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國慶檔三部影片《攀登者》《中國機長》《我和我的祖國》中有兩部影片出自香港導演之手。

實際上，《我和我的祖國》屬於拼盤式電影，如果從一部電影時長的角度來苛求的話，今年的國慶檔裡最出風頭的還數香港導演。

香港導演憑著他們的被黃建新稱著“技法新穎”的導演特點，賦予了影片以強烈的視覺衝擊力，弱化了劇本編寫上的弱項與弱點，使今年的國慶檔影片都能夠在“好看”這一點上獲得市場的正向反饋。

從這個意義上講，《攀登者》與《中國機長》都有著相似的拍片肌理。兩部影片都有事實原型，而且電影拍攝時，劇本都是匆促趕製出來的，阿來在編劇《攀登者》的時候，時間限制得很緊，因為這個電影就是為了獻禮今年的國慶節的；而《中國機長》反映的事件本身，是剛剛發生在2018年的一件真實空中驚險，因此兩部電影的一劇之本都是急就章，並沒有得到很好的磨合與提煉，可以說，劇本並沒有提供成熟的情節創意與人物刻畫。

而這些原劇本的不足，恰恰在香港導演的操作之下，得到了有效彌補。《攀登者》中的愛情線索，受到很多觀眾的詬病，但是，這些愛情情節恰恰是來自於劇本作者、茅盾文學獎獲得者阿來的原創設計，並不能怪香港導演李仁港，而現在看來，恰恰是李仁港給予了這部電影以更多的訴諸於視效的動作戲，反而有效遮蔽了愛情線索的陳詞濫調，讓電影在視覺衝擊力上具有無可挑剔的震撼力。

《中國機長》在劇本上同樣存在著薄弱的先天不足，一劇之本編寫的非常的簡單，甚至可以說，它與《攀登者》走的是一條相反的路線，如果說《攀登者》因為事件發生的時間與今天相隔較遠，編劇的自由度相對而較為寬大的話，那麼《中國機長》的人物刻畫則因為事件發生的日期與今天過於臨近，而使得編劇在運作這部電影時唯唯諾諾，束手束腳，根本沒有放開來對人物性格展開更為戲劇性的刻畫。

比如，《中國機長》中機長劉長健的刻畫是按照中規中矩的套路來落實到位的。他有一個女兒，賢惠的妻子，而與家裡人的關係，在電影的鏡頭裡，也是採用了一種相敬如賓的常規設計，電影編導甚至沒有勇氣去發掘劉長健家庭裡的具有戲劇性的成份，直接用一種最大路化、簡單化的家庭模式把這種家庭關係給囫圇過去了。

之所以說它是大路化，我們不妨比較一下前一陣子放映的《烈火英雄》中的救火英雄黃曉明扮演的那個角色，他的家庭設計，也是相敬如賓的妻子與聰明可愛的兒子，幾乎與《中國機長》中男主角的家庭關係如出一轍。

這都說明，過於貼近現實的真實事件，限制了編導們信馬由韁的想象力與編織情節衝突的自由度。

相比於《攀登者》裡炮製出的一個莫須有的愛情線索，《中國機長》裡則呈現出相反態勢地大幅度縮減了電影裡的情感線索。

在《中國機長》裡，同樣對乘務長畢男的家庭刻畫諱莫如深，付之闕如。在影片的開始部分，機組人員陸續到達機場的時候，畢男坐在車內，一臉陰鬱，當她看到其他的空乘人員在男友的伴隨下到辦公區的時候，她臉上的憂鬱才稍有化解，嘴角邊露出明朗的微笑，可見這一角色也受到了家庭某一種電影裡沒有言明的陰霾困擾，而她的同事，卻以為她能夠兼顧到工作與家庭，電影裡在有限的時間段裡，特意讓她與李沁扮演的雅文在前往飛機的通勤道上閒聊著婚姻狀況，通過李沁之口，讚揚她“事業和家庭”兩者兼顧，而畢男不置可否，王顧左右而言它，迅速岔到要李沁注意保護好自已的腰，進一步坐實了乘務長家庭上肯定出了問題。尤其可疑的是，在飛機危機出現之際，她用手碾動著手指上的婚戒，顯示出她內心的一種猶豫。但電影也到此為止，將她謎一樣的家庭背景虛化了。

而乘務人員中另兩個稍有情感提及的一個是李沁扮演角色的走入婚姻，另一個是張天愛扮演角色與副駕駛的愛情初萌，其他人物都根本沒有涉及各自的情感，所以，《中國機長》在劇本的編寫上，比《攀登者》還要侷促與空洞，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機長》的香港導演劉偉強，通過快捷凌厲、全方位展現、多角度呈現、頻繁切換的鏡頭，來製造一種視覺上的緊張與衝擊力，令電影充分發揮視覺效應，來彌補劇本對人物刻畫的不足，正如《攀登者》一樣，劇本里的情感不值得推敲，但香港導演李仁港大幅度地將登山運動變為武術運動，在每一個能夠呈現出驚險奇觀的片段都通過危機重重的設定來構置電影裡的視效震撼，兩部走著同樣策略的電影，《攀登者》《中國機長》都達到了基本的“好看”的目的和要求。

《中國機長》有很多淚目之處，就是在不經意的快速鏡頭切換過程中，能夠用一個非常短促的瞬間，擊打著觀眾的情感的軟肋。

小編為此歸納為三個淚目的瞬間，而這三個瞬間，恰恰折射出一個人在社會中所處的三種關係問題。

由袁泉扮演的乘務長畢男在飛機遇到危險、乘客驚慌失措之際，穩定了自己的情緒，安撫乘客，她將心比心，現身說法，說道：“我們也是兒子，女兒，爸爸，媽媽，我們的家人也在等著我們，我們會一起回去。”

這一段鏡頭，袁泉呈現出電影裡的最美麗的光芒，相比之下，在電影的前半部分鏡頭裡，她偏瘦的臉型，讓她的臉上透露出更多的憔悴之感，也變相地反映了她可能遭遇到家庭的煩惱，而在這一刻，她的這種帶有強烈代入感的溫婉之語，卻超越了她內心裡的憂心忡忡的不安，使得她展示出一種聖母般的神聖氣韻，使人難以置信這就是前面也由她扮演的角色。

而她訴說的這一段內容，正是從親情這一維度，找到了與乘客的心理溝通點與交結點，搭起了心靈溝通的穿越通道，一下子平復了乘客中瀰漫著的恐慌情緒。

《中國機長》裡對同事之間的刻畫也較為簡略，幾乎沒有什麼時間與空間來交待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只是吉光片羽地閃過一星半點的人物之間的朦朧關係。

而這種人物刻畫的交待主要集中在副駕駛與第二機長之間，電影對這兩個人物的塑造也沒有拉開差距，比如副駕駛抓住機會，欲與空姐拉關係，套近乎，而第二機長在已有老婆的情況下，還與坐在機艙裡的女乘客搭訕，性格上幾乎都是一種撩妹型別，這是塑造人物的大忌，反映出編導在人物定型上分類不夠細化的一種缺陷。

儘管如此，影片裡對空乘人員的相互關係沒有特別細膩的展現，但在結尾處，當乘務員把受傷的一位同事送到救護車上，然後說了一句：“好了之後去吃火鍋”，卻讓人熱淚盈眶。

這一簡單的囑咐卻包括著很多潛臺詞，本身吃一次火鍋，並不是一種特別的奢侈，對於工薪階層來說，卻是一次特別的恩遇與禮遇，而吃火鍋的約定時間，是對方恢復了健康，這話中包含著不動聲色的祈願內涵，這麼一句輕描淡寫的約定中，卻有著一種誘惑對方照顧好自己身體、享用一次同事之間樂而忘返的大餐的意蘊在內。

一個人在單位中，是靠著同事間的友情而獲得工作的快感的，電影在這一點上，很準確地把握了空乘人員的內在的凝聚力與向心力。

飛機平安落地之後，乘客紛紛向機長伸出了大拇指，要見識一下英雄機長的本尊，但機長之前就通過話筒向乘客表達了飛機誤點的歉意，這一次，聽到乘客要見他的呼聲，他的臉上沒有絲毫的興奮之情，而是對身邊的同事說：“去跟乘客道個歉。”

於是，我們在電影裡看到了一幕讓人潸然淚下的場景，機長及第二機長和乘務長深深地、誠摯地向乘客們鞠了一個躬，傳達出他們機組人員的歉意。

從他們的角度來講，乘客是上帝，他們沒有把乘客送到預定的目的地，是他們的失職，這是他們從自己的職業角度感受到的歉意的原因所在。

而從另一個角度來講，機組人員又用他們的冷靜、勇毅與無畏，克服了一場不期而至的災難，拯救了乘客的生命，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們又是乘客的恩人。這正是乘客之所以要表達對他們的謝意的原因。

而這種不同站位產生的不同情感，正是一個社會人必然地從自我出發而體驗到的不同的感觸，電影把這種悖論式的感觸，立體地呈現出來，細膩地展現了“中國機長”不但有著職業上的勇敢，更有著職業道德上的清醒認知，讓我們不僅看到了他們的勇敢的行為，更看到了他們的溫婉的靈魂，所以最後電影裡的這一幕動人之處，大有深意，深化了人物形象，也將一個人放置在社會的層面上去折射出社會人所應體現出的“人之情”、“人之性”。

總的來說，《中國機長》雖然略去了戲劇衝突，但香港導演的技法制造了視覺神奇，更通過點到為止的人物動作與心靈的展現，揭示出頗為精準的一個人必然遭遇到的所處的家庭、同事、社會關係中的定位問題，而恰恰是這三個定位，構成了電影的動人之處，因為這三個重要的環節裡，是體現出一個人物高尚與情操的重要部位，電影在這三個部位上未失水準，保證了《中國機長》的內涵也沒有失掉應有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