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影迷來說，這周海南有件事兒不得不關注。

第二屆海南國際電影節在那裡正式開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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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關注過上一屆電影節，會意識到金主爸爸多麼的牛逼。

今年這屆也特別彪，請來的個個兒都是電影圈兒的風雲人物。

演員方面，有於佩爾阿姨這種國寶級演員（同時也是本屆主競單元主席）出席。

還有美國實力派演員伊桑·霍克親臨助陣。

導演方面，組委會這次除了請來法哈蒂（《一次別離》）和關錦鵬（《阮玲玉》）。

最讓我驚喜的，是邀請到了日本著名恐怖片大師，黑澤清。

▲黑澤清（左）和賈樟柯（右）

不同於清水崇（《咒怨》）那種玩兒靈異題材的恐怖片。

黑澤清的恐怖片很少見血。

這一點連他自己本人都吐槽過：

“我對滿是鮮血的場面比較不擅長。電影中出現血真的非常反感啊……”

黑澤清的恐怖，最大特色是擅長從氛圍刻畫和影像符號著手，從而製造一種心理層面的恐懼。

之前給大家推薦過的《X聖治》就是典型代表。

後來有段時間因為連續拍類似的題材拍得有點兒乏，他決定轉拍別的型別。

於是也就有了今天要說的這部，會在此次電影節上重映的經典——

東京奏鳴曲

Tokyo Sonata

片名聽起來是不是和柏格曼的《秋日奏鳴曲》特別像？

甚至在海報的設計上，13年由著名片商標準公司推出的修復版，還製作了神似《東京奏鳴曲》的海報。

當然，這只是一個巧合。

題材上來說，兩部電影探討的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東京奏鳴曲》這部電影，剛才說了，是導演的“轉型作”。

影片曾獲得戛納“一種關注單元”提名，並最終拿下評審團獎。

按黑澤清自己的說法，他只不過想拍一部反映當代東京家庭日常生活的作品，完全不會考慮加入恐怖色彩。

但等到你看完全片，會發現影片的底子，依舊透著濃濃的恐怖氣息。

其實，這不怪導演。

黑澤清並沒有撒謊，他的確拍了部反映日本家庭的生活片。

但聚焦的，卻是相當扎心的話題——中年失業。

不得不說，影片的上映有著某種冥冥之中的巧合。

因為在其開拍的次年，也就是2008年，就發生了令人恐慌的金融危機。

影片開場簡單明了：

在全球化經濟的大背景下，中國廉價勞動力的誘惑，讓男主人公龍平面臨了被淘汰的命運。

儘管已經為公司貢獻了大半輩子。

但上司還是以其能力不足為由，逼其離開了公司。

都知道，曾經的日本職場文化提倡終身制。

不出意外，一個員工應該在進入一家公司以後從年輕幹到退休。

但這樣的情況正在成為過去時。

這種不景氣，在片中的呈現方式令人絕望。

失業後的龍平本想在事業後趕緊找平級的工作，然而失業的長隊，卻長得似乎沒有盡頭。

加之日本“男主外、女主內”的“優良傳統”。

失業後的龍平，並不敢第一時間把這個壞訊息帶回家。

連進門都不再從正門進。

同樣的境遇還發生在他的熟人身上。

因為擔心被人發現失業的事實，對方甚至會定期設定鬧鈴，假裝接通電話，來打發周邊人的顧慮。

可現實是殘酷的。

謊言一旦被戳破，一些家庭最終將遭受致命打擊。

對龍平來說，他一方面要承受自己失業的壓力。

另一方面，還要承受家庭亟需自己支撐的赤裸現實：

傢俱壞了，得買；

兒子的興趣，得照顧（儘管他拒絕了）；

妻子的駕照，得有貨真價實的汽車來證明其價值。

影片前期用非常壓抑的基調，刻畫了一個普通日本工作族在失業後面臨的窘態。

可即便如此，為了不至讓自己在家中顏面掃地，進而喪失權威。

龍平依舊每天西裝革履出門，假裝一切如常。

儘管，他已經淪落到不得不和流浪漢和老人一起領救濟糧的地步。

可不要單純以為這是日本大男子主義才會催生出的魔幻場面。

去年由安託尼·魯斯巴克執導的《工作的人》，也反映過同樣的問題。

兩部影片都看準了中年失業背後潛在的危機——一旦真相曝光，丟的可能不止工作，還極可能丟掉家庭。

諷刺的是，在這樣的狀況下，龍平依舊不願意放棄自己在家中的地位。

面對兩個孩子的願望（學琴、當兵），他不但粗暴拒絕。

更令人無法接受的是，他還喜歡換上說教的嘴臉對別人的選擇指指點點。

自己失業隱瞞不說，卻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要求小孩應該對自己說實話。

對應其自身處境，影片關於大人“當面一套背面一套”的反諷意味昭然若揭。

說到家庭，《東京奏鳴曲》對龍平之外的其與家庭成員亦有畫龍點睛式的刻畫。

影片厲害之處在於，它通過這些人物，點出了日本社會存在的種種弊病。

比如龍平的妻子，身為家庭主婦，在丈夫有工作以前，她一直任勞任怨操持家務。

但自己的努力並沒有獲得丈夫的認可。

相反，在她需要幫助時，丈夫總是處於消失的狀態。

影片後期，黑澤清用一個小偷入室行竊的段落，把妻子的真心話“偷”了出來。

在發現丈夫隱瞞失業的情況後，她說，之前的一切是夢該多好。

其實，這句話就已經委婉表達了妻子對這段婚姻的不滿。

隨後被綁架到沙灘上，那一望無垠的黑色地平線，更是加劇了她對無法改變自己命運的恐慌和無助。

眼前的漆黑一片，就宛如她婚後失去自我的過去一樣。

想到已被家務掏空，當場崩潰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

可是，對家庭主婦來說，嫁給丈夫即是嫁給家務已成為無法扭轉的事實。

這個意義上而言，《東京奏鳴曲》在澳洲劇作家Max Mannix的原始劇本基礎上進行的本土化改寫相當聰明。

對妻子戲份的增加，讓觀眾看到了日本婦女家庭地位失衡的殘酷現實。

此外，透過龍平的兩個兒子，電影還讓觀眾看到了日本社會的冷漠和其尷尬的國際地位。

小兒子在學校因為犯錯被老師懲罰，一氣之下，他把老師的糗料抖了出來。

隨後同學們的起鬨讓小兒子意識到了錯誤。

可他的道歉卻得到老師的如下回應：

課堂上的摩擦被帶到了課外。

老師用自己的行為，把課堂上傳授的禮儀親自否決。

教育層面尚且如此，在整個資本導向論的社會，這樣的冷漠同樣無處不在。

前一秒還身處同種境遇的淪落人，下一秒卻可以成為招呼也不打的路人。

人情冷暖，在龍平驚訝的神色中已經說得清楚明白。

另外，關於龍平的大兒子參軍的段落。

他參加的可不是自衛隊，而是美軍。

這說明了啥？日本自二戰以後一直是美國的小弟。

不光甘願當它的看門狗，它還主動貢獻本土未成年去幫助美帝當世界警察。

而這種“靠抱美國大腿獲得本土安全”的思維方式，已經如癌細胞一般，根植於日本年輕人的大腦。

年輕人如此依附強權，國家又該何去何從？

《東京奏鳴曲》曾兩次用“船”這個意象來表達對個人前途以及國運的擔憂。

一次是和龍平同時面臨失業的友人拿船作比。

他說：

“我覺得我們好像沉默中的船隻，救生艇早已漸行漸遠。明知求救無望，卻還在盲目尋找出口。救生艇已經開遠，上面只有女人、小孩和年輕人。”

這種看不到希望的“盲視”，在龍平妻子和小偷的對話中再次被提及。

在那一刻，看不見的船已經不是具體的所指，而是一種對前途希望落空的焦慮和失望的隱喻。

儘管黑澤清用一個光明的結局治癒了看不到船的黑暗。

但對現實中的大多數人來說，片中反映的問題卻依舊存在。

這是這個時代的不幸，也是這個時代的悲哀。

恐怖不需要鬼怪的驚嚇，當你身無分文，那就是最大的恐怖。

而這樣的恐怖，只要你不是公務猿，每天都可能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