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戰爭電影《1917》得到極高評價。有人說，這是繼《拯救大兵瑞恩》之後最好的戰爭片。這個評價並非溢美之詞，如果說《拯救大兵瑞恩》是用一種“熱”的敘事來表現二戰的慘烈，那麼《1917》則更像是用一種“冷”的基調來展現一戰的悲歌。《拯救大兵瑞恩》開篇20分鐘諾曼底登陸的橋段，以其極為自然主義的血肉橫飛，成為電影史上永恆的經典，那是“動態”的戰爭直播。而一鏡到底的《1917》則透過無處不在的屍橫遍野，註定成為另一經典，那是“靜態”的生命墓碑。

近年來，一戰逐漸被人們重新認識，漸成熱點。很多人會拿一戰和二戰進行比較，資深軍迷一般會談到，雖然二戰在武器方面更加先進，雖然二戰中喪生的人數是一戰的近乎十倍，但若論戰爭的殘酷性，卻不見得比以陣地戰為主導的一戰高。據統計，在一戰中，一位年輕計程車兵在某場戰役發生期間，最多隻能存活不到十分鐘。僅“凡爾登戰役”雙方傷亡人數就近100萬人，由於太過慘烈，又被稱為“凡爾登絞肉機”。當年德國的“馬克泌”MG 08式重機槍，在一天內就殺死了6萬名英法聯軍。而“索姆河戰役”造成的雙方傷亡共計130萬人……

如果德國那位著名作家埃裡希•瑪麗亞•雷馬克看到我們在這裡討論一戰和二戰的比較，也許一個酒瓶子就砸到我們頭上了。坦率地說，我認為雷馬克這個酒瓶子砸的對，至少可以讓很多人清醒一些：享受和平生活的我們，有什麼資格去評論戰爭？當然雷馬克也一定會追加一句：“你們知道戰爭的殘酷麼？你們真的想去體驗那種殘酷麼？”正因此，《西線無戰事》這部經典在近百年後依然適合成為鍵盤俠們自我反省的利器，抑或水泥森林裡無數“996”們自我救贖的方舟。

1916年11月，18歲的雷馬克和很多同齡人一樣，從學校直接報名入伍，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其間五次負傷，九死一生。戰後雷馬克經歷了漫長的戰爭恢復期，或者說他壓根兒就從未恢復過來，肉體的傷痛特別是精神上的損傷一直緊緊纏繞著他。1927年下半年，在醞釀了很久之後，雷馬克寫下了《西線無戰事》。1929年《西線無戰事》剛出版就引發了轟動，僅在德國國內，第一年就銷售了120萬冊。在隨後的歲月裡，這部書被翻譯成二十九種文字得到全世界讀者的喜愛。

埃裡希•瑪麗亞•雷馬克

其實，雷馬克和許多偉大作家一樣，在經典誕生之前並未想過什麼“暢銷”。《西線無戰事》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的自傳，是雷馬克戰爭痛苦回憶的結晶。與其說他在創作一部戰爭小說，倒不如說他在試圖用文字療傷。這個過程必然是充滿艱辛和苦痛的，不僅在於對煉獄般戰爭場景的重現，更在於對青春理想幻滅的重溫。

主人公保羅•博伊默爾就是18歲時雷馬克的小說版。他和自己的同學好友正值人生中最青春的少年錦時，他們充滿激情，滿含夢想，在當時德意志鋪天蓋地的軍國主義宣傳氛圍中長大。在他們心中，作為一個男人，獻身帝國戰爭是無尚光榮的使命，更是不可推卸的責任，而且是最浪漫的英雄行為。

在老師和家人的讚美鼓勵下，在鄰家女孩崇拜的目光裡，他們換上筆挺帥氣的軍裝，滿懷激情和豪邁地踏上了一戰戰場。在這個過程中，雷馬克實質上是不動聲色地為讀者描繪了一個宏大敘事的時代截面——博伊默爾彷彿是一滴正在活躍著衝向某個地方的水滴。雷馬克從來不做孤立地人物設定，他透過無數普通人的言行，無時無刻不在對映著那個宏大敘事本身。

歷史學家亞歷山大•沃森在《鐵壁之圍》一書中，同樣採取了同盟國視角，透過大量史料描繪了一戰中的德國和奧匈帝國。沃森的史料對雷馬克《西線無戰事》暗藏的宏大敘事有著很好的詮釋意義。在我們的“常識”中，一戰是標準的“春秋無義戰”。然而，當時宏大的時代背景卻是另一個樣子，最有典型意義的是戰爭期間和興登堡一道成為德國民眾偶像的魯登道夫將軍，他曾非常感慨地說：“1914年至1918年的世界大戰迥異於此前的大多數戰爭……它是一場存亡之戰，一場徹頭徹尾的人民的戰爭。”

亞歷山大•沃森用大量史料揭示了一個讓今天的我們瞠目結舌的事實：“真正讓大眾持續支援戰爭的是愛，而不是恨——對祖國的愛，對個人所屬社群的愛，以及——最重要的——對在軍中的丈夫、父親、兒子的愛。”整個社會和整個民族都在瘋狂地為前線的戰爭加油鼓勁，誠如一位神職人員在1914年10月告訴他的教區信眾的：“愛是所有事物中的主要要素，沒有愛，我們什麼都做不了。如果在東線和西線戰場上為我們而戰的勇敢弟兄們不是懷著對祖國的大愛而開槍，那麼戰爭的結果就是燒殺擄掠。”

這就像《西線無戰事》中博伊默爾和他的同學好友們身邊的環境，那是一個像空氣一樣包裹著所有人的環境，又像是一個無處不在的強大磁場。在博伊默爾的家鄉，以校長為首的所有老師將戰爭描繪得美好無比，參加戰爭就是充滿光榮和自豪的事情。人們雖然也關心自己上了前線的孩子，但更關注的是那些孩子在前線作戰的情緒是否足夠高漲。而那些老紳士們根本不在意鄰居孩子們的生死，最喜歡做的是像牌局般攤開地圖，為眼下的戰爭局勢爭得面紅耳赤……

在如此“宏大敘事”塑造出的史詩般的英雄浪漫主義氛圍中，博伊默爾這些大男孩兒們唱著戰歌、手捧鮮花、激動地踏上了戰場……《西線無戰事》是無愧文學經典地位的，如果用我們開篇的電影論來反觀這部小說，我們甚至會發現，它是《1917》與《拯救大兵瑞恩》的有機融合。《西線無戰事》在整個故事氛圍上是《1917》式的，但在對戰爭的細節描寫上，則採取了完全的《拯救大兵瑞恩》風格。

雷馬克用自然主義手法描寫戰爭暴力和殘酷的細節，是徹頭徹尾的重口味，這讓《西線無戰事》一直備受爭議。雷馬克極強的代入感寫作，讓人們被眼前的戰爭場景震驚：有的戰士身體被炸得稀爛，博伊默爾的戰友恰登說，可以用調羹把他們從戰壕牆上挖下來，然後葬在飯盒裡；兩隻腳被炸碎的人靠著腳部殘肢在跑著；有的戰士頭蓋骨被炸飛但還依然活著；有的人拖著被炸爛的膝蓋用兩隻手向前爬了兩公里；還有人捧著自己從肚子裡滑出來的腸子向急救所一步一步地走著……

這是雷馬克和《西線無戰事》給這個世界的當頭棒喝。雷馬克用自己痛苦的回憶，告訴世人特別是後人戰爭到底有多麼殘酷。博伊默爾和他的同學們被眼前的一切驚呆了，戰爭在他們心中美好的形象完全被顛覆了——報紙上和學校裡鼓吹的那些傷亡數字背後，都是一個個鮮活的生命。人的身體竟然能被撕裂成這樣的程度，對面那些早已被妖魔化的敵人，竟然也都是如自己這般的普通人。

他們當中有和博伊默爾一樣喜歡文學、充滿浪漫英雄主義情懷的青年學生，也有夫韋斯特這樣的煤礦工，有德特林這樣的農民，還有恰登這樣的工人……那個曾讓博伊默爾精神崩潰的敵人，那個被博伊默爾殺死的人，生前其實是個排字工。博伊默爾最終發現，這些人和自己這一方一樣，也是有家庭的丈夫、父親和兒子，然而卻在戰場上殺死了和自己毫無衝突的別的家庭的丈夫、父親和兒子。沒人問為什麼，因為戰爭根本就沒給任何人思考的精力和時間。

當然，也不再有人去思考這些了。《西線無戰事》宏大敘事佈景板下的個體悲歌，本質上就是幻滅與迷惘。這些原本懷著英雄夢的十八九歲的年輕人，他們帶著激情、活力和熱忱來到前線，迎接他們的是絞肉機一樣的戰場，還有整天被蝨子叮咬。他們每時每刻都在提心吊膽，害怕有一天會被毒氣燻死，成為沒有下巴和臉孔的死屍。他們學會了低階下流的惡趣味，將打牌和抽菸當作人生最美好的享受，偷拿著軍糧去敵佔區幽會為了糧食賣身的姑娘……

更讓博伊默爾感到幻滅的是，當他好不容易走了大運，休病回鄉時。他發現家鄉的人們依然生活在“宏大敘事”當中，他們對戰爭的看法和自己這些上了戰場的人完全不同。“個體悲歌”在那裡是不存在的，人們絲毫不管博伊默爾他們內心的巨大痛苦，甚至連他的父親也依然在喋喋不休地談論著戰事和政治。在那個瞬間，像所有“迷惘一代”一樣，博伊默爾陷入到徹底的內心崩毀當中。

博伊默爾失去了人生目標，不知道活下去能幹什麼。他在家鄉的“宏大敘事”中重返戰場，從此不問緣由，畸形成長，然後迅速死去——“我們的年齡將一年年增長，一些人將會適應，另一些人會順從，而多數人將會束手無策，歲月流逝，最終我們將走向毀滅”。博伊默爾的“個體悲歌”最終在一九一八年十月的某一天戛然而止。在戰爭即將結束，和平馬上到來的那個寧靜的秋日，他陣亡了：“他是往前面撲倒下去的，躺在地上，好像睡著了一樣，臉上沒有多少痛苦的感覺，有的是一種沉著，差不多是滿意的樣子。”而戰報上則刊登了一條新訊息：西線無戰事。

……

白駒過隙，百年滄桑。對於我們來說，《西線無戰事》最大的閱讀障礙，也許並非是其自然主義的直辣寫法，也非對人性的剖析和拷問，而是守住我們腳下這方土地、保家衛國早已成為我們深入骨髓的民族之魂。其實，雷馬克的初衷與我們熱愛祖國、捍衛家園的精神並不矛盾，甚至在某種意義上是另一種維度的加持。

《西線無戰事》百年來被當作反戰小說的巔峰，這毋庸置疑。然而，這部經典真正的核心絕非反戰那樣簡單。雷馬克從未否定過愛國主義，他只是想透過這樣一部沉鬱頓挫的作品，喚起人們心中的理性和獨立思考的靈魂。說到底，雷馬克抨擊的物件一直指向的是那些用某些“宏大敘事”來造成“個體悲歌”的利益集團，比如當時德意志的容克地主階級，比如當時操縱歐洲政治軍事的資本大鱷。

為什麼我們今天依然需要重讀《西線無戰事》？

也許，我們早已被裹挾進了另一個看不見硝煙的殘酷戰場……

“2019年7月入職拼多多的某女員工（1998年出生）在2020年12月29日凌晨1:30，在與同事一起走路回家的路上突然捂腹，暈厥倒地。同事立即呼叫120送往烏魯木齊本地醫院，經近6個小時急救依然無效，不幸離世。”——澎湃新聞

《拼多多員工猝死，“996”是奮鬥拼搏還是透支健康？》——澎湃網

“2020年拼多多股價表現亮眼，暴漲370%，市值已突破2000億美元大關，超過京東和百度之和。”——證券時報

“群體會淹沒個體的理性，個體一旦將自己歸入該群體，其原本獨立的理性就會被群體的無知瘋狂所淹沒。” ——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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