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張藝謀唯一的都市電影。
沒有《紅高粱》《大紅燈籠高高掛》那般的宏大敘事的民族史詩，有的是姜文和王朔那“陽光燦爛日子”裡的放蕩不羈。
英文名乾脆也直接取名《Keep Cool》：搖晃的鏡頭，短髮的瞿穎，結巴的姜文，收破爛的張藝謀，城市的荒誕在這裡上演。
女孩的心，說變也就變了。
01：中國代言人張藝謀
張藝謀的《有話好好說》1997年上映。
那一年，姜文早已拍了《陽光燦爛的日子》大放光彩，成為了中國最備受矚目的青年導演，
那一年，張藝謀早拍了《紅高粱》《大紅燈籠》高高掛，他是中國電影的重要代言人。
百萬美金的片酬，放在當時的製作成本來看，這是鉅額的利潤，要知道當年北京的房子還沒人民幣一萬一個平方...
那個時候沒有說拍文藝片賺不了錢，
在國外龐大的電影市場下，中國的文藝片是賣座最賺錢的，
但也正是在那個時候，張藝謀被人批評，人們說張藝謀，把中國拍的愚昧和落後，給了西方人獵奇中國的視窗，這段對張藝謀的偏頗評價，至今仍然存在。
張藝謀電影裡邊真的是愚昧與落後嗎？
如果我們去看張藝謀的電影主題，的確，愚昧與落後是他整體性表達的一部分，但是你如果把張藝謀的電影主題放到社會的大思潮卻發現另一面。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批判風潮，傷痕風潮，上世紀九十年代改革之風的保守與開放之爭。
張藝謀的那些《大紅燈籠高高掛》《紅高粱》都是在藉以中國落後的封建社會文化以及被壓抑著的性的故事，期待著改革，期待著人啟蒙時代的帶來...
這是張藝謀作為電影知識分子的自覺的責任，但是張藝謀其自身的接受的“西方電影學理論”以及“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下，他的電影勢必是形式大於內容。
在後來的眾多的後現代主義的解讀和所謂影評人的深度解讀下，張藝謀電影的每一個鏡頭都變成了象徵和符號的代表。
斷章取義也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人們在解讀張藝謀電影，往往只看到了張藝謀電影的影響本體的內容，卻忽視了他的電影與我們身處的時代的關係與聯絡。
1997年的《有話好好說》是張藝謀電影嚴肅思潮時期最荒誕的一部都市電影。
即便這電影掛著張藝謀的名字進入了威尼斯電影節的主競賽單元，但是罕見的是這部電影在國際電影節上顆粒無收，金主北影市場也沒有該買這部電影發行權。
在國內《有話好好說》也沒有高票房，影評人也不認可他，批評張藝謀“四不像”，姜文也在這次合作後，徹底走上了他的導演生涯。
而放下民族包袱，放下史詩身份，放下形式色彩的張藝謀，
第一次把鏡頭對準了首都北京，在北京這座城市裡面，張藝謀以極其啟蒙和審視的目光，預言了今天的中國都市，他以黑色幽默的方式窺視著人的精神的缺失與閹割...
02 回到故事
趙小帥（姜文飾演）與安紅（瞿穎飾演）分手了。
分手之後，趙小帥對安紅死纏爛打，尋求著複合的機會。
安紅往前邊跑，趙小帥就在後面追。
轉角，安紅消失在了都市的摩天大樓。
趙小帥就僱人在樓下喊著安紅的名字，浪漫嗎？這要是喊兩聲就出來了挺浪漫的，這人要是不出來，擱這一直喊就是擾民了。
小區的其他住戶罵他，樓上的小學生們朝趙小帥潑水，可是這趙小帥就賴在這不走了。
安紅在樓下默默注視著趙小帥。
過了幾天，她把趙小帥叫了上來，揚言著：要和趙小帥比劃比劃，做個極端的了斷。
這可一下子把趙小帥給懵逼了，然而更懵逼的是這兩人還沒開始。
樓下又有人拿著喇叭叫喊著：安紅，我給你念首詩，有什麼事千萬不要想不開啊。
這可把趙小帥給氣壞了。樓下的叫喊的人，正是他昨日僱來的人的僱來人。
他穿好衣服褲子去底下和那人說理，可是樓下那人卻說，錢不是你給的，我不聽你的。
這人還是挺實誠的，只是這個時候需要的不是實誠，畫面的另一頭，安紅也早已穿好了衣服走在都市的街頭，不知去往何處。
那天之後，趙小帥還是在小區的門外等著安紅，但趙小帥沒能等安紅，他等來的是安紅的新男朋友劉德龍。
劉德龍開著大奔，是開娛樂公司的。安紅讓新男友劉德龍去和趙小帥“好好談心”，結果卻演變成了一場街頭鬥毆，趙小帥不敵眾被打傷送去了醫院。
安紅對這個出乎意料的結果有些心懷愧疚，再加上劉德龍的不專一和抵抗，安紅離開了劉德龍，在接下來的交往中發現了趙小帥的優秀一面，她再次被他所吸引。
時間剛好，機會剛好，情調也剛好。結果趙小帥又被張秋生給纏上了，跟上次那個樓下拿大喇叭唸詩的人一樣，張秋生在趙小帥的好事再度被強行中止。
安紅憤怒地離開，張秋生則在趙小帥的房間裡，給他念著合同的事情...
張秋生的闖入還是源自那場意外的街頭鬥毆。
趙小帥在混亂之中，直接搶過了張秋生的揹包，把當作武器，包裡裝著檯筆記本電腦，電腦哪裡能承受得起摔...
先是被張小帥砸到來電線杆上，隨後又被劉德龍的人剁了幾腳。張秋生就為索賠這事奔波於趙小帥和劉德龍之間。
趙小帥沒把索賠這事放在心上，在街頭鬥毆中他失去來尊嚴，在流血後又失去來愛情。
他的男性尊嚴和底線被徹底戳破來，他的臉變成了一張破紙，就連擦屁股也顯得骯髒。
趙小帥決心找回自己的尊嚴，他一定要剁了劉德龍的一隻手，不多也不少。
那天，趙小帥先是把張秋生喊到了飯館，他籌劃著：等下劉德龍來了讓張秋生幫忙抓著劉德龍的手，趙小帥好剁了他的手...
張秋生是知識分子，相信自己可以用理性解決紛爭。飯桌上，窮盡各種道理和趙小帥說理，結果都被趙小帥給噎回去...
道理講不同，乾脆張秋生就給趙小帥做“軍師”：同樣結果，選板磚10天，拿菜刀5年
趙小帥聽得頭頭是道，他最後採納了張秋生的建議：先拿板磚拍再拿菜刀，反正都坐了5年了，不在乎多這個10天...
說罷，趙小帥把電腦還給了張秋生，張秋生沒能感覺到輕鬆，知識分子的社會道德感讓他感受到了自己受到了侮辱。
他小心翼翼地捍衛著遊戲的規則，可是到最後卻不過是一場空，他開始喪失理智，瘋狂地阻止趙小帥的復仇計劃...
喪失理智的張秋生，被社會的規則所侮辱，他的男性身份也被周圍的人所質疑欺辱，於是他爆發了，瘦弱年邁的知識分子，舉起了菜刀，一副大義凌然的無畏的模樣...
口吃的人沒瘋，滿腹經文的知識分子，在這個龐大的社會環境下，失語瘋掉了。
03黑色幽默的困境
電影荒誕嗎？還真的挺荒誕。這種荒誕感幾乎籠罩著整個人物。
趙小帥是個粗曠野蠻的人，語言之間都是對女性身體的渴望，他賣書，自己卻從來不看書，他與知識是絕緣的。
可是他在面對知識分子張秋生時卻是顯得各種自信和主動，正如在飯館的那段戲，張秋生的智商幾乎被沒有文化的趙小帥碾壓，局勢的主動權也總是被趙小帥所掌控。
然而，在張秋生面前自信的趙小帥，卻在安紅的交往中的那些糾纏不清，死纏爛打中又顯得被動，單純，可笑...
像《有話好好說》裡安紅這樣的女性角色，在張藝謀以往的電影裡邊是看不到的。在以往的張藝謀電影裡邊，女性的身份往往是鞏俐在《大紅燈籠高高掛》裡邊的“頌蓮”，是《紅高粱》的“九兒”...
像《有話好好說》裡張秋生這樣的知識分子形象也是看不到的，以往張藝謀電影裡邊的知識分子都是類似於救世主的身份存在，又或者是具有啟蒙性質身份的，但是這裡的知識分子張秋生卻失去話語權...
這種強烈的反差對比帶來的荒誕感與黑色幽默，正是張藝謀希望觀眾所能看到的。正在成長起來的90後代表趙小帥，逐漸向以80年代啟蒙文化代表的舊知識精英代表張秋生髮起代表。
當然張藝謀對趙小帥和張秋生的人物設定，在人物邏輯的設定上其實是有些缺失的，畢竟，趙小帥的說話不會有那麼戲虐，張秋生也不可能真的舉起刀，再加上電影跳躍的剪輯，搖晃的鏡頭，張藝謀放棄了說理的可能性。
他把故事中的每個人物進行浪漫主義和理想主義的處理，在這種處理之下，張藝謀塑造了《有話好好說》的現實荒誕感，
在這種荒誕感之下，每個人都要發出自己的聲音，並且始終不渝地堅定自己的態度，這種撞擊是天然的衝突。
這是張藝謀探索的“市民社會”的思想結果，他顯然意識到了精英特殊性的理性和啟蒙作用正在消失，市民生活間的平級的對話和溝通，正在逐漸成為社會的主流。
於是，趙小帥重生了，張秋生瘋了，荒誕式的反轉早已是冥冥之中的註定。
張藝謀對“市民社會”的審視也不曾離開。
正如電影的結局裡邊，張秋生終於脫離了死板的啟蒙立場，用瘋狂和暴力來來維護自己的尊嚴的同時，他也感動了趙小帥，知識分子的“啟蒙”也再度獲得了認可。
這也說明，張藝謀始終認為，我們的社會是需要有‘知識分子’和‘啟蒙主義’的燈塔的，遠航的路上雖不需要處處的燈塔，但當暴風雨來臨，迷航的船長，看到了遠方的燈塔，它照亮了回家的路。
張藝謀在這部電影裡邊也終於不再玩弄著象徵和色彩的符號，
主題也不是再是民族史詩的批評和沉重，他極為戲虐地給觀眾們講了一個黑色幽默的故事。
只是遺憾的是，張藝謀的也僅只有一部這樣的《有話好好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