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不記得在電影院裡看過多少場電影了，除了參加片方的首映式觀影活動，在印象裡，當電影片尾曲響起，總會有觀眾陸續站起身，三三兩兩走出影院，無一例外。

9月30日晚七點，我在北京某影院觀看了影片《我和我的祖國》。電影主體部分放映結束後，響起了《我和我的祖國》歌曲，大螢幕上播放的是全國各地群眾對祖國70華誕送出祝福的mv剪輯。超過四百人的杜比巨幕廳裡，沒有一個人離場，左右兩位觀眾都在用聽得見的音量一起哼唱著這首歌，直到片尾曲歌聲從頭至尾放映完，觀眾們自發鼓掌後，才陸續有人起人離開。

2小時35分鐘的電影，長長的片尾曲響起，為什麼沒有一個人提前離開？為什麼在那種情境下，提前離開，就似乎“少了點什麼”？

答案可以通過詹姆斯·W·凱瑞（James W. Carey，1934-2006）提出的“傳播的儀式觀”來找。

幾百名觀眾，在同一時空之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70華誕之時，通過這樣一種共同的觀影方式，完成了一種儀式，這種儀式中有每一個人獨特的回憶。

儀式是什麼？作為人類歷史中最古老的一種文化現象,“儀式”是文化人類學的重點研究領域。有學者提出，儀式具有重複性。也有學者認為，日常生活中的儀式承擔著產生和複製社會關係的作用。還有人提出，儀式建構了一種象徵體系。

儀式作為最能體現人類本質特徵的行為方式與符號表述，在人類生活中佔據著重要的位置。正如英國人類學家菲奧納· 鮑伊指出的“儀式有許多功能，無論是個人層面，還是在群體或社會層面上，它們可以成為情感的渠道並表達情感，引導和強化行為模式，支援或推翻現狀，導致變化，或恢復和諧與平衡”。

在傳播學研究領域，按照凱瑞的說法，從19世紀傳播一詞進入公共話語，就形成了傳播觀：一種是傳播的傳遞觀（a transmission view of communication)，一種是傳播的儀式觀(a ritual view ofcommunication)。凱瑞提出，“在我們思想的最深處，對傳播的基本理解仍定位於‘傳遞’這一觀念。即傳播是一個訊息得以在空間傳遞和釋出的過程，以達到對距離和人的控制。”

凱瑞認為，儀式觀才是傳播的起源與傳播的最高境界，這個境界就是建構並維繫一個有秩序的、有意義的、能夠用來支配和容納人類行為的文化世界。陳力丹認為：傳播的儀式觀或許比傳播的傳遞觀要深刻一些。

傳播儀式觀著重揭示意義，著重分析構成儀式傳播和儀式化傳播的符號意義和建構，更接近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人性”。儀式更是一種信仰和價值的整合。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傳播的儀式觀把傳播看作是創造、修改和轉變一個共享文化的過程。

影片《我和我的祖國》被7位導演分拆成7個小單元，講述普通人與國家之間息息相關密不可分的動人故事。聚焦大時代大事件下，小人物和國家之間，看似遙遠實則密切的關聯。影片中的7個故事是7位導演自己心中深受震撼、難以忘懷的歷史瞬間，也藉此喚起所有觀眾塵封的記憶，在整個觀影過程中，在70週年國慶這樣一個特殊時刻，《我和我的祖國》的觀影行為更多意義上變成了“一種將人們以團體或共同體的形式聚集在一起的神聖典禮。”

凱瑞的精神導師約翰·杜威把傳播視為“參與”、“共享”。杜威廣被引述的一段名言是，“在共同(commom)、社群(community)和傳播(comunication)這三個詞之間，有一種比字面上更重要的聯絡。人們由於擁有共同的事物生活在一個社群裡；傳播即是他們藉此擁有共同事物的方法。他們必須共有的事物包括……目標、信仰、渴望、知識等。”

電影《我和我的祖國》總導演陳凱歌對整部影片立意的解讀，從另一個角度印證了約翰·杜威對於傳播“共享”、“參與”說。陳凱歌說，“這部影片所描寫的不僅是70年來所取得的成績，更重要的是在這些成就背後，推動這個改變發生的中國人。這是每一箇中國人的故事，大家都是其中的一員”。

影片中，有迷途知返的少年流浪兄弟，國防科技戰線上的無名英雄，第一名五星紅旗升起背後的工作者，也有香港迴歸談判桌上分秒必爭的中方代表，令人啼笑皆非又不禁動容的計程車司機，把女排決賽“搬到”上海弄堂裡“現場直播”的少年，“備飛”的女飛行員……影片成仙了一幕幕令人熱淚盈眶的畫面，一個個令人心潮澎湃的瞬間。影片中的故事，既指向一個個具體的人，又不僅僅指向那些具體的人，這些人的故事以小見大，構築了每一個小“我”和“我的祖國”在值得銘記的歷史瞬間緊緊相依的記憶。觀眾們在觀影過程中，確認了一種存在感，體認到一種擁有共同文化的家園感和儀式感。電影創作離觀眾的心理距離越近,帶來的“共享”可能性越大。

在《我和我的祖國》這部影片中，種種瞬間更多是回放和喚醒，而非傳遞新知。正如凱瑞所說，“傳播的儀式觀不是指空間上訊息的拓展，而是指時間上對社會的維繫。它不是一種傳遞資訊或影響的行為，而是共同信仰的創造、表徵與慶典。傳播的儀式觀核心是將人們以團體或共同體的形式聚集在一起的神聖典禮。”

同樣，將《我和我的祖國》這部影片的觀影行為作為一種儀式來看的話，這部影片在視覺傳達方面也糅合了無數新中國和華夏文化內部共享的象徵符號。其中，有直接呈現國家象徵意義的符號，如國旗、國徽、國歌等；也有中國紅、秧歌、舞龍、華麗的彩車等一系列隱喻性質的文化符號。這些文化符號作為召喚傳承的儀式道具，成功地喚起了民族的共同記憶。影片中不同單元的故事，以濃縮的方式將價值觀、信念、忠誠等理念投射給每一位參與者和觀眾，使抽象的概念以生動具體的形式被社會分享和理解。

個人觀點，《我和我的祖國》這部影片並不是完美無缺，過於分散的7個單元雖然講了一個個鮮活生動的普通人的奮鬥故事，但總體上連貫性並不理想，每個單元的故事在敘事方面也略顯單薄，但儘管如此，影片還是成功地勾連起了一段段難以磨滅的全民記憶。

每個民族都有自己本民族特有的傳統及儀式，在現代化和全球化的程序中，人們總是希冀在民族共同體及本民族的歷史與文化中找到民族主義的力量與韌性，建構其文化身份和自我認同。在共同時空的觀影行為中，通過分享儀式過程，觀眾與其他人取得了內在的聯絡，也獲得了對現實的共同理解。

《我和我的祖國》電影的觀影過程中充滿著儀式感，而這種儀式感所帶來的凝聚力和情感的流動，讓每一個深處其中的觀眾都被感召，被聯結，被鼓舞，被認同，被震撼，被激勵，被撫慰，而這也許能夠解釋為何電影曲終之時，觀眾才遲遲散去的罕見現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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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英】菲奧納· 鮑伊：《宗教人類學導論》，第173 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