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納式“中國大片”的誕生和新時代的英雄主義。

作者 | 張一童

於冬只給劉偉強留了一年的時間，準確說是11個月。

2018年9月，他給劉偉強打電話，邀請他拍攝川航5·14事件，於冬還提了另一個要求，這部電影要在來年的國慶檔上映。

對於如此製作要求的電影而言，這幾乎是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這也反映了博納，或者說是於冬，在檔期問題上的慣有強硬。2014年，博納投資了韓寒的處女作《後會無期》，於冬要求《後會無期》必須和郭敬明的《小時代3》一起在暑期檔上映，他放下狠話，“3.5億的保底，遲一週少一億。”

最重要的是，2019年的國慶檔是一個極具商業價值和宣傳意義的檔期，新中國70華誕意味著整體民眾對於祖國以及主流意識形態的認同感將達到最高水平，特別是對於中國年輕人而言，這一年將是他們家國情懷的重要標點。

不僅僅是《中國機長》的準備時間緊湊，這一檔期的其餘重磅電影也是經歷了這樣的生產節奏，《我和我的祖國》從接到任務到正式上映用時整整一年，而《攀登者》的整個週期也僅僅15個月。

和於冬合作已久，劉偉強清楚這位內地出品人的迴旋餘地，同樣清楚的還有他對檔期的判斷，從2016年的《湄公河行動》到2018年的《無雙》，博納已經打造出兩部國慶檔票房冠軍。

劉偉強沒什麼猶豫地答應了，並迅速投入到電影的創作中。拍攝的三個月期間，劇組僅休息了一天，為了進一步壓縮製作週期，《中國機長》的後期剪輯幾乎和拍攝同步進行。9月30日，作為博納“中國驕傲三部曲”的壓軸之作，《中國機長》在全國院線上映。

這是一部標準的博納式“中國大片”。較強的製片管理能力不僅讓博納在大小檔期都有穩定產出，也讓它相比其他影視公司，在產品線上展現出更清晰的思路。

2006年之後，博納由發行公司轉型出品，於冬的名字開始更多的出現在出品和製片一欄。千禧年後的第一個十年是中國內地商業電影市場從無到有，並逐漸尋找自我方向的十年，博納的探索則站在香港電影的基礎上。

從2007年的《投名狀》到2011年的《龍門飛甲》，博納拍攝了一系列架空於歷史背景之上的英雄主義故事，並在大量的中港合拍片中，建立起對商業電影工業體系的理解。

2014年上映的《智取威虎山》中還能看到昔日的影子，儘管取材自經典樣板戲，但充滿“戲說”色彩，結尾的飛機追逐戲最終因為被批“虛構歷史”不得不以彩蛋形式出現。

也是在《智取威虎山》之後，於冬對中國商業大片的理解有了更具象的表述，不僅僅是使用好萊塢式的電影語言和技術，更核心的是“拍攝大格局，展現新時代中國形象”。

方法論的實際成型是在2016年的《湄公河行動》之後，博納在型別片創作的基礎上，轉向現實主義題材和主旋律表達，並保持著和上層組織的緊密合作。這個過程中還存在一些更具體的轉變，比如技術和工業水平的不斷提升，從警匪、戰爭向更多型別的拓展，以及對更多職業和更具象精神價值的涉及。

這些最終指向的是，新的文化語境下，中國的年輕觀眾希望看到什麼什麼樣的英雄？又需要看到什麼樣的英雄？他們從何處來？又要走向何處？在電影表達、市場情緒和上層訴求的交匯處，是於冬的中國大片和他的千面英雄。

01 | 中國大片

正式開始劇本創作時，劉偉強才真正意識到他面對的是怎樣一個難題。

最核心也是最難的問題是如何用商業電影語言重新展現原型故事。2006年後，在和香港導演及團隊的長期合作中，博納逐漸建立起對商業電影工業製片流程及表達方法的理解，並將其運用到中國題材故事的敘述中。這在之後被於冬總結為博納的“中國大片”在美學價值上的一個突破，“我們要用年輕人接受的電影語境和創作語境。”

《湄公河行動》之後，博納對這一年輕創作語境的實現突破了單個導演的個人標籤和風格，而明確為“型別片”這一方向。於冬偏愛使用香港導演，他們在型別片的拍攝上經驗豐富，作為出品發行最多香港電影的民營電影公司之一，博納也擁有豐富的導演資源。劉偉強和於冬的合作從《無間道》時期就已經開始，2014年又受邀拍攝《建軍大業》。

於冬在首映禮上坦白，《中國機長》是個“根本沒法拍”的故事，它“沒有懸念，全國人民都知道”，而商業片表達的核心正是懸念和衝突的設定。劉偉強甚至沒有什麼可參考的物件，空難題材電影在全球範圍內都有限，中國僅有一部拍攝於19年前的《緊急迫降》，而於冬和劉偉強一開始就達成共識，《中國機長》一定不會是“山寨版的《薩利機長》”。

劉偉強不斷思考，怎樣才能提供足夠的刺激感，“才能讓觀眾嗨”，他最終還是決定將《中國機長》拍成一部動作片，而非《薩利機長》式的人物傳記。故事的主線圍繞險情的出現和解決展開，另一個問題隨之出現，從飛機出現問題到最終安全備降一共只經過了34分鐘，但劉偉強需要呈現一部兩個小時的電影，並保證持續的精彩度。

電影對大部分真實細節進行了再現，比如被吸出窗外的副駕駛，複雜的山地狀況。劉偉強對一部分內容進行了合理想象下的擴充，這些細節也成為故事起伏的重要因素，比如在極端情況下情緒失控的乘客。

儘管真實事件發生在一個晴朗無雲的上午，但為了進一步強化戲劇衝突，並增加視覺衝擊力，劉偉強在原有的險情基礎上進行了改編，增加了雷雨雲。他和美國特效公司溝通，做了幾十版印象圖，以求達到最好的視覺效果。

為了最大程度還原飛機在空中顛簸狀態，博納投入3000萬元，委託西安飛機制造廠以1：1比例打造了空客A319模擬機，並編寫了新的程式，可以實現三段機艙以不同頻率分別顛簸。

這些努力在電影中共同創造出了一個典型的港片式“奇觀”，電閃雷鳴間，伴隨著乘客的驚恐呼叫，劇烈顛簸的飛機穿過危險的雲層，觀眾的腎上腺素也被充分調動。

博納對這種“奇觀”的呈現向來不遺餘力，於冬可以給足時間和金錢。從正式接到於冬的邀請，到最終開拍，徐克花了整整三年時間籌備《智取威虎山》，其中老虎CG的製作就花了兩年多。這中間經歷了李安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上映，已經準備開機的徐克看到電影中的老虎特效，決定再緩一緩，把“楊子榮上山打虎”的段落做的再好一點再開始。

《湄公河行動》原計劃投入1.5億元，《速度與激情》上映後，於冬決定再追加5000萬元投資，以保證能將製作水平推到極致。《紅海行動》的製片成本就達到11億元，對爆破場景進行了大量的實拍，用十幾個小時拍攝一分鐘的動作戲。導演林超賢表示，既然讓觀眾給電影買單的是戰鬥部分，不如把戰鬥部分做到極致，不花多餘的力氣去設定文戲線索。

02 | 千面英雄

劉偉強決定為袁泉飾演的乘務長畢男新增一些支線資訊，這才有了之後畢男在看到情侶後疲憊的眼神，以及全片中出現了多次的，轉動無名指婚戒的細節。

於冬建議把電影時間拉長到兩個小時，並加入更多機組成員日常生活的段落，“這樣觀眾會感覺更舒服”，也能展現更多機組作為普通人的一面。當他第一次聽到5·14川航事件的新聞，他感到無比震撼，“他們就是中國當代的英雄，同時也是大家身邊的普通人。”

英雄主義一直是博納“中國大片”的核心主題。一定程度上，這是商業電影故事表達的客觀需要，劇情往往隨著人物個人的成長和命運翻轉推進，是好萊塢英雄電影慣用的套路。

“電影是要成就英雄的。因為觀眾需要看到英雄，需要看到面對困難，可以走出來的英雄。”林超賢曾經在一次採訪中說到。

問題是中國文化語境下的英雄主義應該是什麼樣的？延續了《黃飛鴻》等一系列香港英雄電影的思路，博納早年的電影中，英雄人物往往以歷史人物為原型，但故事又完全架空原創於歷史背景之外，對英雄人物的刻畫充滿了導演個人的藝術性想象。

於冬第一次看到《見龍卸甲》的故事是以小說的形式，這個故事導演李仁港創作了三年，甚至已經出版成書，他還自己設計了所有的美術形象，故事裡充滿了對老年趙雲和三國非正史的、個人式的想象。2008年，電影上映前，於冬為《見龍卸甲》做了海報標語，寫著“重塑趙雲，側覽三國”，主演劉德華在採訪中說“這是一部拍給喜歡三國，但不研究歷史的人看的電影。”

2009年上映的《十月圍城》同樣是基於歷史背景的虛構故事。導演陳德森借“孫中山5年不能到香港”這個歷史事實和一些相關傳聞虛構了一群無名英雄保護孫中山的故事。對歷史的重新解讀邊界在之後不斷收緊。2014年年底，《智取威虎山》上映，博納不得不將原本作為全片高潮的飛機追逐戲在彩蛋中放出，因為審查部門認為座山雕擁有飛機這一情節涉嫌“虛構歷史”。

2016年的《湄公河行動》是一個轉折點，在此之後，以現實主義為核心，博納在英雄人物的塑造上找到了新的方向。

一些基本的英雄塑造方法被保留。也就是於冬所說的，美學價值突破之外，博納在“主旋律”電影思想維度上的突破，指的是在家國情懷之外，賦予英雄人物生活細節。

林超賢拍《湄公河行動》時設計了方新武這樣一個角色，作為情報人員，他遊走於灰色地帶，為了獲取資訊可以動用直升機倒掛這樣的私刑，最後在與犯人的對峙中，沒能克服內心的仇恨，選擇了開槍。這是一個帶有強烈林超賢色彩的角色，在他過往的作品中，他擅於塑造這樣“軟弱的凡人”，遊走在邊緣地帶，處在自我矛盾之中。

我們開始允許一個非“高大全”的英雄形象在熒幕上出現，開始允許英雄有“軟弱”的一面，《紅海行動》中，機槍手石頭死前留下的是一句“好疼啊”，《烈火英雄》裡黃曉明扮演的特勤中隊隊長因為指揮失敗害死戰友患上PTSD。在正在拍攝的《緊急救援》中，彭于晏再次扮演了一個克服事故陰影，完成自我救贖的角色。

另一個得到延續的是博納對無名英雄的關注。《十月圍城》上映期間，陳德森接受採訪形容它是一部描寫無名英雄的電影，“成就革命的不一定是黃花崗72烈士，下邊還有很多無名無姓的英雄，這些人是很真實的。”

在現實主義題材中，這種關注表現為對不為人知的真實故事的挖掘和展現，以及對緝毒警察、海軍軍人、消防隊員等幕後英雄形象的塑造。

《中國機長》中花大量篇幅展現了飛機起飛前，機場內部的一系列運作，以及飛機出事後，地下各部門的迅速配合，劉偉強認為他所拍攝的不僅僅是英雄機組，而是“民航人”，“航班成功備降不是幾個人的功勞，而是整個民航系統各個部門共同協作的結果。”

與此同時，脫離對抗語境，這種價值表達是更具體的甚至某種意義上是更加個人性的。以《烈火英雄》、《中國機長》、《緊急救援》為代表的第二代博納式“中國大片”將話題和視角落在了個人職責上。於冬還曾經多次提及過中國企業家故事對他的啟發，並有意向將這些奮鬥故事作為備選的電影素材。

03 | 國與家

《中國機長》需要一位監製，劉偉強找來了合作已久的老搭檔李錦文，他現在不需要黃建新的幫忙了。2016年，劉偉強受於冬邀請拍攝三部曲之一的《建軍大業》，因為拿不準如何展現偉人故事，他請了黃建新做自己的監製，後者是《建國大業》和《建黨偉業》的聯合導演。

1999年，黃建新的電影《說出你的祕密》成為博納發行的第一部影片，也開啟了他和於冬長達二十年的緊密合作。2003年擔任中國電影導演協會會長後，黃建新的個人精力逐漸由導演轉向監製和製片，先後監製了《投名狀》、《智取威虎山》等多部作品，2010年後又拍攝了一系列歷史題材的主旋律電影。目前的國慶檔票房冠軍《我和我的祖國》的總監製也是黃建新。

黃建新對歷史和政治有先鋒視角，同時又對審查體系和表達尺度有著很好的把握，監製《湄公河行動》期間，他還曾經用自己的過審經歷開導林超賢。

黃建新也是《十月圍城》的製片人，這部被陳可辛稱為“民營主旋律”的電影也是博納最後一部“主動”打造的歷史題材電影。陳德森希望在電影中表現“一群不全部為革命而犧牲的英雄”。一個經典片段是，出發的前一晚，心儀的姑娘問阿四“你知道明天要保護的人是誰麼？”，他搖了搖頭。

李崇光在片中說“整個中國都捲進來了”，這種非主觀意願下，個人與國家命運之間的緊緊相連，是沉鬱的，是痛苦的，但就像陳可辛說的，“只要想到這些我們今天還去的地方曾經發生過這麼重的東西，就是震撼的。”

我們可能很難再在今天的”中國大片“中看到這樣的表達。從歷史事件到現實主義，一定程度上我們已經迴避了對部分問題的討論。《湄公河行動》之後，在“中國大片”的創作上，博納保持著和上層組織的緊密合作，並獲得了來自國家機關層面的有力支援。

《中國機長》由中國民航報社和四川航空文化傳媒廣告有限公司參與聯合出品。電影拍攝前，全體主演在四川航空培訓中心接受訓練，兩位四川航空顧問在拍攝期間全程跟組。中國民用航空局提供了大量支援，數百名專業人士參與了電影拍攝，民航局還特批電影部分場景在成都雙流機場、民航西南空管局等地進行實景拍攝。

《湄公河行動》拍攝時獲得了國家公安部的支援，不但呼叫了大量絕密檔案，還使用了真實的公安部副部長辦公室進行拍攝，《紅海行動》中則有大量海軍現役裝備的出現。在《緊急救援》的開機儀式上，作為聯合出品方的代表，人民交通出版社朱伽林社長出席了儀式。

這種支援意味著影視內容的表達一定是合適的、有分寸的。於冬認為“中國大片”應該“拍攝大格局，展現新時代中國形象”。這種新時代形象是《湄公河行動》裡“要為中國討回公道”，是《紅海行動》裡強有力的軍事力量下的大國主義和國際責任，是《緊急救援》中的國際人道主義。

但這並不是單方面的價值輸出，而是一次“共謀”，觀眾們用腳做出了自己的選擇。經歷了經濟高速發展，國際地位不斷提升的十年，中國年輕人正處在前所未有的“自信時代”中，他們對民族、國家、甚至是意識形態建立起新的認可，並希望在文化內容中得到印證。他們想看的可能不再是“經文明之痛苦”，而是“求文明之幸福”。

《中國機長》裡有一個鏡頭，飛機安全備降後，空管局門口，一個人問另一個人，你知道每天有多少人在天上飛嗎？“有50萬，多了不起啊。”他說，音樂適時地響了起來，這首《我愛祖國的藍天》是片中飾演機長的張涵予選的，由新中國著名的軍隊音樂家閆肅創作於196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