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句話不是我說的。這是當年大大有名的一句話，專利權屬於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風雲一時的“德育導師”李燕傑（1929——2017）先生。

香港影片《三笑》拍攝於1964年，由陳思思等明星領銜主演。粉碎四人幫之後，於1979年春節在大陸上映，成為在大陸公映的第一部引起轟動的香港影片。（當然，文革期間也有香港影片上映，就是長城影業公司出品的紀錄片《萬紫千紅》，這部片子主要是針對文革時期被批判的義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拍攝的《中國》一片而攝製的。文革後第一部在大陸上映的香港故事片是鮑方、朱琳主演的《屈原》，這部片子是根據話劇改編的比較嚴肅的正劇，不如《三笑》那麼輕鬆，所以並未引起很大的轟動。）

《三笑》這部影片甫一上映即引起轟動。當時我正在上中學，課餘時間從事倒賣電影票業務以掙點零花錢，因此對那段時期的電影行情瞭解得比較清楚。當時《三笑》和後來上映的《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追捕》等，都是極其賣座的電影，一張兩毛五的電影票在票販子手上可以直接賣到五毛。（當然，這也有個賣票的技巧，就是在電影快開場時專門盯著在影院門口轉悠的情侶，這時你把電影票賣給那個小夥子，幾乎是不帶還價的——票販子的心得體會。）

《三笑》之所以廣受歡迎，不外乎這樣幾個原因：第一，經歷過“文革”時代除了“八個樣板戲”之外幾乎沒有什麼文藝作品的“文化匱乏”時代，人們對噴泉一樣出現的各類作品都抱有極大的熱情。第二，此前國內的文藝作品（包括文革前的文藝作品）幾乎都含有說教的成分，絕少有純粹娛樂性的電影或戲劇等，人們被教育得多少有些累了、煩了。《三笑》的出現恰似一股清流，給人們帶來了一種全新的輕鬆享受。第三，這部作品中大量地使用了我國漢族地區特別是江南的民歌小調，包括“紫竹調”“茉莉花”“銀絞絲調”等等，這些民歌已經是多少年人們不曾聽到過的歌曲，而且在唱法上也不是那種過去銀幕和舞臺上普遍採用的“慷慨激昂”式的“高聲朗誦”，而是悠揚婉轉的“呢喃細語”，聽上去更接近生活。第四，這部電影的佈景都是美麗的湖光山色，演員也是美女如雲，除了主演秋香的陳思思之外，主演唐伯虎的向群也是一個美女，那時除了越劇，在電影上看到美女飾演俊男的，這是第一部作品，也讓人感到耳目一新。第五，《三笑》是一部喜劇片，故事情節生動，還有很多搞笑的噱頭，這也是那個時代不多見的。

《三笑》一經上映，風頭就蓋過了幾乎所有的國產電影，那裡面的插曲歌譜都被印成歌片，一張賣到一毛五，剛印出來便一售而空，足見人們對它的喜愛。

由於這部電影是純娛樂型影片，不符合過去一貫倡導的“寓教於樂”“富有教育意義”的要求，所以引來了當時一些人的非議。比如我在開頭提到的“德育導師”李燕傑，就曾經在一次演講中說道，有的青年沒有理想追求，放著那麼多有教育意義的優秀作品不看，“一個破《三笑》就看了八遍”。一時成為街頭巷尾的一段“名言”。

平心而論，《三笑》如果放到今天不會是如此轟動，但在當時“左”的東西還沒有被完全清除的大背景下，這部電影就有點像鄧麗君的歌曲一樣，似乎有了那麼一點“啟蒙”的味道。

順便說一下，1988年1月13日，在蛇口招商大廈舉行了“青年教育專家與蛇口青年座談會”。與會的李燕傑、曲嘯、彭清一等三位“德育導師”均為中國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中心的報告員，會上，蛇口青年就人生價值觀念等問題，與三位“德育導師”展開了激烈論戰，這就是著名的“蛇口風波”。這場風波從蛇口由南至北波及到全國，在當時形成了全國性大討論，最終人們得出的結論是，過去那種我講你聽的說教式教育已經不合時宜，思想政治工作必須改進，從“講大道理”變成“說百姓聽得進去的話”。也就是從那時開始，李燕傑等“德育導師”慢慢退出了歷史舞臺。

其實想想也是，我們不能要求每個人都要有聖人一樣的覺悟，也不能要求文藝作品整日講天國一樣的大道理，人們在不損害他人利益、不違背公序良俗的前提下，是有追求不那麼高尚的權利的，比如可以不想看《紅燈記》而想看《三笑》、可以不喜歡唱“共大讚歌”而喜歡聽鄧麗君。而且，這個“公序良俗”也是不斷變化的，當年穿牛仔褲就屬於“違背公序良俗”，而今天這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了，正像劉瑜所說的那樣，“觀念的水位”也在不斷地提升。

對《三笑》的態度，折射出時代的進步，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就是這樣從過去那種“假大空”的天國回到了地面，真正開始了腳踏實地的發展。

畢竟，高處不勝寒，何似在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