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去年《騾子》後，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理查德·朱維爾的哀歌》（以下簡稱《哀歌》）也在藝聯院線上映了。同樣是典型“東木式”（伊斯特伍德 Eastwood被網友親切直譯為“東木”）電影，同樣是票房寥寥口碑上乘，同樣是堅守自我崗位的“國民英雄”，同樣是看完後感到義憤填膺，也同樣在頒獎季近乎被踢出門外。
年近九十，伊斯特伍德愈加肆意張揚。《騾子》取得的不菲成績，讓他擺脫了《15點17分，啟程巴黎》“撲街”招致的失敗困境，也助力他於21世紀第二個10年裡，以一部《哀歌》，喊出了最振聾發聵的保守派宣言：你的尊嚴永遠不能被侵犯。
攤開來看，《哀歌》和萊恩·約翰遜執導的《利刃出鞘》算得上是鏡之兩面。
後者瀰漫著美國白左的憐憫之心，隨處可見對特朗普的嘲諷、對當前美國政府的戲謔以及對移民政策的隱喻。前者則高舉起美國右翼的大旗，遙望著片中愚蠢的FBI警探、虛偽的新聞媒體，撕破了上層建築“平等博愛”的外衣，露出他們的罪惡內裡與醜惡嘴臉。
《哀歌》改編自《名利場》雜誌1997年的同名報道文章，以亞特蘭大奧運會保安理查德·朱維爾的真實事件為線索，講述了他從發現炸彈到被奉為英雄再到遭受指控的故事。電影反映了一個尖銳的問題：當你被暴力機關與新聞媒體同時誣陷時，應如何洗刷冤屈？
伊斯特伍德以保守派的普世價值，塑造出一個典型的“東木式”底層人物。常年食用垃圾食品導致的肥胖外型讓他鮮有朋友；入不敷出的薪水和留有案底的前科，又使他只能與年邁的母親生活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他還有顆堅持程式正義與堅守崗位的心。
1996年的亞特蘭大奧運會，讓理查德·朱維爾坐上了從峰頂到谷底的“過山車”。他當時是奧運會公園的一名保安，每日的職責就是日常巡邏。雖然任務簡單，可強大的責任心讓他從不放過任何可疑之處。那個藏有管狀雷管的揹包，便在這種情況下被他發現了。
避免了大面積傷亡的理查德·朱維爾，頓時被民眾和媒體奉為英雄。媒體採訪應接不暇，電視訪談頻頻受邀，連奧運會的參賽選手都熱情地和他打起了招呼。可惜的是，這並非一部美式喜劇，故事的走向也不受觀眾掌控。在毫無證據的情況下，急功近利的FBI開始調查起“英雄”本人：他們懷疑，這是朱維爾為了出名而自導自演的一出爆破案。
滑稽的是，即便當時採訪不斷，可理查德·朱維爾從來不曾吹噓過自己的功勞。在他看來，發現炸彈是他身為保安的基礎職責，自己只是碰巧在恰當的時候出現在恰當的地方。但誰會在意一個“底層人民”的看法呢？在FBI看來，他的謙遜只是一種變相的偽裝罷了。
媒體的作用得以發揮了，吃瓜群眾最歡喜的“菜市口看斬首”環節出現了。大肆報道之下，理查德·朱維爾轉眼成了千夫所指的恐懼惡魔。他的墨鏡不需要再戴了，出書的計劃擱淺了，住所外面圍了一圈又一圈的媒體，連家人和朋友都遭受著不明不白的屈辱。
電影的前半程，堪稱波詭雲譎。從“聖人”到“罪人”的變故，叩擊著銀幕外觀眾的心。雖然朱維爾的形象並不討喜，可蒙冤受辱的經歷，反倒讓他的角色魅力增添了三分。加之由真實事件改編的高批判性，讓很多觀眾在看片時帶入了先天的自我情緒。說到底，當一個老實人含冤受辱，誰又能忍住自己伸張正義的情緒呢？
律師朋友的出現，為這部電影的暗黑時刻帶來幾分亮色。即便FBI與媒體來勢洶洶，但十年前與朱維爾的相交，讓他對這個憨厚的胖子產生了頗多好感。朋友有難，自己怎麼能置身事外。於是，一場“勇者鬥惡龍”般的“小人物”抗爭史就立起來了。
由於原稿只是雜誌上一篇的報道文章，伊斯特伍德為了影片的真實性下了一番工夫。他在接受外媒採訪時表示，五年前自己就有了將理查德·朱維爾案搬上銀幕的想法。為此，主創團隊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來查閱相關資料、走訪案件證人。所以，電影中出現了許多還原當年的真實情節，比如幾乎一致的報刊雜誌，母親內衣被抱走的窘迫，以及那一床的槍支…...
這種真實，更加重了朱維爾這一人物的可愛之處。他是東木心中典型的獨立美國人，對程式正義和自我努力秉持堅定的信念。他信任政府機關，哪怕他們以誘騙的形式，來誑套他承認自己是“炸彈客”，他也悲憤地配合。
堅守自我的崗位，通過奮鬥來實現價值，這既是早期“美國夢”的核心意義，又是理查德·朱維爾的人生格言。他從不避諱自己的想法，多年之前，他曾是某片區的副警長，因為特殊原因慘遭開除，而現在發現炸彈、成為英雄後，他希望重回政府機關工作。
這也是89歲的伊斯特伍德意圖表達的觀點之一。因此，電影中的朱維爾，有著明顯的“紅脖子”跡象。對身為右翼的他來說，沒有什麼比現在白左氾濫的好萊塢更讓他憤怒了。他借律師的口，吐槽著FBI和媒體，批判著所謂的“上流社會”。畢竟，當政府和媒體為了所謂“真相”，將刀尖對準一個無辜的平民，這難道就是基於政治正確的公平正義嗎？
電影的文字意義外，觀眾還能獲得更多的片外啟迪。新聞媒體不能保持客觀中立性，或許是大家思考的首要問題。事實上，這也是現在網際網路時代的弊病，每個人都能成為“媒體”，又有誰來保證新聞的真實性與規範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