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黛爾·埃涅爾曾得過兩次法國電影“凱撒獎”，13歲時曾與魯吉亞合作拍攝她的處女作《小鬼》（Les Diables）（2002年上映）。她在Mediapart新聞網站11月3日刊登的一篇調查報道中揭露，在這部影片籌備和拍攝期間，魯吉亞對她施以可怕的“控制”，隨後在他家和多次參加國際電影節期間，他經常對她“性侵”、反覆“撫摸”她以及“強吻她的頸部”，這一切發生在她12歲至15歲期間。

受害者為什麼選擇沉默？

女演員阿黛爾·埃涅爾的性侵指控，引來不少“鍵盤俠”的非議，他們憤然指責阿黛爾·埃涅爾為何在事發十多年後才曝光此事，然而事情並不總是如人們想象的那麼簡單。

以下是三位性侵受害者的自述，她們都在未成年時期受到侵害，但都在事發後保持沉默，或直到成年後才敢面對，或指控施暴者。通過傾聽她們的自白，或許“鍵盤俠”們可以對受害者有更多的同理心。

即使30年過去，痛苦還歷歷在目

我的故事很簡單也很羞恥：我在4歲時遭受多次性侵。性侵者是我和父母曾拜訪過的一位親戚，他在我父母缺乏警惕的時候，將我單獨帶到他的房間進行性侵。當時，我知道他這樣做很糟糕，但並沒有意識到這種行為是犯法的。即使30年過去了，那些痛苦的回憶還歷歷在目。

現在，我是兩個孩子的媽媽，嫁給了一個喜歡的人，工作上是一位高層管理人員。我能夠合理平衡家庭和事業，擁有幸福完美的生活。我對周圍的人和看病的醫生都閉口不提這件事。我現在感受不到遭受性侵的疼痛：我不記得自己當時是病態的，而且我相信，即使表現出可疑的行為，父母也不會有所察覺。

性侵我的人還活著，親戚聚會的時候會碰到他。我無意中發現自己試圖窺測他眼中是否存在一絲尷尬、悔恨、罪過甚至是痛苦。因為我對“禽獸”的想法比對受害者的更感興趣。現在他患有慢性病，生活不能自理。我認為這是他應得的報應，但正因為此我不準備揭發他。

我身為母親要把“性侵”當做一個沉重的東西擺在眼前，還要知道該怎麼做：我會擦去它的灰塵，記住它的輪廓，將其放置在看不見的角落裡；或者將記憶塵封，就當它不曾發生過。但我不知道“性侵”帶來的創傷該如何治癒。

當我再次審視我遭遇的“性侵”，我也在重新審視自己：是什麼使我陷入深度抑鬱，人格分裂或其他精神症狀？而我的大腦似乎在提醒我“你不會因此逃離困境”。

以上自述是我首次公開提起性侵的遭遇，而我深信不疑的是：性侵的受害者可能緘默30年或終其一生。

我曾認為這都是我的錯

9歲那年，我在全家搬家後遭遇性侵。性侵者是父母朋友的鄰居，也是父母在新搬來的城市第一個聯絡的人。他知識淵博，取得一些社會成就，是4個兒子的父親。當時，我就像個漂亮的洋娃娃，我的父母很年輕，忙於生活上的瑣事。我永遠不會怪罪父母沒有察覺，沒有理解這件事。我記得在我第一次遭受性侵後便保持沉默。我經常在夜晚，其他孩子都睡著時被性侵。

12歲那年，一天，我蜷縮在床上，掙扎著不讓他碰我，而他停下來對我說：“如果你不喜歡的話，我就會停下，你要對我說！”這句話讓我陷入無盡的負罪感，讓我覺得這完全是我的錯。跳舞對我來說是逃離現實的避難所，我12歲就離開了家，進入職業學校學習。我在那裡可以呼吸到新鮮的空氣，把過去的遭遇隱藏在記憶的角落裡，直到成年才敢面對它。

他自從有了兩個孫女便開始性侵其他女孩，我只是眾多受害者中的一個。我控訴了性侵者，其實心理並沒有準備好，因為重罪法庭上的對峙是一個可怕的環節。雖然性侵者被判有罪，但我仍然消沉，我不知道為什麼總是覺得自己瘋了。

後來，我遇到了Eric，他的愛讓我慢慢戒掉了毒品和酒精，還有這段不堪回首的回憶。我和他一起開始了戲劇創作，我也慢慢了解到有很多人和我一樣承受此類精神創傷。多年後，儘管內心仍有無法彌補的破碎，但傷口漸漸撫平，Eric 給我帶來了幸福。

我總是回想起那天發生的一切

9歲那年，一天在回家的路上，一個陌生男人上前與我搭訕，隨後和我一同進入大樓乘電梯。他對我說話的態度很客氣，但突然把我拽出電梯進行性侵。隨後我一聲不吭地回到家裡，以我的個性也絕不會說這件事。後來父母注意到我的沉默報了警，警方最終判定這只是性接觸。

我在困惑中隱藏自己的情緒，父母想當然地認為我的創傷已經撫平。我們再也沒提起過這件事。但不久後，我開始暴飲暴食，想讓自己變得醜陋。曾經我是個好孩子，我愛笑，我很快樂，現在我只恨我自己。我不再熱愛學習、看戲、讀書。漸漸地，仇恨、暴力、悲傷和孤獨席捲了我的人生。為了讓自己忘掉痛苦的回憶，我開始抽菸、喝酒、吸毒甚至濫交。我用力掙扎過，但我失敗了。

30歲的時候，我患有的失憶症有所好轉，我第一次敢用“強姦”這個詞來描述那個人的惡行。32歲那年，我已經接受過11個療程的治療。精神科醫生Muriel Salmona 的《性暴力黑皮書》（le Livre noir des violences sexuelles）令我深有同感，我從書中了解到這種想法、仇恨和暴力本不屬於我們，而是性侵者的行為帶給我們的症狀。書中提到“殖民化”的概念是指在性侵過程中，當性侵者與受害者與世隔絕，他們的情緒混雜在一起。所以，我們沾染了侵略者的邪惡和仇恨，並誤解為自己的情緒。

在心理創傷科醫生的陪同下，我逐漸重拾那天的記憶，精神症狀也開始慢慢消失。據了解，性侵者在同一個街區肆意橫行數十年，性侵數百個小女孩。他被捕了，但審判結果只是縱容他的惡行。社會好像在宣判：“你不會受到保護，儘管今天性侵者的罪行被揭露，但你會再次陷入困境。”

我在寫作過程中，與其他受害者會面，挖掘女權主義的思想，搜尋可能缺失的視角。我希望那些同我一樣墜入深淵的受害者能通過閱讀我的書得到救贖，懂得珍惜美好的生活。現在，我的傷疤依舊還在，但它已經癒合。

難以修復的創傷

據統計，法國每年有13萬未成年女性和3.5萬名未成年男性遭遇性侵或未遂性侵。其中，94%的案件是熟人作案，80%的案件是15歲以下兒童遭遇家庭成員的性侵。創傷記憶和被害者研究協會精神病科醫生兼會長 Muriel Salmona 認為：“性侵沒有有效預防，是因為社會上普遍認為危險存在於外界，而未成年人在家庭、親屬之間以及課外活動等更加危險的地方沒有受到保護。”

Muriel Salmona 認為：“兒童的大腦承受暴行的能力十分脆弱，而性侵會對他們造成嚴重的心理創傷。由於受害者在被侵犯時承受巨大的壓力，大腦會選擇切斷情感迴路，造成他們創傷後失憶。因為受害者不想與性侵者再次聯結，他們“選擇”遺忘不願意記起或逃避的人和事物。同時，大腦會創造出創傷性記憶，如果受害者未得到治癒，他將終生受到困擾。”

為了避免受害者躲進防禦機制，防止他們染上酒精、毒品以及平息他們對暴力的恐懼，專家建議：“成年人要經常向兒童提出一些問題“有沒有人打擾你，使你變得不自在？”如果面對一個遭遇性侵的兒童，你必須告訴他：‘感覺悲傷和患上心理症狀是正常的現象，這不意味著你瘋了，你只是受害者，僅此而已。’ 倘若不好好呵護這些受害的孩子，他們今後承受的痛苦會更多。”

這些兒童性侵受害者可能為遭受性侵害而產生自責情緒，變得痛苦和麻木，或因美好的愛逃離這份痛苦，或把痛苦隱藏在看似完美生活的假象下，但無論走的多遠，曾經的傷疤依然存在。最後，希望他們能夠敢於正視曾經拼命逃離的痛苦，成為爭取利益的行動者，然後披上鎧甲，開始新的人生。（原標題：法國女演員指控導演十多年前性騷擾，為何受害者在事發當下都選擇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