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一月末，很多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區的倖存者、政要都會來到波蘭南部一個叫奧斯維辛的小鎮，在這裡舉行各式各樣的活動，紀念納粹奧斯維辛集中營勝利解放。同時提醒人們，歷史不應被遺忘，更不應被否定。

奧斯維辛集中營是納粹德國在波蘭設立的最大集中營，曾奪去110萬人的生命，其中90%為猶太人，是二戰猶太罹難者總數的六分之一。

1992年1月，一位好萊塢著名導演一面戴上大衣風帽，一面舉著8毫米攝影機不停拍攝。從營區入口的哨臺望去，一排排被焚燬的營房頂上，殘斷的煙囪彷彿絕望的手臂直刺蒼穹，令人心中一顫。

“我意識到自己就站在現代史上最大的殺戮場中；要在五十年前，我，一個猶太人在這兒，就等於被判了死刑。”

他很意外地發現自己沒哭，此情此景在他心中所觸發的“與其說是悲哀，倒不如說是憤怒。”

這個人，就是斯蒂文·斯皮爾伯格。

每年的這個時候，我也都會重溫這部為奧斯卡贏得了“奧斯卡”的經典影片——

《辛德勒的名單》

一

1982年10月，澳大利亞作家托馬斯·肯尼利的紀實小說《辛德勒的名單》（原名《辛德勒的方舟》）在美國出版。

該書講述了二戰期間在克拉科夫經營搪瓷工廠的德國投機商奧斯卡·辛德勒保護一千二百餘名猶太人免遭法西斯殺害的故事，一個真實的故事。

《辛德勒的名單》一經出版即成社會輿論熱點。

“辛德勒與他的猶太人”的故事讓斯皮爾伯格震驚之餘又深感好奇——

“我被辛德勒矛盾的個性深深吸引住了，為什麼一個本應唯利是圖的德國商人，會突然想要傾其所有去挽救猶太生命？”他對謝恩伯格說：“這本書能拍部絕好的電影，但它寫的是真事嗎？”

或許小說前言中肯尼利的文字多少能為斯皮爾伯格解惑——

“1980年我光顧了好萊塢貝弗利山的一家箱包店。這家店歸利奧波德·菲佛伯格所有，他是位‘辛德勒猶太人’。

正是在那些義大利手工皮具貨架下，我才第一次聽說奧斯卡·辛德勒，這位錦衣玉食的德國投機商，這個魅力四射的男人，這個矛盾的化身，聽說他如何在大屠殺年代裡，拯救一個被詛咒種族的故事。”

菲佛伯格身上凝聚了猶太民族熱情、堅韌、感恩的特質。“我有個很棒的故事，不僅是猶太人更是全人類的，一個人性和慈悲的故事。”

菲佛伯格多年老接洽過迪士尼維也納分部等公司，可惜都無果而終，但他從未氣餒：“辛德勒救了我一命，我要盡力讓他成為不朽。”

1982年12月，一個星期六的中午，斯皮爾伯格與《辛德勒名單》原作者肯尼利、菲佛伯格二人在環球電業總裁謝恩伯格家裡首次會面。主題自然是辛德勒。

作為貝弗利山居民，菲佛伯格是斯皮爾伯格母親艾德樂夫人的猶太餐廳的常客，在他眼裡，斯蒂文這個猶太后生正是執導《辛德勒的名單》的不二人選——

“聽我說斯蒂文，你來拍這部電影吧，你拍，一定能得奧斯卡！我保證！”他又對謝恩伯格強調了一遍：“真的，為奧斯卡贏一座‘奧斯卡’吧！”

沒人知道斯皮爾伯格那時在想什麼，握手告別時，他只是小聲嘟囔說：“好書，好書……”

為恩人拍一部電影的計劃擱淺二十年後終於又見曙光，菲佛伯格自然急切盼望夙願能早日達成。然而斯皮爾伯格還有太多顧慮，這也是他對“為奧斯卡贏一座奧斯卡”的熱烈建議保持沉默的原因——

他覺得自己還沒準備好，精神上、生活閱歷上、民族情感上，都遠未成熟到足以把握好這樣的題材。

“我問他：‘斯蒂文，求求你啦，請問你準備什麼時候開始？’”菲佛伯格回憶道，“他說：‘十年後吧。’”十年後，菲佛伯格就80歲了。

“菲佛伯格的擔憂與日俱增，他害怕自己等不到電影上映的那一天。”斯皮爾伯格坦陳，“《辛德勒的名單》是我的一筆良心債。”

二

《辛德勒的名單》從前期籌備起便歷經曲折，首當其衝就是劇本的難產。

原著作者肯尼利1983年完成了220頁的初稿，但斯皮爾伯格覺得太長，主線也不夠突出，“辛德勒社會關係龐雜，涉及人物眾多，”肯尼利說，“對我來說，把這些關係聚攏合併起來太難。”修改磕磕絆絆，直到1985年還是一籌莫展。

斯皮爾伯格只好另覓高人，找到當時的新科奧斯卡最佳編劇科特·路德特克（《走出非洲》，1985）。

“科特不相信辛德勒的故事是真的。”斯皮爾伯格說。

在這五年多里，《奪寶奇兵2》（1984）、《紫色》（1985）和《太陽帝國》（1987）先後上映，後兩部影片本是斯皮爾伯格嘗試嚴肅題材的誠意之作，卻遭遇鋪天蓋地的口誅筆伐，這令他深感不公，甚至想過不再碰所謂嚴肅電影。

然而在此期間，他還是與著名劇作家湯姆·斯托帕德（《莎翁情史》，1998）接觸過幾次，商討《辛德勒的名單》劇本的改編。

年復一年，從各種渠道傳出的斯皮爾伯格拍片計劃裡，始終難覓《辛德勒的名單》的蹤影，只有老菲佛伯格依然雷打不動地每週給斯皮爾伯格辦公室打一個電話詢問進展。

“為什麼要拍《辛德勒的名單》？很久以來我反反覆覆地問自己，”斯皮爾伯格說，

“我來自正統猶太家庭，雖然只是間接受到過大屠殺的影響（祖父和祖母失去了他們在東歐的親人），但從我小時候起，長輩們就常常講大屠殺的故事，對孩子來說，父母講殺人的事情總是很吸引人的。

後來我逐漸明白，他們是在用這種方式傳播歷史。讀了肯尼利的小說後我產生了一個想法：何不用自己最擅長的方式把大屠殺時期的故事講給我的孩子們聽？”但時機還未成熟。

那時斯皮爾伯格還沒有孩子，他的猶太文化傳統觀念告訴他，自己還不是一個完整、強大、能夠洞悉世事的男人。

對斯皮爾伯格能力存疑的不只他自己。

澳大利亞導演弗雷德·謝波西就求他別拍《辛德勒的名單》，還預言說好萊塢的慣用招數會毀掉它。

“把它讓給我吧，”他請求斯皮爾伯格，“你敢扔掉吊臂和移動攝影車嗎？我覺得你沒這膽兒。”

為了讓菲佛伯格早日得償所願，斯皮爾伯格曾有意將《辛德勒的名單》轉給波蘭裔導演羅曼·波蘭斯基，但後者更希望執導自己的大屠殺電影；他還找過西德尼·波拉克和馬丁·斯科塞斯。

“我覺得馬蒂（斯科塞斯）能拍好，他是敢於直面真相和暴力的人。”斯皮爾伯格說。考慮再三後，斯科塞斯接下《辛德勒的名單》並請來斯蒂文·澤裡安改編劇本，後者曾因1990年影片《無語問蒼天》獲得奧斯卡最佳改編劇本提名。

然而斯皮爾伯格很快便後悔了：“難道就這樣放棄了為孩子、家庭和整個猶太民族做點實事的機會？”

思來想去，他最終決定用自己正籌備重拍的《恐怖角》與斯科塞斯交換，“贖”回了《辛德勒的名單》。

三

1991年夏，患流感在家休息的斯皮爾伯格再次重溫了原著小說。其時他已是兩個孩子的父親，那種“該做點什麼”的責任感越來越強烈；加上柏林牆倒塌後新納粹主義抬頭，否認大屠殺的言論日益囂張，也讓他深感憂慮。

所有這些因素促使他下定了決心。

“我覺得現在是時候了。這十年裡我所積蓄的力量、在思想和技巧上的成長都會傾注到這部電影中去。”

他找來澤裡安（《無語問蒼天》，奧斯卡最佳改編劇本提名）完成的劇本——115頁、編劇功力了得但“過於剋制”，並且劇中缺少猶太面孔。

“起初我沒有從倖存者角度敘事，”澤裡安說，“而是從辛德勒的視角。我想說明辛德勒那麼做並不是為了友情或同情，而只是做了他認為正確的事。”

“我們不得不忍痛割愛，這是唯一的困難，”斯皮爾伯格說，“要做到既忠實原著，又不過於精簡，把所有動人時刻和富含資訊量的段落保留下來。

在辛德勒從投機商到拯救者那幾乎透明的轉變過程裡，小說沒有交待任何動機，也沒有任何一個倖存者能給我答案。

我問遍了所有人，得到的回答都是：‘他為什麼這麼做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真的做了！’畢竟我的真實意圖在於透過辛德勒的故事來展現大屠殺的歷史，這才是影片的核心主旨。”

在斯皮爾伯格要求下，澤裡安不斷擴充劇本，第二稿長達195頁。初稿中克拉科夫猶太區屠殺原本只有兩頁篇幅，但斯皮爾伯格堅持將其加碼到令人崩潰的長度（實拍整整花了三週時間）。

“澤裡安覺得我瘋了，”斯皮爾伯格說，“可我有種強烈的直覺，它必須長！長到讓人不敢看、不忍看、看不下去。”

在斯皮爾伯格腦海中，故事脈絡逐漸成型，影像構思也越來越清晰。

他決定用黑白膠片拍攝《辛德勒的名單》。

這是個無比大膽的想法，大膽到環球總裁湯姆·波洛克不得不哀求導演，能否先用彩色膠片拍攝後期再轉成黑白片，這樣還有發行彩色版錄影帶的機會，或可收回成本。

甚至還有高層和斯皮爾伯格商量，要不乾脆放棄拍攝，捐筆錢給大屠殺基金什麼的算了。

斯皮爾伯格沒有妥協：“從小到大，我看過的大屠殺影像都是黑白的：黑白紀錄片、黑白照片、黑白電影。在我心中，大屠殺沒有色彩。”

一次偶然的機會，斯皮爾伯格看了電視電影《野花》（1991）並對其唯美攝影大為激賞，於是他找到為該片掌鏡的波蘭裔攝影師賈努茲·卡明斯基，請他先拍一部電視電影《西點軍校61級》試試。

卡明斯基以高超的技藝順利通過了測試，成為《辛德勒的名單》攝影指導，也從此開啟了他與斯皮爾伯格長達二十年的合作。

四

“這電影是要為德國人唱讚歌嗎？不是有句諺語說：只有死德國人才是好德國人？”1992年，《辛德勒的名單》在克拉科夫招募臨時演員時，有人這麼質問製片人布蘭科·拉斯蒂格。

作為一名奧斯維辛倖存者，拉斯蒂格並不贊同用善惡去給一個民族簡單定性：“沒有哪個民族是天生邪惡的，《辛德勒的名單》裡既有德國好人辛德勒，也有德國壞人阿蒙·戈斯。”

同樣是德國人、納粹黨員，辛德勒和戈斯走過相似的成長道路。

“而戈斯拿到了殺人的槍，”在拉斯蒂格看來，如果沒有戰爭，戈斯充其量也就是個街頭小霸王而已，正如辛德勒所說：“戰爭讓人變邪惡。”而有意思的是，他自己卻提供了一個驚人的反例。

“戰爭爆發後，多數德國人因畏懼強權而沉默，辛德勒也害怕，但他還是覺得應該做些什麼。”拉斯蒂格說，“辛德勒並不是傳統觀念裡的好人，但他做過的好事比犯過的錯重要得多。”

關於如何塑造辛德勒，環球內部一直存在爭議。

“公司希望拍成個善惡分明的故事。”

斯皮爾伯格說，“我跟那些死守好萊塢模式的傢伙不知辯論過多少次，照他們的設想，辛德勒應該單膝跪地聲音洪亮地宣佈：‘沒錯！我知道我在幹嘛！現在我要行動了！’”

“我才不要拍這樣的東西，不要煽情，也不要《大逃亡》那種大起大落！”

誰來扮演辛德勒？斯皮爾伯格首先排除了一眾大牌明星。“很多明星向我自薦，”他透露，沃倫·比蒂還參加了早期的讀劇本環節，“但他們只會分散觀眾的注意力。”

連姆·尼森在選角之初就引起了斯皮爾伯格的注意，在看過尼森主演的百老匯舞臺劇《安娜·克里斯蒂》後，更認定他就是飾演辛德勒的最佳人選——

“連姆有辛德勒的儀表、風度、魅力、氣場，和對人性的關懷。

他外形沒有辛德勒高壯，可我不是很在乎這個，辛德勒是個大塊頭、身材肥胖、雙肩異常寬厚的漢子。

我們就在連姆的戲服里加上巨大的墊肩，把他肩膀足足加寬了兩英寸，上鏡效果很好。”

為幫助尼森準備角色，斯皮爾伯格還讓他研究了華納兄弟公司總裁史蒂夫·羅斯的錄影帶，在他眼裡羅斯的氣質與辛德勒如出一轍。

正如辛德勒折射了人性的複雜，阿蒙·戈斯也不是天生的殺人惡魔。

他內心變態扭曲的矛盾掙扎，與辛德勒的轉變形成一種映照，而這正是斯皮爾伯格想要的戲劇張力。

拉爾夫·費因斯憑藉在《一個危險的男人：阿拉伯後的勞倫斯》（1992）和《新呼嘯山莊》（1992）中的表演得到了戈斯一角。

“我見到一個性感的魔鬼。”斯皮爾伯格這樣評價費因斯，“他的表演如此微妙，在他眼中你會發現瞬間的仁慈，但隨即又轉為陰冷。”

為演好陰狠、貪婪、癲狂、糾結的戈斯，費因斯不僅增重28磅，還觀看了紀錄片資料，並向認識戈斯的大屠殺倖存者討教。

伊薩克·斯特恩是除辛德勒和戈斯以外最重要的角色。這個人物以辛德勒工廠的多個猶太人為原型。

“斯特恩為辛德勒出謀劃策，他是幕後英雄。”斯皮爾伯格很早就屬意由奧斯卡影帝本·金斯利（《甘地傳》，1982）演繹此角。

在金斯利看來，自己與斯特恩結緣則是天意使然：他讀完原著一週後便意外收到澤裡安寄來的劇本。“剛接下角色時我很緊張，恰好斯皮爾伯格請我到他辦公室談談，”

金斯利回憶道，“我尤其關注角色在片中的敘事功能，對於斯特恩我用一個詞來概括它，我把這個詞寫在小紙片上放進上衣口袋，見面後我問斯蒂文——

‘你覺得斯特恩的敘事功能是什麼呢？’有些好萊塢導演聽到這個問題只會盯著我發呆，斯皮爾伯格卻說：‘他是見證人。’

於是我掏出紙片給他看，上面寫著：良心。我們握了握手，這就是伊薩克·斯特恩——見證者和良心。”

五

1993年3月1日，《辛德勒的名單》在克拉科夫開拍。

第一場戲是75號鏡：利浦洛瓦大街，一隊猶太工人在辛德勒的搪瓷工廠門前清掃積雪。

這場戲對應的真實事件發生在1941年冬，實拍時雖已三月，波蘭的氣溫依然是滴水成冰。“沒人抱怨過天氣，”攝影師卡明斯基說，“我們受的這點罪和當年的集中營相比簡直微不足道。”

《辛德勒的名單》共有126個有臺詞的角色，僱傭了三萬多名臨時演員，其中有臺詞的猶太人角色均由以色列演員扮演，他們中很多是“辛德勒猶太人”的後代。

對以色列演員們來說，奧斯維辛戲份的拍攝最為恐怖煎熬。

站在全真還原的佈景裡，那感覺猶如噩夢重現。

“淋浴”室裡前胸貼後背地擁擠著三百多個短髮參差、一絲不掛的女人。

而當“浴室”開始擠得嚇人，沉重的鐵門突然砰一聲緊閉，演員們不由齊刷刷抬起頭緊緊盯著屋頂伸出的“死亡噴嘴”。

驚恐、絕望，眼淚，不由自主湧出，這已經不是表演了。

以色列女演員米莉·法比安是現場數位崩潰休克的演員之一，她出生在集中營，沒敢告訴母親來拍《辛德勒的名單》。不安、恐懼，還有一絲難以察覺的希望，她忽然喘不上氣，險些暈厥過去。

現場充斥著地獄般揮之不去的壓迫感。

“警犬四處狂吠，巨人般的衛兵手裡攥著皮鞭，”一位工作人員回憶道，“積雪白得晃眼，暗紅色煙霧從粗大的煙囪中嫋嫋升起。”那是焚屍爐的煙囪。

斯皮爾伯格承認：“我要給這些讓人難以置信的畫面注入真實感，還原它本來的殘忍，不提供絲毫安撫和慰藉。每一週，劇組裡都有人情緒失控。”

最折磨人的拍攝是普拉紹夫勞役營的“身體檢查”，犯人們被迫脫光衣服來回奔跑以證明其健康能勞動，好逃脫被送進奧斯維辛的厄運。

“我們事先跟所有演員溝透過，”斯皮爾伯格說，“首先要說明全裸拍攝的原因，當大家清楚這點以後，後續拍攝就非常順利了。

現場有天主教徒，但沒人因此拒拍裸戲，人們脫衣、奔跑，像牲口一樣被德國醫生掰開嘴巴檢查牙齒，他們遭受的凌辱被電影膠片生動地捕捉下來。”

這場戲拍了兩三遍，人們長達數小時裸身暴露在寒冷中，相當痛苦，“這是最讓我痛不欲生的一場戲，要知道有色彩的實景比黑白影像殘酷一千倍。我難過極了，只好把臉扭開。”

拍攝期間，斯皮爾伯格把妻子和孩子們接到克拉科夫，家人每天都在片場陪伴他，他的雙親也曾到訪探班。

“沒有他們的支援我可能早就崩潰了，”他說，“孩子們第一次看到我哭就是在這兒，做父親的本不該如此，可我實在無力抵擋這巨大的悲痛。”

片場氣氛凝重，鮮少笑聲，為排遣好友心中鬱積，羅賓·威廉姆斯會不時打電話給斯皮爾伯格，講搞笑段子逗他開心，而斯皮爾伯格每天收工後必做的則是觀看當時的電視喜劇《宋飛正傳》錄影。

抑鬱和沮喪籠罩著他，開拍很久後他依然不敢期冀觀眾會接受這部由斯皮爾伯格導演的《辛德勒的名單》。

拍攝中， 斯皮爾伯格放棄使用故事板，轉而採用紀錄片的攝製方式，並從大屠殺紀錄片《扭曲的十字》（1956）和《浩劫》（1985）中汲取靈感。

影片40%的鏡頭由手持攝影機拍攝，不使用吊臂、穩定器、變焦鏡頭和任何能營造出安全感的裝置，這種風格讓斯皮爾伯格覺得自己像個藝術家——

使用有限的拍攝器材、完全不希冀影片的商業成功。

此時的他已不再是“電影彼得·潘”了。那個曾對西席·地密爾和大衛·裡恩頂禮膜拜的電影小子，在《辛德勒的名單》中形成了完全屬於自己的拍攝風格。

基於有限的資金預算（2200萬美元），拍攝計劃被迫壓縮到75天，斯皮爾伯格還要同時兼顧《侏羅紀公園》的後期製作。日程緊迫，有幾天甚至一口氣拍了55場戲。

“拍攝節奏像閃電一樣，冷峻、客觀、不動聲色。”澤裡安（編劇）說，“有一場戲，需要鏡頭先翻轉再捕捉拍攝目標，但拍了三遍，動態捕捉都不夠理想，斯皮爾伯格就這麼讓過了，還說，不完美就不完美吧。”

在斯皮爾伯格看來，這樣的拍攝為影片營造出一種“即興感和邊緣感”，恰好完美地支撐了故事主題。

連姆·尼森則感嘆斯皮爾伯格的導演風格與伍迪·艾倫頗為相似：“下場戲他打算怎麼拍？沒人知道。你得以‘無狀態’的方式進入狀態。”

許多重頭戲到最後一秒才構思成形，例如辛德勒勸說戈斯批准他轉移猶太工人的戲，開拍前一秒斯皮爾伯格突然衝尼森喊道：“我知道怎麼拍了！你先站外面，我在裡面鏡頭對著你拍，然後我穩住鏡頭，你走進來再走出去。這場戲太重要所以就放手一搏吧！”

“他要的就是這種不完美，”澤裡安說，“這是一種即興抓取的手法，難度絲毫不亞於周密計劃的拍攝。”

六

片中飾演納粹軍官的都是德國演員。有別於《奪寶奇兵》裡的“好萊塢納粹”，斯皮爾伯格說這些黨衛軍角色才是“真納粹”——

“他們都是優秀的德國演員。聊天時他們會告訴我身穿納粹軍服讓他們有多噁心難受，他們也不諱言父輩參戰的事。

很多人對我表達謝意，說透過參演本片解開了很多兒時的疑惑。逾越節那天，這些德國演員全部戴上猶太小圓帽、手捧猶太法典《哈加達》坐在以色列演員中間參加祈禱儀式。目睹這些我哭得像個孩子。”

真實，是《辛德勒的名單》最可貴的特質，說它是一部由演員代替真人出鏡的紀錄片也不為過。

影片絕大多數情節來自辛德勒倖存者的親身經歷。八十高齡的菲佛伯格專程從洛杉磯飛赴克拉科夫並在片場待了一週左右，他在猶太區大屠殺中的經歷被寫進劇本。

此外，劇組還在他指點下找到了辛德勒與情婦騎馬遊玩途中意外目睹大屠殺的原址。

“只有在這個地點辛德勒才能勒馬眺望，”斯皮爾伯格說，“之前很多人指認的地方都不對，要麼停不了馬，要麼看不到猶太隔離區。”

另一位倖存者講述了普拉紹夫集中營的“身體檢查”：為免一死，人們刺破手指把血塗抹在臉上，好讓自己看起來氣色好些。

力求真實的斯皮爾伯格詢問演員們誰願意假戲真做把手刺破，有兩人響應並照做了。值得一提的是，菲佛伯格的妻子米拉在片場看到身著黨衛軍制服的費因斯時，竟一時恍惚以為殺人魔王戈斯復活，不由自主渾身顫抖起來。

倖存者由片中飾演他們的演員陪伴著依次來到墓前，依照猶太傳統在墓碑上放一塊代表“感恩永遠不變”的石塊作為致敬；

最後一個鏡頭裡獻上玫瑰花的，是飾演辛德勒的尼森。

拍攝前夜，演員們與各自角色的真實原型相見聚會。

“那是個難忘的夜晚，”尼森回憶說，“我喜歡聽他們講那些艱難歲月苦中作樂的事，人們是如何守望相助，這一切那麼動人，那麼溫暖，沒有絲毫恐懼和痛苦。”

斯皮爾伯格安靜地坐在這些辛德勒猶太人中間，聽他們聊天笑語，露出滿足的神情。

“他太累了，”飾演辛德勒妻子的卡羅琳·古道爾說，“但我從沒見他這麼開心過。”

七

澤裡安（編劇）在第三稿劇本中加入了紅衣女孩，併為她取名為吉尼亞，靈感來自斯皮爾伯格在影片開拍前對普拉紹夫集中營倖存者的採訪。

名為澤力格·伯克哈特的倖存者提到，他曾親眼目睹一個身穿粉紅外套、不足四歲的小女孩被納粹軍官殘忍槍殺。多年來，這一幕始終在他腦海中縈繞不去。

承載著這部黑白電影唯一的色彩，她的兩次出現，映襯著辛德勒對納粹法西斯暴行的全程目擊，也深深撼動了這個德國商人曾經堅守的人生信條，促使他義不容辭地肩負起“救一人即救全世界”的神聖使命。

作為全片最鮮明的影像符號，紅衣女孩是斯皮爾伯格的“一面旗幟”，她“昭示著這個不容否認的事實——

大屠殺是真實發生的暴行，它不僅真真確確地發生在這個畫面裡引人矚目的小姑娘身上，而且真真確確地，在那段黑暗歲月裡，肆虐著每一個文明國度。”

飾演吉尼亞的奧莉維亞·達布若斯卡當年只有三歲，來自克拉科夫當地。

20年後，已是大學生的達布若斯卡回憶說，11歲時觀看《辛德勒的名單》曾讓她遭受嚴重的精神創傷：“太可怕了！雖然當時我還小看不太懂，但我絕不要再看見那些可怕的畫面！”

斯皮爾伯格曾告誡奧莉維亞，並要她保證一定等到18歲後才能看這部電影，但在好奇心驅使下她還是違背了諾言。

“我為自己出現在《辛德勒的名單》中而感到羞恥，每當父母對人說起我演過這個角色，我就會特別生氣。”

奧莉維亞曾試圖對外界保密這段經歷，可是上中學時人們還是透過網際網路找到了她。

成年人關於紅衣女孩象徵意義的善意提問，讓少年懵懂的奧莉維亞困惑不已：“每當人們談起‘這經歷對你一定很重要吧’、‘你一定對大屠殺瞭解很多吧’時，我便陷入深深的沮喪中。”

18歲生日過後，奧莉維亞鼓起勇氣又看了一遍《辛德勒的名單》，這一次觀影將她從困惑與傷痛中徹底解放出來——

“我為曾是這部影片的一份子而自豪。”如今，表演是奧莉維亞“美好的業餘愛好”。

這位23歲的圖書館學三年級生目前在一家書店兼職，希望畢業後從事出版工作。

八

71天后，《辛德勒的名單》順利殺青，比原計劃還提早了四天。

接著是痛苦的後期剪輯：四小時初剪片必須壓縮到194分鐘才能發行。

對於不得不捨棄運屍車抵達布林利茲的一幕，卡明斯基和製片人傑拉德·莫林一直耿耿於懷，因為“畫面極具視覺衝擊力”。

尼森則失去了他的最愛：辛德勒與戈斯賭博“贏”救猶太女僕海倫·赫希的片段。

“我們演了場酣暢的牌戲，”尼森說，“亮牌的鏡頭也拍得很棒，拉爾夫低頭看牌時，我憎惡地瞪著他，這揭示了辛德勒真實的內心世界。”

然而，斯皮爾伯格認為這個橋段過於“好萊塢”了。“剪到第四遍我才意識到這場戲太過娛樂化，必須剪掉。”他說，“我不想讓這部電影沾上一丁點兒好萊塢氣息。”

九

在放映結束的一刻，觀眾不知該鼓掌還是靜默，而掌聲一俟響起便立刻爆發，成為經久不息的狂潮，克林頓呼籲所有人都去看看這部影片。

這是她的故事、她丈夫的故事，所有其他一千二百多名辛德勒猶太人和那個使他們得以倖存的德國人的故事，而這個令人匪夷所思卻千真萬確發生過的故事，從此將廣傳天下，這才是最最重要的。

“29塊銀幕，斯蒂文告訴我的，”菲佛伯格說，這是首映的銀幕數，“很快會變成29的成千上萬倍！”

這位老人周身煥發著喜悅的光彩。

一直以來他揹負著各種流言猜忌，有人說他這麼做不過是為圈錢發財，但在為辛德勒書碑立傳的幾十年裡，菲佛伯格曾幾度陷入經濟危機，甚至險些破產。

而今天，他多年前在比弗利山定居時立下的宏願終成正果。

隨後的幾個月裡，《辛德勒的名單》先後在美國紐約、英國倫敦、奧地利維也納、德國法蘭克福和以色列特拉維夫等地首映。

在維也納，由於剛剛發生過由新納粹分子主使的郵包炸彈事件，首映氣氛相當緊張。

奧地利年輕一代被影片反映的史實所震撼，“從小到大我們目之所及的媒介從未提及這些事情，父母也從不談論那時的經歷。”一位觀眾說，“原來奧地利也參與其中，這真令人震驚，我一直以為那都是德國人造的孽。”

德國是《辛德勒的名單》海外票房最高的國家，時任德國總統的裡夏德·馮·魏茨澤克出席了在法蘭克福舉行的德國首映式，此外，約有580萬德國人觀看了影片。

與票房前景不被看好相反，《辛德勒的名單》不僅是當年十大賣座電影之一，更打破了當時二戰題材電影票房紀錄，而對斯皮爾伯格素來尖酸的影評界此番則獻上諸多好評。

《紐約時報》說：“斯皮爾伯格改變了人們對大屠殺的看法，也改變了人們對他的看法。”猶太影評人莫底改·紐曼還將《辛德勒的名單》稱為“斯皮爾伯格成人禮電影——從電影啟蒙到心理成熟的里程碑”。

壓倒性口碑讓斯皮爾伯格揚眉吐氣，《辛德勒的名單》橫掃各大電影獎項，一路殺進奧斯卡。

1994年3月21日，《辛德勒的名單》在第66屆奧斯卡金像獎頒獎禮上一舉奪得最佳影片在內的七項大獎。

斯皮爾伯格也終於贏得遲來的最佳導演小金人，他在獲獎感言中說：“如果沒有一位名叫菲佛伯格的大屠殺倖存者就不會有這部電影，我欠他的太多太多。”

在頒獎禮後的晚宴上，以化名利奧伯德·佩吉在演職表上署名顧問的菲佛伯格抓起斯皮爾伯格手中的小金人，一面作勢敲他腦袋一面喊道：“我說什麼來著？我說什麼來著？奧斯卡贏得了奧斯卡吧！”

十

2013年3月5日，《辛德勒的名單》發行了20週年紀念版藍光碟。另據網站Europe-Cities.Com提供的資料，截至2006年，在世的辛德勒猶太人及其後裔已超過7000人。

“拍攝伊始我就強烈意識到，《辛德勒的名單》絕不僅僅關乎我個人的電影直覺與慣性思維，將從此改變我的人生。”

斯皮爾伯格說，二十年來，影片得到的廣泛關注及其發揮的深遠影響，更加堅定了他“以電影造福世界”的信念——

“影片生命力的持久延續，還有賴於人們接受、吸收它所傳播的資訊之後，能夠真正行動起來、有所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