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這樣一部電影，它總能夠排在各大主流影視經典榜單的前三名。
著名網站Vulture曾將它評為歷屆奧斯卡最佳影片中的最佳。
它的名字彷彿是接頭暗號，它確實也已經成為沉迷好萊塢黃金時代的影迷們共享的秘密——
《卡薩布蘭卡》
這是一部奇怪的電影。
它就如一眼永不停歇地湧出陳年佳釀的酒泉，你看的次數越多，反而越是更加沉醉其中，或許你已熟悉到能夠比銀幕上的亨弗萊·鮑嘉和英格麗·褒曼提前一秒念出臺詞，但餘韻卻總是來得悠長而濃烈。
這並不奇怪，因為它本身即是黃金時代的一個異數，相比大製片廠的標準產品，它更像是吟遊詩人酩酊大醉後的潑墨揮毫，擁有每一個傳說裡的套路，但又總是出格一點點；
它寫下瘋狂時代下的悲劇愛情，卻用揮灑自如的姿態描述犧牲。
為什麼《卡薩布蘭卡》能被評為最佳中的最佳？為什麼它能夠成為超越時代的經典？Vulture網站的解釋簡單而粗暴：“因為它擁有一切：戰爭背景、處於生涯巔峰的最偉大明星、悲劇愛情故事……”
如果做簡單的算術題，當然我們還能數出更多：異域風情、群星薈萃、動人的歌曲……然而我們都清楚這並不是答案。
《卡薩布蘭卡》本身也是個應時之作，最開始它希望模仿1938年的《阿爾及爾》，而後為了迎合盟軍收復卡薩布蘭卡又刻意提檔，甚至為了討好觀眾，把片中所有討人厭的角色都安排到了法西斯身上（德軍和意軍）。
而臨時拼湊起的班底裡，除了大製片人哈爾·瓦利斯之外，大多對影片沒什麼信心。
可如果你熟悉《卡薩布蘭卡》的創作背景，那麼在一次次重溫過後，你會漸漸明白這部影片不因時間褪色的終極秘密。
《卡薩布蘭卡》的創作過程有如一次醉酒之旅，在固定的軌道之外滿是偶然與意外，而這次在當時急就章的集體創作，糅合了好萊塢最輝煌時代一切套路化的元素，卻又在每一種元素上都勇敢地多走了一步，再加上特殊年代的附加意義，就這樣讓影片達到大製片廠時代集體創作所能逼近的極限。
1942年，好萊塢正是鼎盛之時，但同時又混亂而充滿變數。眾多歐洲電影人此前以難民身份湧入美國，珍珠港之後，大量好萊塢人才又將面臨參軍或製作政宣電影的使命。
下國際象棋是亨弗萊·鮑嘉在片場最大的消遣
光是《卡薩布蘭卡》的編劇，就前後換了三撥，可卻各自貢獻了影片不可或缺的成分。
幽默感、化解戰爭愁緒的尖酸諷刺，來自猶太人愛潑斯坦兄弟；
《香箋淚》的編劇霍華德·科克定下了影片偉大愛情與犧牲的結尾；
不能忽視的還有原作《人人都去裡克酒館》，這部從未公演的話劇劇本，靈感來自作者默裡·伯內特和瓊·艾利森在歐洲目睹二戰難民情狀的經歷，他們的劇本從一開始就給影片留住了近似於《大幻影》的神髓——高貴、自我犧牲與理想主義。
這也是男主角里克出挑的地方。在滿嘴猶太風格的諷刺與自嘲之外，裡克是一個海明威式的人物。
這跨出了鮑嘉過往的黑色電影主人公範疇——他依舊是個被自己的國家拋棄的孤魂浪子，但這個浪子，會支援西班牙內戰中付他錢少卻正義的一方，會輕描淡寫地送出籌碼救助保加利亞逃難而來的年輕夫婦。
在珍珠港事件後，裡克這個角色也對映著美國無形中為自己樹立的人格化形象：他曾奉行孤立主義，但會暗中幫助弱勢而良善的一方，而且他會在關鍵時刻冰融為海，普濟世界。
而當裡克成為美國的化身時，柔光之下的艾爾莎，恰恰成了那個亟待拯救的美好歐洲。
《卡薩布蘭卡》成為時代情緒的寄所，忠實記錄下戰火之下的恐慌、灑脫、醉生夢死與不變的信念，同時它也需要感謝這個時代與其一同完成創作。
戴高樂簽署的通行信函這一虛假的道具，作為撬動情節的槓桿，明顯被賦予了過大的權重，然而考慮到影片大量演員乃至工作人員都是真正從歐洲而來的難民，這種看似脫離實際的生死令牌，竟成了戰爭陰雲下焦慮情緒的一種外化。
卡薩布蘭卡並不是前往美國的入口，但擁塞在酒吧的去國懷鄉之人卻是真實的。當《馬賽曲》在酒吧奏響，演員們眼中的淚水已經跨越電影與現實間的界限，封存了一個時代的萬千命數。
如英格麗·褒曼後來所說：“我覺得《卡薩布蘭卡》有它自己的生命，它是有些神秘色彩的，它似乎是為了填補一種渴望而生，這種渴望在影片之前就已經存在。”
關於戰爭與愛情，《卡薩布蘭卡》是有些宿命論的，就像裡克在他的性格之下，註定只能送走艾爾莎，也只能重新面對自己的使命。
而《卡薩布蘭卡》也用它字字珠璣的對白、如夢如幻的情事和一次偉大的犧牲，真正證明了，相比於這個瘋狂的世界，我們更在意“小人物”的瀟灑與優雅，即使他們不過是滄海一粟。
1942年的一天，《卡薩布蘭卡》專案的編劇愛潑斯坦兄弟受制片人瓦利斯之託敲響了大衛·O·塞爾茲尼克的門。他們被要求說服這位大佬，出借旗下女演員英格麗·褒曼以擔任《卡薩布蘭卡》的女主角。
這是個誰來都要腳軟的工作，筆下騷話滿滿的愛潑斯坦兄弟也不例外，更何況這個劇本還八字沒一撇呢。瓦利斯干脆下了死命令——沒寫你還不會瞎編麼？
於是朱利葉斯·愛潑斯坦硬著頭皮講了45分鐘，塞爾茲尼克悶頭吃飯，看都沒看倆人一眼。
他不過是在故弄玄虛。美軍當時已經參戰，塞爾茲尼克非常擔心褒曼的祖國瑞典會加入軸心國一方，再加上褒曼父親是德國人，他深恐褒曼會因此無戲可演，因此有意躲著瓦利斯，避不會面，吊著胃口，還提出華納必須把奧利維婭·德·哈維蘭借給自己的電影作為交換才行，瓦利斯急於運作，終於上鉤。
這出活劇就是整個《卡薩布蘭卡》選角工作的縮影：大佬們玩著德州撲克式的攻心戰，賭注是一個個大明星。
褒曼就這麼稀裡糊塗進了劇組——和大多數黃金時代女星一樣，她的合同裡沒有選擇劇本的權利。她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我接了一部叫‘卡薩布蘭卡’的電影，完全不知道它講的是什麼。”
包括羅納德·里根在內的幾位男演員拒絕了裡克一角，亨弗萊·鮑嘉得以出演。後人都認為這是一次幸運的意外，然而當時這一選角卻並不被看好，鮑嘉當時出演的大多是黑色電影中陰鬱的硬漢角色。
華納老闆傑克·華納甚至都吐槽：“誰會想吻亨弗萊·鮑嘉？”鮑嘉本人也覺得觀眾們恐怕難以相信英格麗·褒曼會愛上他。
有件密事後來鮮為人知——在電影開拍前10天，鮑嘉、褒曼與他們共同的朋友、女演員傑拉爾丁·菲茨傑拉德一起吃了頓午飯，結果兩人都無心進餐，開起了吐槽大會。
鮑嘉覺得裡克只會顧影自憐，臺詞也不大討喜。褒曼非常低落，自己不得不去演全歐洲最美的女人，她覺得沒人會相信。她還意識到自己無法與鮑嘉建立情感聯絡——不過好訊息是，《馬耳他之鷹》仍然在影院裡上映，褒曼特意去觀看，以此來了解鮑嘉。
開拍第一天起片場就麻煩不斷。褒曼比鮑嘉高出不少，導演邁克爾·柯蒂茲為了彌補這一問題，動用了眾多手段：踩箱子、坐枕頭、讓褒曼遷就蜷一點身體，鮑嘉特意學的舞蹈也很難派上大用場了——即使鮑嘉真的穿上了傳聞當中的特殊增高鞋，最終片中的舞蹈場面還是遮遮掩掩，少得可憐。
而褒曼則飽受劇本不完整的困擾——因為戰時的專案繁多，編劇被其他電影抽調，而且影片進度很趕，《卡薩布蘭卡》三易編劇，褒曼一直搞不清她到底愛的是誰，因此反覆嚮導演確認，柯蒂茲操著匈牙利口音給出建議：“表現成在兩人之間（徘徊）。”
微妙的是，開拍前還站在同一戰線、邊吃飯邊嫌棄這個專案的鮑嘉與褒曼，在開拍後關係卻變得格外疏遠。
鮑嘉在戲外的冷漠讓褒曼很不高興：“他從化妝室出來，演完他的部分，然後就閃人了。一直很疏離很冷漠。”不拍戲的時候他大都貓在自己的化妝車裡下象棋、喝酒，開拍時則與柯蒂茲不停地爭論他的臺詞、鏡頭數和向艾爾莎示愛的方式。
不過這可能怪不了鮑嘉。他當時的妻子梅奧·瑪索妒火中燒，一直懷疑鮑嘉與褒曼有染，三不五時地來片場查崗，再加上瑪索的酗酒問題，更加劇了兩人婚姻關係的惡化。兩年以後，鮑嘉與她離婚，同年和勞倫·巴考爾結婚。
梅奧·瑪索
然而這可能反倒為影片的創作提供了助力——或許是陌生感，或許是緊繃的關係帶來的張力，否則你很難解釋片中兩人之間的火花。裡克與艾爾莎的歷劫愛情瀰漫全片，讓男二號拉茲洛幾乎完全失去了光芒。
巴黎的回憶從甜美到痛苦，在酒吧、在機場、在巴黎的炮聲中，你能感受到兩人之間無法忽視的真實情緒。
鮑嘉後來對《卡薩布蘭卡》的戲謔之語中也隱含著對褒曼的某種心緒：“我在《卡薩布蘭卡》裡做的與之前二十部電影沒什麼兩樣，（可拍了這部戲）他們突然發現我的性感。其實只要褒曼如此注視一個男人，任誰都會變得性感。”
褒曼直到最後時刻仍不清楚劇本的走向，也讓她在全片中的演繹更顯得捉摸不定，直到機場的重頭戲一錘定音。
同鮑嘉一樣，褒曼也對人們只鍾情於《卡薩布蘭卡》感到困惑：“我拍了那麼多更重要的電影，人們卻只想談我和鮑嘉拍的那部。”
縱使他們一直都對這部拍攝過程有如肥皂劇的電影頗多怨懟，兩人此前此後都再沒有如此古典而優雅的愛情戲碼卻是事實。
鮑嘉終其生涯都在演繹與黑暗命運撕扯的天涯孤子，而褒曼則先是希區柯克的慾望投射，又成為羅西里尼的專屬繆斯。鮑嘉與褒曼，在《卡薩布蘭卡》後再也沒有合作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