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創作風格多樣，不想一成不變

汪海林:我們接著昨天的嘮，說說您以前的創作吧，我覺得您那個風格還是挺多樣的，也拍電視劇。

王瑞:是的，可能跟我畢業之後就留校當老師挺有關係的。我其實比較拒絕拍都一樣的片子，比方說有一個片子拍完了，然後基本上這一型別的片子還會來找你，你還會來拍。我也有過這個階段，從現在回溯以往可能會發現，我創作上本能的好像就選擇比較新鮮的事物。其實現在想想原因可能心裡是憋著一個事兒，當老師儘量想觸碰點更新的東西，型別更全面一些，你可能回學校能有東西可講。

汪海林:那您接觸電視劇跟電影，您定位拍的時候有什麼不同？

王瑞:其實在我心裡看是都一樣的，我其實1997年的時候開始拍第一個電視劇，當時的電視劇跟電影的差別更多的是這種裝置上差別，媒介上的差別，那個是用膠片，這個是用磁帶，磁帶的這種表現力、還原力要差一點。但是，我拍電影的時候，怎麼後來就拍電視劇去了，我拍了大概有10年，是因為我這個戲之前有一部戲叫《沖天飛豹》，是一個獻禮片，我們大概幹了有小一年，就是有特技，有什麼的，光去基地下生活，就下了有四五次，找飛行員什麼的。結果拍完了，我後來在一個組裡碰到一個演員，正好是《沖天飛豹》裡邊的演員，他是跟我說一個笑話，他說導演咱這戲我去了4次才看上，我說怎麼呢？說前三次電影院因為人少，人就退票了，他說我第4次才想起來問影院工作人員最少得多少人，得知大概10個人我們才放。最後組裡的演員他第4次帶10個人去才看上。他是逗著玩說的這句話，我聽著就特別的感慨。因為，我其實是想的說我拍的東西是想讓人看見，我特不想拍成一個戲，大家都聽說過，但其實誰也沒看過這個戲，我就覺得特沒勁。所以，我當時因為這個才去拍電視劇。

汪海林:那後來去拍了電視劇，這個轉折點很有意思。

王瑞:因為電影大概你都能記得住，電視劇再好的腦子你很難記住，特別是越來越長了，敘事上好像就結構上不太一樣，但我拍的時候其實在我心裡是都一樣的。

汪海林:照著一個標準在拍。

王瑞:對。當時大概1999年之後，我覺得拍電影的也少了，也全沒人看，那時候最低谷。我拍電視劇還有一個是滿足我自己，因為我一畢業一留校，其實就已經開始拍戲了，我挺喜歡那種生活的，每隔一段時間拎著一個箱子，然後跑到一個劇組，一批人在一起，然後每天拍戲，每天拍戲。所以，我心裡其實從來都不問我拍的是什麼，是電視劇還是電影，跟我沒有什麼太大關係。我只是愛這種日子。

汪海林:喜歡這種生活工作的方式、這種狀態。

王瑞:對，喜歡這種狀態。

汪海林:有的時候偶爾打破一下教書的特別規律的生活，進入到另一個集體生活裡邊去，有的時候是這樣子。我們說一下，這個片子的攝影李偉我們也認識很多年了，我看得出你倆很有默契，這種默契感從何而來？

王瑞:李偉我們倆大概2000年左右拍過一個戲，很小的一個電影，是頻道的電影。那是我們倆第一次合作，第一次合作我就發現合作起來很默契，有的事兒用不著說得很多，你大概說他就明白，他一做你就覺得很對，就是這種。所以這個戲就是這麼一個挺要勁兒的戲，有很多事兒是說不清楚的，完全是感受的這個東西，所以我就想起他來了，事實上證明他完成得真挺好的。我們倆其實這是第二次合作，兩次合作回憶起來都是特別愉快。

汪海林:而且我看他構圖，包括他的影像風格很美，又不是明信片的，廣告畫似的那種，它都是有質感的。

王瑞:我看我覺得跟他當老師是挺有關係。如果說，他當年畢業之後就直接進入到行業裡邊兒，可能也是會對攝影的這種技術、藝術有進一步的研究，成熟起來。但當老師的時候，他有一半時間是純研究的，而且這種研究不單是他自己的，可能眼界就更開、更闊。我覺得李偉之前拍的東西也不這樣，其實他也是根據你要拍的這個東西來想他的影像上是應該怎麼做。我覺得特專業的那種感覺。

二、觀眾看到的，就是我想表達的

汪海林:我們回到劇情上說，可能很多觀眾會問那個問題，女主角後來去哪了？

王瑞:我想著，因為之前他們曾經埋伏過，在夫妻兩個對話的時候，曾經提到過在滿洲里有她的一個姐姐。最後片尾的時候，這個男人走進的城市，其實就是滿洲里，她是到城裡去找了。她回家之後那個胖子，伊力奇跟她靠著車上倆人吵架，那有一場戲裡邊她也跟他說過，說她一個人在草原上帶著小孩，弄著羊根本都沒辦法，所以她現在是進城了，去到她姐姐家了。

汪海林:那就是說，我們的理解就是她最後向遠處城市走去，實際上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尋找他。

王瑞:對。這個其實就是有一天我們坐車正好去滿洲里，就走過那個彎的時候，突然遠遠地看到這個城市，這時候就有了這個片尾了。我拍這個片尾那天，心裡挺那個勁兒的，挺感慨的。我其實在拍什麼，我覺得就是一種妥協，我覺得人這輩子不得不妥協，你再剛強你可能都得妥協。其實最後這個片尾，兩個人都妥協了，女人那麼排斥進城，她要養小孩兒，她要進城。男人這麼想出去溜達，現在揹著玩具往回跑。我特意讓這個男孩往城裡走的時候，我讓他笑。我覺得特悲涼的，就是你很憤怒的妥協，不這麼處理，我覺得還不慘，慘就慘在你自以為還挺高興的，但其實你妥協了。我其實拍的是這個。

汪海林:我那天聽包世宏說，說國內有很多觀眾提的問題，都會讓男的說渣男什麼東西，是他們關注點在這兒，我看片子的時候我完全沒想到這點。

王瑞:這個很奇怪，我們當時不是路演嘛，路演走了十幾個城市，每個城市大概得放個四五場的樣子，基本聽下來把觀眾分成三類，一類人認為風光片，風光挺好的。還有一類人是認為是一個民族電影，說的是當下蒙古民族的一些生活。還有一類人會說這個電影看起來很民族，但是其實跟民族沒關係，是每個人當下所碰到的一些困境。基本上觀眾分成這三大類。

汪海林:然後，對裡邊人還進行了價值判斷。

王瑞:對。我聽的時候我覺得也挺對的，因為我其實拍這戲的時候就這麼想的。我當時拍的時候，沒想到會這麼大的事兒，因為當時我們從電影學院上學到拍戲，在電影學院裡，這種電影在當年是挺平常的一個電影，這根本都不叫鬧什麼想法。這些年以後，在接觸到電影院的時候，我發現我們可能長期以來，看一類片子看多了，很多觀眾特別希望你直截了當的給他一個答案，你想說的事兒，特別明擺著把它擱在這兒，我覺得也許這樣對於觀賞者來說更舒服一點，根本用不著想問題。但是，我拍這個戲的時候，我想我本身拍這個戲只是對生活的一個回憶，一個體驗或者是一個思索，我其實跟觀眾的水平是一樣的，我並不比人家高多少，我沒法兒去指點大家，你這個生活應該是怎麼樣，我覺得我也沒資格這麼做。我只是把這些困境擱在這兒了，而這個困境還得是說你有了生活經歷，或者你有了個人對生活的看法都不同的時候，你可能體會到的這些東西也會挺不同的，我覺得是挺好的一件事兒。所以，我在跟觀眾見面的時候，我不太愛說這個戲我想說什麼，我就是說你看見什麼了，你說看見風光片了，你覺得也挺爽的，你看的這麼美，心裡挺美。我覺得也挺好，這個人他心裡沒事兒，他不覺得那個是個事兒，他覺得草原很美，我覺得也挺對的。

汪海林:觀眾有的時候，他從現實邏輯去評判這個人的行為，是吧？

王瑞:是的，維度很多，會有更多種可能。

汪海林:觀眾可能就想如果我老公是這樣，那可不行，那我一天都不能跟他過，說拜拜就拜拜了，說這人來無影去無蹤的。

王瑞:那人家直接就跑了。

汪海林:直接走了。

王瑞:我是這麼想，我也不覺得這人做得對，我覺得在現實生活當中他這麼做，他就得到了這種後果，其實也是對的。戲裡邊他的那些人，他的朋友對他並沒有就是因為他跑，大家還獎賞他。

汪海林:沒有人支援他，他其實挺孤獨的。

王瑞:你說得對，你想他這麼長時間往回跑了，然後被別人罵了一頓，妻子對他是什麼樣的，你其實也很難知道，是原諒他了，還是說痛罵一頓，還是從此以後有短了？等小孩長大了，媽什麼時候想起這段都會說一遍，這都有可能。

三、希望更多的投資人能夠關注文藝電影

汪海林:所以，我覺得從主題上來講，裡面整個關注的角度來講還是很高階的。就是生命是怎麼回事兒，人應該怎樣度過自己的一生，從保爾就開始思索的問題。這是探討一個很高階的命題，而且創作者自己也沒有一個答案。中國電影確實缺這種，這種片子少了。您說得對，好像以前這種片子挺多的，現在突然間變得特別稀缺的一個。

王瑞:我覺得其實有一方面，可能確實很難能有人拍，我這個戲就是運氣好吧，十幾年了，突然能有人投資。但是拍上之後，我其實心裡壓力很大。包括去東京，去金雞獎，我其實心裡更多的是什麼呢？更多的是說我把人家錢給花了，這個片子如果在東京得一個獎，是不是會更好賣一些？假如說拿了個金雞獎，是不是讓投資人心裡覺得好受一點？其實，我這個戲的投資人從來沒有過說我要賺錢，根本沒跟我提過，我心裡都有壓力。如果說要是給你投資之前有各種說法的話，所以我覺得這種戲少，可能跟這事兒是有關係，很難成。

汪海林:確實也是，但其實包括國際發行，包括這些，其實應該是能回收吧？

王瑞:現在好像日本那簽了，可能也賣給網上了。我其實心裡很重的一件事兒是我一直特別盼望著，當然說哪個國家都一樣，藝術片不可能成為一個主流，如果說這種片子是電影的大多數，其實也不對。一個健康的電影工業，我覺得可能還是這種娛樂類的電影多一些，這種電影稍微少一些，但是它得有。我很怕說，因為我做了這部電影，這個電影賠得叮噹的，更沒有人投了。其實，我心裡給自己一個期望是說，這電影如果結果還不錯的話，是不是能夠鼓勵一些投資人還可以繼續來做這件事兒？能投藝術片，敢投藝術片的投資人，其實並不一定要賺錢，但至少別賠錢，你總賠錢，他就沒法做了，可能我更大的心理上比較重的壓力是這個。

汪海林:好在結果也還是挺好的，很完美，所以再次祝賀王瑞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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