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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Music|#大藝術家Great Artist By 宋佩芬 陳凌希

各大音樂媒體都在紀念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逝世50週年,大家都在紀念什麼?

Hendrix的歌喉不怎麼樣,但作曲一流,以至於他在今天都被譽為“吉他之神”。

1969年,在Woodstock胡士託音樂節上,Hendrix用電吉他將一曲美國國歌最癲狂最經典的版本獻給現場的45萬名觀眾,用不可思議的技巧直接重新整理了全世界對傳統吉他音樂的認知,震撼延續到了今天,這場演出成為世界搖滾樂史上難以取代匹敵的歷史事件。

2020年,Hendrix逝世50週年,多半的人只關注他演奏的美國國歌,卻很少有人從作曲家的角度來探討他的貢獻。

Kevin Le Gendre出版了《Hear My Train a Comin’》,書中探討Hendrix的作曲,如何將音樂與他相當具有特色的吉他演奏結合。Rolling Stone大水花 採訪了書籍作者Kevin Le Gendre,描繪他視角之下的Jimi Hendrix。

Kevin Le Gendre是一名記者和廣播員,涉足黑人音樂、文學和文化領域。自90年代末以來,他持續關注靈魂、放克、爵士樂和嘻哈,以及非洲和加勒比海等音樂。為Echoes、Jazzwise、星期日獨立報 (The Independent On Sunday)、Qwest電視臺(法國)和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英國廣播公司第四廣播電臺(BBC Radio 4)的Front Row節目撰稿,還擔任BBC第三廣播電臺的J to Z節目主播。創作了《Don’t Stop The Carnival》《Black Music In Britain Vol.1》《Soul Unsung: Reflections On The Band In Black Popular Music》等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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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聽Hendrix時

RS:你第一次聽Hendrix的音樂是什麼時候?

KLG:當我14、15歲時,英國有一家唱片店叫“Our Price”,因為便宜,花了3英鎊買了一張Hendrix的彙編。

當時學校裡有幾個傢伙說Hendrix是個了不起的吉他手,但論歌喉披頭士樂隊比Hendrix好得多,這就是當時人們普遍想法。

當我把錄音帶回家聽的時候,真正對我產生是那些Hendrix為主的音樂。《Little Wing》《The Wind Cries Mary》這兩首歌對我產生了很深的影響。後來,我買了《Electric Ladyland》《Bold as Love》,我開始欣賞他是一個多麼了不起的音樂家。

Hendrix一直被稱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搖滾吉他手,實際上這對他很不利。因為大家會把注意力從他做的其他事情上轉移開。就像寫歌真的很重要,他能寫出非常好的旋律、能寫出非常有意思的歌詞、以及他創造不同凡響聲音的能力。

我寫的書是關於歌曲作者Hendrix,而不是吉他手Hendrix。我從多重角度來看待他,觀察他的藝術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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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暫的一生

RS:你能給我們簡單介紹一下他短暫的一生嗎?

KLG:他出生於西雅圖,基本上很年輕的時候就開始涉足音樂,他沒上過大學,還有過短暫的參軍經歷,後來他成為了一名巡迴音樂手。

Hendrix當時在著名的Chitlin Circuit演出,和小理查德 (Little Richard),威爾遜·皮克特 (Wilson Pickett),艾斯利兄弟(the Isley Brothers) 一起工作。所以他接受的是節奏和藍調的訓練。

後來他到了紐約,60年代中期試圖組建自己的樂隊,然而事情不太順利。後來被Animal 樂團的貝斯手Chas Chandler挖掘,Chas成了他的經紀人,Chas將Hendrix帶去倫敦後,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Hendrix從1967年到1970年去世的那段時間,是他最有生產力的時期。他錄製了《Are You Experienced?》《Axis: Bold As Love》《Electric Ladyland》《Band of Gypsies》,短短的3年,他錄製了4張專輯,還留下大量的素材。

RS:為什麼他在英國會取得很好的發展?

KLG:我認為這和時機有關,當時英國的音樂界真的需要一個像他一樣有獨創性的人,因為像滾石、披頭士、Yardbirds、John Mayall,都對節奏藍調和藍調感興趣,而Hendrix基本上是那種文化的代表。

他是一個真正能演奏藍調的人,不僅僅是音樂上,還有哲學、思考和概念上的,就像整個藍調的哲學一樣,他流著藍調的血液。

他還很幸運有一位真正相信他獨創性的經紀人Chas和一個支援他的環境,以及他自己的才華,Hendrix有創作的慾望,能從翻唱其它人的節奏藍調中掙脫出來,創造出新的音樂,找到他自己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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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滾藝術家

RS:在你的書中,你說“他是個搖滾藝術家,而不是一個搖滾明星,這個講法充滿了寓意。” 你如何定義搖滾藝術家?

KLG:他當然是個明星,不過對我而言,他是個100%的藝術家。無論是搖滾、爵士樂、藍調,還是古典音樂,藝術家都是一個首先致力於自己音樂的人。他是以藝術家的態度對待音樂,他不但熱愛音樂,還熱愛創作,他喜歡冒險,不想去做別人期望的事,當你強迫自己試圖創造一些甚至會讓你吃驚的事情時,這也是一種更高的藝術形式。

就像他在Woodstock演奏的《星條旗》,你會震驚一個人能創造出如此美麗、複雜、具有巨大情感衝擊力的音樂。他對美國當時的暴亂、抗議、越南、炸彈、子彈狀態,都在音樂中所有隱喻,他透過吉他、踏板和技巧來表達這些隱喻。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看了很多次這個演出,每次看都會讓我目瞪口呆,對他的力量感到敬畏。

這才是真正的藝術,因為這也要冒很大的風險。

KLG:應該是《The Wind Cries Mary》因為它有很多翻唱的版本;由Gil Evans製作,Sting 演唱的《Little Wing》也很不錯, Gilfema樂團的吉他手Lionel Gilles Loueke的版本也非常好;Art Ensemble of Chicago 翻唱的《Purple Haze》也很精彩。

RS:你提到《Twist and Shout》這首歌最初由黑人樂隊the Top Notes錄製,但後來被披頭士樂隊唱出名。你能想到一個相反的例子嗎?

KLG:這是個很好的問題。有很多黑人音樂家,要麼從白人音樂家寫的流行音樂,要麼是從鄉村音樂出名。百老匯音樂的爵士傳統,非常明顯的例子是Miles Davis演奏蓋希文的《波基和貝絲》。蓋希文是一位猶太白人作曲家,他卻深受黑人藍調和福音音樂的影響。

就像繞一個大圈,一個白人作曲家從黑人音樂中汲取素材,然後這個白人作曲家影響了黑人音樂家,所以有Miles Davis翻奏《波基和貝絲》。歌手Al Jarreau把詹姆斯·泰勒的《火與雨》翻得非常漂亮,Billy Paul也翻了埃爾頓約翰的名曲《你的歌》。我相信很多黑人音樂家都翻唱過喬尼·米切爾的曲子。

RS:你提的這些歌曲都已經非常出名,我想知道有沒有白人作曲家的創作因為黑人的演出而一炮而紅?

KLG:Hendrix翻唱的《Hey Joe》,這是一個白人民謠歌手Billy Roberts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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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俱樂部

RS:為什麼那麼多搖滾明星在27歲去世?

KLG:像Hendrix、Janis Joplin、Jim Morrison這些人,我認為這是相當極端的情況,我希望他們其中沒有任何一個有意在27歲死去。Joplin是在Hendrix死後兩週去世,他們的死離得很近。我覺得這可能是個病態的巧合。

27歲是很年輕的,同時可能是60年代或70年代初,那時候的27歲感覺上可能更加成熟,不像現在我們對27歲的看法。這也是一個非常奇怪,但卻又可以被解釋的現象。

但也有很多人打破了它,Prince 27歲時沒有死。Prince也是位非常重要的音樂家,他深受Hendrix的影響。有很多人能活過27歲,沒有屈服於27歲的詛咒。

RS:有一種說法,這些搖滾明星大概在27歲左右已經發行了他們的第一或第二張非常成功的專輯,然後他們面臨著一個巨大的挑戰:如何保持,甚至超越已有的成就。所以他們給自己巨大的壓力,不少人求助於藥品與酒精,導致他們早逝。

KLG:Hendrix就是,Joplin酗酒成性,Morrison 用了各種各樣的藥品。我想不僅僅是27那個年紀,這也和那個特定的時間點有關。60年代末70年代初,搖滾明星的壓力也真的達到了頂峰,我認為這是一系列因素的綜合。

就Hendrix而言,他承受了很大的壓力。作為一個傑出的音樂家,不斷地巡迴演出,不斷創作新素材。我認為他真的需要休息一下,休息一年,不做任何巡迴演出,不做任何演唱會,不做任何採訪,不要出現在媒體上,真正地冷靜下來至少六個月或一年,然後回來工作。

在這個時間點上,60年代末70年代初,音樂產業有更多的資金,無可避免音樂家有更大的壓力。Bowie曾經說過一段非常可怕的經歷,唱片公司會為他提供毒品,讓他能繼續工作。這實在太瘋狂了。

當時音樂產業一度非常陰暗,隨著時間的推移,很多不好的事情發生了,有太多的剝削,也對音樂家施加了很大的壓力。所以如果我們想追根究底27的詛咒,那麼除了看看音樂家的生活方式之外,我想我們還得觀察他們周圍的人。這意味著唱片公司的高階管理也要對他們的行為負責,很多人說Amy Winehouse的死就是因為她身邊沒有合適的經理。

RS:如果Hendrix還活著的話,他就77歲了。

KLG:如果他還活著,我認為有幾種可能:他可能接受了新的科技,從他去世之後,音樂技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因為他生前對科技就充滿興趣,這些他或許都可以接受,再創造出驚人的音樂;他也可能對鼓聲音源器而不是真人的鼓手有反感,因為有些音樂家會選擇迴歸於傳統,他可能會回到根深蒂固的藍調,甚至彈奏原聲吉他、12弦吉他,都非常可能。

很遺憾Hendrix在1970年代去世,接下來的音樂發展實在很精彩,人們開始採用新的錄音技術,我敢肯定這些,在某種程度上會對他產生更大的影響。

所以我對Hendrix有一種幻想,也許他會和Miles Davis、James Brown、Ornette Coleman合作即興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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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Hendrix的傳記

RS:除了你自己的書,關於Hendrix的傳記中,你會向讀者推薦哪一本?

KLG:資訊量特別大的是約翰·麥克德莫特(John McDermott's)的《澄清事實》(Setting the Record Straight)。Charles Sean Murray 、Keith Chadwick 和Greg Tate 的傳記也不錯。

不過我認為你可以從Hendrix的身上學到很多東西,也可以從他自己寫的東西中學習。他給Buddy Miles的唱片《Expressway to Your Skull》寫了介紹,Buddy Miles是《Band of Gypsies》專輯的鼓手,唱片介紹中充分呈現了Hendrix的個性,所以從這些唱片介紹冊內,你可以學到很多。

我採訪了Vernon Reid,他是Living Colour樂隊的成員,非常傑出的吉他手。我們簡短地談到了Hendrix,當時我不知道我會去寫一本關於Hendrix的書,他只是在那次談話中突然出現。Reid說了一些非常洞悉的話,這些話影響了我對Hendrix的思考,20年後,我在書中引用了Reid當時說的話。我們的採訪大概45分鐘,關於Hendrix的談話不超過5分鐘,卻有足夠的內容來激勵我在20年後寫一本關於Hendrix的書。

所以我探討了他的作曲、編曲、製作、吉他演奏、歌詞,聲音的運用等等,這些很多在過去都沒有被研究過。另外我強調了他與藍調的關係,他如何真正理解藍調的本質,如何利用它作為創作的平臺。他對藍調的理解及運用超越了一系列和絃的變化,將你帶到許多不同的領域,除了敘事之外,還有哲學的方面,Hendrix與藍調的關係是非常親密且深刻的。

RS:我們都知道他在音樂方面的天賦,你認為他是個好的作詞者嗎?

KLG:Hendrix是一位傑出的抒情作家,《The Wind Cries Mary》《Little Wing》《Hear My Train A Comin’》的歌詞都很精彩,非常詩意。

RS:你覺得Hendrix寫詞的能力是從哪來的?

KLG:首先他有著不可思議的想象力,而且他也很聰明。從他在音樂會上與觀眾互動的方式就可以看得出來。儘管他沒有受過廣泛的正規教育,但是他非常機智,善用雙關語,喜歡反諷。

我特別喜歡《The Wind Cries Mary》中的歌詞:

After all the jacks are in their boxes

And the clowns have all gone to bed

You can hear happiness staggering on down the street

Footprints dressed in red

And the wind whispers Mary

這段開場白真是太美了,他能理解人性,因為那首歌是寫他和女友凱西·艾金漢的一次爭吵。這是關於人們如何疏遠,人們如何互相誤解。關於作詞,你必須具有高度的想象力與敏感度。Hendrix有著狂野的、爆炸性的、無法控制的力量,同時,他非常敏感,在某些地方也很溫柔。我想這就是為什麼他是一個有趣的抒情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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