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看評分還以為是一部講金智英綁架殺害男人的犯罪電影呢，就那麼害怕女性發出聲音嗎？”

“就是被害妄想症的綜合體，80年代出生的你們享受到了那麼好的待遇，到底有什麼不滿意的。”

電影中的金智英，是一個普通的南韓家庭女性，她延續媽媽、外婆的生活，為家人和孩子放棄了自己想做的事。但這並沒有得到社會的尊重，她成了別人眼裡花丈夫的錢買咖啡喝的“好命”主婦。

《82年生的金智英》劇照 / 網路

這樣的形象在南韓引發了極大的爭議。女性認為這是南韓女性地位的真實寫照，而男性則如上述評論所說，認為女性誇張了自己的處境，患上了“被害妄想症”。在南韓最大入口網站NAVER上，《82年生的金智英》的評分鮮明地依照性別分化為兩極：女性打分高達9.49分，男性則只有2.92分。

與其說這是對電影本身的評價，不如說這是對女性議題的評價——《82年生的金智英》勾勒出了“女性權利”這一話題在南韓社會當下的處境：對女性權利的爭取日漸普遍，但與此同時男性的不平衡感也在不斷加劇。兩性在這一話題上，似乎永遠沒有共識。

“厭男症”和“厭女症”群體越來越多，男女間的問題也愈發像一場零和博弈——你的平等是否意味著我的不平等？

脫下束身衣

南韓女性運動廣泛爆發的導火索出現在2016年。當年5月，首爾最繁華的江南區地鐵站附近一戶商家的廁所裡，一名女性被無端殺害。被證實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罪犯在口供中承認，決定殺人是因為平時被女性看不起，所以懷恨在心。

儘管警方以“精神分裂症導致的無故殺人”為案件蓋棺定論，但南韓女性的看法顯然不同。

“因為是女人，所以被殺害”，江南站出口貼滿了哀悼被害人的便貼紙，大部分表達了對因身為女性而遭受暴力的抗議和悲傷：“我今天偶然活了下來”。

事發後，人們在江南站出口貼滿了便貼紙 / 網路

江南站殺人案件成為了南韓女性主義福斯化的起點。它促使南韓女性、尤其是年輕女性開始有意識地反省：基於性別的區別對待和規範是否真的公平？

2018年，女檢察官徐志賢在電視新聞中公開遭遇上司性騷擾的經歷，這位精英女性的告白拉開了震動南韓政界、藝術界和娛樂界的Me Too運動。

2010年出席一次葬禮時，徐志賢遭到時任法務部政策企劃團長安兌根撫摸腰部和臀部。事後徐志賢向直屬上司報告了該事件，但是沒有得到任何迴應。第二年，徐志賢在人事調動中還遭遇了不利。之後她飽受羞恥感和屈辱感的折磨，經歷了兩次流產。

徐志賢 / 網路

同年7月，6萬餘名身穿紅色T恤的女性聚集在首爾市中心的惠化站附近，這是南韓歷史上女性參與的集會中，規模最大的一次。這一集會先後舉行了多次，一直持續到今年7月。12月底，惠化站集會又將重新舉行，這次的主題是譴責女性殺害（femicide），女權主義者們將最近接連發生的藝人崔雪莉、具荷拉自殺事件定性為女性殺害，認為隱藏在網路暴力背後的對女性的社會性壓迫才是導致二人自殺的原因。

而於此同時，福斯的參與也使南韓女性訴求的範圍較以往更為廣泛，女權運動直指紮根於整個社會體系的性別不平等，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慣例。

社交媒體上發起的“脫下束身衣”運動從去年一直持續至今，“束身衣”這一比喻包含了長髮、化妝、裙裝等所有男性視線下的女性裝束元素。

“我認為很多南韓女性穿著外貌束身衣。”21歲的南韓視訊博主裴麗娜在Youtube上有14萬粉絲，有一天，裴麗娜在視訊中素顏出鏡，並給自己的視訊起了“我並不美”（I’m not pretty）的標題。這則視訊至今收穫了800萬的觀看量。

裴麗娜“我並不美”視訊截圖。發出這則視訊後，裴麗娜收到了死亡威脅 / 網頁截圖

不僅裴麗娜，更多的年輕女孩在Facebook和Instagram晒出了剪短髮、卸妝的照片。

收穫點贊數最多的女孩這樣寫道：“我決定與我的過去告別，我曾經為我的漂亮感到高興，錯覺我在與男人的關係中佔據了優勢。但是現在才醒悟，我曾不得不生活在與我的性感身材、漂亮臉蛋相符的形象之中。權力並不屬於漂亮的我，而是屬於說我很漂亮的人。”

患上“厭女症”的男性

對於南韓女性的強烈訴求，南韓男性的態度並不那麼友好。“女權主義是癌！”，“榆木腦袋女權！”針對女權主義者的仇恨發言在男性論壇上很容易就能看見。

特別在年輕的南韓男性中，“厭女症“比想象中更加普遍。根據南韓女性政策研究院最近釋出的一項調查，51.3%的20-29歲南韓男性“積極反對女權主義”，僅有4.1%表示積極支援。

表面上看，“厭女症”似乎是年輕男性對極端女權主義的條件反射。有不少人認為，南韓的女權運動已經從單純地爭取性別平等演化成了對男性的逆向歧視和仇恨。

最初在南韓引發爭議的女權主義網站“Megalian“中的使用者，就主張將男性貶低女性的稱呼”回敬“給男性。後來由Megalian成員建立的另外一個網站”WOMAD“則更加過火，她們排斥所有男性，包括嬰幼兒、殘疾人、同性戀等群體，推崇生理性別上的女性優越主義和男性厭惡。

而從更深層意義上說，網上的仇恨情緒、極端的言論主張恐怕並不能完全解釋“厭女症”的出現。

上世紀90年代亞洲金融風暴後，南韓曾經最主流的男性“一人養家”模式逐步瓦解，男性的“家長地位”也隨之弱化。與此同時，參與經濟生活的女性增多，早期的女權運動又使她們在社會生活中的權利得到了法律保障，地位大幅提高。

2019年南韓首爾，男性群體抗議法庭在性侵案中對男性不利的裁決 / 網路

這段時期成長起來的男效能夠對母親一輩女性的犧牲和痛苦產生共鳴，但對同輩女性的訴求則缺乏理解基礎。在他們看來，這個時代的女性享有和男性同樣的權利和機會，早已不是受壓迫的弱勢群體。

而與此同時，南韓的社會資源也逐步向女性傾斜，年輕男性的不平衡感前所未有地爆發了。

至今爭論不休的軍隊服役人員加分制度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這一制度的核心是在公務員考試中向完成服役的人員予以一定比例的加分。最初將這一制度告上法庭的是一名因殘疾未能服役的男性，但是在整個訴訟中女性團體予以了大力的支援。

事實證明，1999年制度被判違憲並廢除後，最大受益者也是女性。在南韓九級公務員和一般行政職位等部分考試中，女性的合格率扶搖直上，超過了70%。這激起了逆向歧視男性的爭議。時至今日，這一問題仍然在國會、民間持續發酵，兩性的看法也愈發針鋒相對，男性主張女性也應盡國防義務，女性則提出應該有“母親加分制”。

2018年國際婦女節當日，南韓首爾的一場聲援“Me Too”的遊行 / 網路

類似的情況在今後南韓中央政府和地方自治團體出臺女性相關政策時都會反覆上演，從幾年前的地鐵女性專用車廂、女性專用停車場和女性回家護送服務等保障女性安全的措施，到近期的企業女性高管配額制等提高女性話語權的制度，無一例外都在全社會範圍內引發了到底是兩性平等還是對男性的逆向歧視的激烈討論。

男性在這一問題上的看法顯然是偏向後者的，根據南韓總統直屬政策企劃委員會面向20-39歲男性進行的一項最新調查，除了35-39歲男性，在其餘所有年齡段中，均有四成以上受訪者認為社會對男性不平等。

“母親那一輩的女性是弱者，她們需要平等，這我同意；但是現在在所有方面都已經是在優待女性。這個時代只要有能力，無論男女都能成功，不能因為是女性而獲得快速通道”，一名年輕男性接受調查時說。

走出一小步

因女權激化的兩性矛盾已經成為當前南韓社會最主要的矛盾。統計顯示，從2017年下半年到去年底，與兩性矛盾有關的話題佔據了南韓社會矛盾型別話題的70%。

在這種似乎找不到出口的氛圍裡，女權主義本身也成為了人們誤會甚至攻擊的物件。

最近延世大學將人權和性別課程指定為2020年本科必修課，該課程包括了人權、性別、社會正義、難民等主題，未想到卻招來了抗議。一個市民團體在學校門口舉行集會，要求廢除該課程，稱不恰當的人權和性別教育將促成對特定、少數群體的保障，使普通國民遭到逆向歧視。

市民團體的這一主張，揭開了南韓社會圍繞女權主義爭議背後的邏輯基礎：大多數與少數、普通與特定的不相容。

2018年7月，南韓首爾一場抗議墮胎禁令的遊行 / 網路

這與父權制下男性主流對女性等少數群體的邊緣化一脈相通：將主流價值無限放大，認為認可少數將對主流造成損害。而這一邏輯的缺陷在於，大多數、主流並不是一個恆定不變的概念，根據狀況不同，任何個人都有可能成為少數、特定，因此給予少數平等，實際上是對主流的一種補充。

從這個視角出發來看，女權主義爭議中的各方都存在一定的誤區。極端女權主義者對所有男性的排斥，實際上是將女權視為與父權對稱的權力，仍然囿於父權制的框架；男性對於女權的厭惡顯然是因為並未看到在社會體系中根深蒂固的父權影響；政府的女性政策也未能走出將女性視為需要保護的弱者的家長式視角。

而南韓社會真正需要的，是打破父權制的一元化框架，使所有群體都能站到一個平等的地位上。

這一過程無疑將經過漫長艱難的博弈，對身處其中的各方，最理想的方式或許可以在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裡找到答案：金智英的身邊人都知道自己不是她，無法給予她完全的幫助，所以能做的只是從自己的立場走出一小步，儘可能地去理解她。正是這一小步，可以幫助金智英們大步往前。（文/葛靜怡 責編/朱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