的衝擊總會影響人們對希望的渴望，戰時內閣與自己的黨派不再接受他的反抗計劃，4000人陣亡而30萬人並未撤出的事實同樣擊潰了眼前的老人。

“是否應該不再一意孤行，相信周圍親朋的建議，因為我們確實栽了跟頭”？

他沉默了，像我們現代人一樣，選擇了沉默的面對另一種選擇——議和。

但身處現實的人民又何嘗不是同樣的猶豫，身處絕望中的選擇，只是時間問題。

“既然“反抗”得不到的結果，那“議和”便可避免事態的惡化，至少我們反抗過驗證了事實。”

但此時的“反抗”並未褪去，它藏在了每位時代中人更深的位置，只是人們不再彼此擁抱，義無反顧的相信“反抗所造成的事實”必將擴張到每寸大不列顛的土地，絕望充斥了反抗的行為，每位英國人更加真實的面對“反抗的悲劇性”，但這必將激發出“反抗的崇高意義”。

“崇高是消極的快感，而悲劇感是崇高感的一種形式，二戰時期丘吉爾所組織的反抗是無力的，因為其失去了抗爭的必要性，它的體量、強度與日常生活意義上的“反抗”發生了變化，其善惡的評判標準超出了常態，它作為語言，其身後展現出的巨大情感力量，使我們自己感到渺小，這個力量正是“命運”（fate），反抗所能夠改變的未來命運被此刻的現實命運所擊潰，我們在命運前的無力感正是崇高感形成的第一個階段，即內心暫時被阻礙的感覺，一種否定的感知。”

“到群眾中去，讓他們指引你，但要告訴他們不加篡改的真相”。

從未坐過地鐵的丘吉爾嘗試國王的建議坐在了平凡的市民百姓內，

然而他正在脫離了“智者的悲劇”，迴歸了“人的崇高”。

“假設敵人出現在上面的街道里，你們會怎麼做？”

“fight！（戰鬥）”

“假使我告訴你們，如果現在友善的要求和談，我們可能從希特勒那裡得到很有利的條件，你們覺得怎麼樣？”

“Never！（永不）”

“事件的參與者無法避免其對自我感受的分辨與認知，事物所造成的恐懼感並不意味著當事人能夠以某種途徑進行迴避，而集體意識的存在為悲劇帶來新的評判標準。“反抗”不再僅僅具備“奮起反抗”的意思，它成為符號，隱喻著人們內心對祖國的崇高意識。“反抗”的實用性結果被集體意識所暫時遮蔽，留下原本不屬於文字的審美性意義。恐懼是某一事件所帶來的情緒化感知，而恐懼過後產生的憐憫是這一事件包含的悲劇性所導致，恐懼過後產生的振奮是這一事件的崇高性所致，悲劇性將我們的行動賦予以“現實、實用價值”，它能夠通向真理；而崇高性將我們的行動賦予以“集體價值”，它為我們送來“不符合現實世界的認知”卻能夠給予我們處理事件的方法，畢竟“既......又......”形式的真理不具備應用於客觀世界的意義，反而“絕對化的言語”是在現實中行動下去的唯一理由。”

反抗的崇高意義正存在於群眾中，正在於將要被保護的市民中。

市民們處在“人的集體”，無法進入戰時內閣等人的“智者世界”中，市民同丘吉爾一樣經歷著戰爭所帶的痛苦和選擇的絕望感，只是兩種人，進入了兩個不同的世界。

錯誤，只有“人”能夠創造，只有意識到行動必然具有的錯誤性，才能擺脫“接近於神的智者思維”，才能以“人的角度”定奪，以人本身的集體性而不是神的理性來做出決策。

人之所能在於創造崇高的奇蹟，神之所能在於創造悲劇般的現實。

“如果博弈者擁有優勢策略，那麼可以完全不必顧及其對手，只要按照優勢策略採取行動就好。因為無論你選擇其他什麼樣的策略，得到的最終結果都不會超過優勢策略得到的結果。雙方博弈，一方佔有優勢，那麼另一方的優勢策略就是根據對方的策略定製屬於自己的最優策略。”

優勢策略其實存在於每位英國人的心中，只是每位獨立的“神”在理性思考，而當“神”集中時，便構成了“奧林匹斯山的眾神”，他們是對“人”的摹寫，人的偉大在於其集體性，而集體的意識拋棄了“反抗的實用價值”選擇了“反抗”的崇高感。

反抗，必將會迎來最壞的結局，但卻是最好的選擇；它意味著絕望，而絕望背後振奮感促使著崇高的產生，人所追尋的正是集體化下的崇高。

對於丘吉爾和我們而言，“至暗時刻”正在於：

我眼中的世界和人正絕望的看著我，但我深知我們彼此擁有著希望，但我們無法明白，我們在獨自思索的時刻，“神性”會導致著悲劇的產生，當我們擁抱一起時，“人性”會帶領我們走向崇高的奇蹟。

“絕望由穿衣服的神而產生，希望則由赤裸的人而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