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圈圈丸
正在熱映的電影《攀登者》裡有一段讓人印象深刻的歷史故事，既中國登山隊在60年代第一次登上珠峰頂峰時，前蘇聯在國際社會帶頭不承認中國這次登山成績。而另一方面，中國登山隊的核心成員亦都是在前蘇聯學習並訓練登山，大家也都承認關於登山或者其它方方面面，在那個年代中國受到了前蘇聯的一些幫助。這麼一看，那時的中國與前蘇聯還真有一點“相愛相殺”的味道。
《攀登者》劇照
事實上，在那個年代不只是登山等運動，我們最關注的文化方面，尤其是電影這一塊，中國和前蘇聯同樣有一段從「幫助」到「抵制」的歷史。通過了解中蘇之間的電影貿易往事，我們可以窺見在建國之初中國對於電影文化傳播的重視，以及前蘇聯想要“趁虛而入”利用電影貿易搶佔中國電影進口市場的野心，更重要的是可以看見面對前蘇聯對中國電影事業的蠶食時中國捍衛國家文化安全的決心。
時值祖國七十年生日之際，是時候來回顧一下這段建國初期的中國進出口電影的往事了。
為群眾社會認同構建
而引進的蘇聯電影
新中國成立之初時就提出了“一邊倒”的國策，既在政治上倒向前蘇聯陣營，並且中國作為全球社會主義的重要一員加入社會主義聯盟，這樣也能夠會新中國的政權提供大量合法性。此時此刻的新中國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重塑中國人民的認同感。而在當時被決定出來幫助實現群眾獲得社會主義認同感的手段——就是電影。
著名蘇聯影片《列寧在十月》
因此在建國初期，為了加強新中國國民對社會主義的認同感，中國大量引進了各種前蘇聯的故事片、科教片和短片。從《重寫電影史》的資料統計上看，自1949年到1957年，短短8年間中國的引進片數量從3部增加到103部，多了30多倍；短片也從17部增加到76部，也翻了4倍多。而這些引進片裡前蘇聯的社會主義電影長片有65部、短片有63部，分別佔總量的63.1%和82.9%。可以說作為進口電影，前蘇聯的影片當時在中國的傳播面最廣，市場佔有率最高，對中國的文化影響也最大。這個市場佔有率，是現在在中國火透半邊天的漫威都無法比擬的。
而不只是市場方面，觀眾反響方面也同樣擁有驚人的成績。這8年間，前蘇聯影片在中國已有觀影人次有14億以上，其中《夏伯陽》《列寧在十月》《普通一兵》這類蘇聯經典紅色電影在中國的觀影人次都是2500萬次以上。《青年近衛軍》和《鄉村女教師》這類當時深受年輕人喜愛蘇聯影片的觀影人次也都在1500萬次以上。可以說中國建國初期，觀看前蘇聯的電影已經成為中國人民群眾娛樂生活以及情感教育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受當時年輕人喜愛的《青年近衛軍》
由此可見，用前蘇聯電影的大量引進來加強新中國國民的社會主義認同感，這個目的可以說用了建國之初的8年時間基本完成。前蘇聯電影很好地向新中國人民展示了社會主義美好生活的模樣，也讓紅色電影裡的個人英雄主義成為中國一代人心中的榜樣，同時也加強了建國之初經濟並不發達的中國人民對未來的憧憬與嚮往，以及願意為祖國實現社會主義而努力的責任感。以上種種社會效益，也可以說影響至今，由電影開頭，中國文化至此開始進入一個“大紅色時代”。
“驅趕”好萊塢
蘇聯電影在中國市場佔據半壁江山
在大量引進前蘇聯電影時，為了能讓社會主義文化傳播更順利，當時中國還有另一項措施來幫助紅色文化的普及——驅趕好萊塢電影在中國市場的份額。二戰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被劃分為兩個陣營，互相在意識形態上“針鋒相對”。再加上美蘇冷戰的影響，所以別說是那會兒剛成立的新中國，在全世界也很難找到一個國家的電影市場能同時包容美國和前蘇聯兩個體系。在決定“一邊倒”向前蘇聯後，冷落好萊塢在當時的中國電影市場裡已經是一個既定事實。
而好萊塢在中國市場開始受冷從譯製片的數量就可以看出來。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部譯製片就是來自前蘇聯的《普通一兵》，而主要以譯製片會主營業務的上海製片廠其第一部譯製片也是蘇聯影片《小英雄》。至此開始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準確說是1949-1966這27年間，蘇聯影片幾乎佔據了中國電影市場的半壁江山。依舊是來自於《重寫電影史》的統計，這二十多年裡長春電影製片廠一共譯製了452部影片，其中來自前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影片一共有399部，其中蘇聯有226部，他們分別佔總量的88.27%和50%。而包括美國在內的資本主義國家，被引進和譯製的電影僅53部。
譯製《普通一兵》時，
長影廠還叫東北電影製片廠
而從1950年開始譯製片工作的上影廠，截止到1966年為止，僅16年間就譯製了424部影片，其中蘇聯影片179部，佔總量的42.2%，其它社會主義國家176部，佔41.5%，資本主義國家電影僅69部，這裡面有19部（近三分之一）還是1962年中美關係變好後譯製的。
而前蘇聯除了通過譯製片數量在中國獲得舉足輕重的地位之外，由於兩國之前當時政治立場的同盟，互相還多次阻止了電影周和展覽月形式的電影文化溝通。如1950年的時候，前蘇聯就在國內30個大城市舉辦了中國電影周，幫助中國電影在建國初期就實現了對外輸出。此後在1951、1954、1956、1959年，前蘇聯的莫斯科，蘇寧格勒以及各加盟共和國的首都都舉行了中國的電影節活動，中國的電影人每次都被大量邀請。
而中國作為一個自古禮尚往來的大國，自然也要回歸前蘇聯的禮遇。在1951-1957年之間，中國都為前蘇聯慶祝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在北京、上海、瀋陽、廣州、漢口、重慶、西安等城市舉辦過大型的電影周活動。在當時可以說影響範圍巨大，受眾層面極廣，一派舉國為電影歡慶氛圍，這樣的情況現在也已再難見到。這其中尤其是1952年的“中蘇友好月”活動極大地增進了兩國人民的友誼，而前蘇聯的《難忘的一九一九年》《驕傲的頓巴斯》《金星英雄》《明朗的夏天》這些新中國首批引進的彩色電影，都在那次活動月裡被大量推廣，觀影的活動甚至深入到農村、工廠、部隊。
中國首批彩色影片《驕傲的頓巴斯》劇照
這段長達8年的蜜月期是中蘇文化交流的一個好時代，也是電影在中國普及的一個好時代。它不僅幫助新中國的人民通過電影確認了自己的新身份，也讓電影文化早早地深入人心。可以說這段時光也為中國電影在六七十年代停滯了十年後依然能夠崛起打下了基礎。但是國與國的文化交流始終不會一直穩定，有一些隱藏在中蘇電影貿易背後的問題慢慢暴露出來。
與蘇聯決裂的60年代
和前蘇聯的貿易合作問題的弊端發現時1957年。當時中國已經意識到儘管引進了大量蘇聯影片和其它社會主義國家的電影，但我們自己的電影對外輸出並不給力。只進不出的情況長期下去，對經濟和文化兩方面的建設不是好事。另一方面是彼時前蘇聯內部出現政治分裂，全世界社會主義陣營開始出現動搖的前兆，前蘇聯興起的修正主義也被中國領導人視為是一種“萬惡之源”。兩方面的刺激下，中國電影市場從60年代開始與蘇聯便漸行漸遠知道完全隔絕。
首先是出口和引進不平衡的問題，從資料上就一覽無遺。根據《當代電影》的統計，自新中國成立後到1962年，中國一共從前蘇聯引進951部電影，其中包括長片394部，短片557部。而前蘇聯在這期間僅從中國引進198部電影，這其中在前8年的資料更少，只有59部。也就是說有後面的100多部還是前蘇聯意識到中國不想再合作後想極力挽回做的“面子工程”。
但這會兒才開始重視引進中國電影為時已晚。
1958年的時候，意識到電影貿易不平衡的中國決定不再被動。彼時中國也已經有自己生產紅色電影的能力，最初建立人民群眾社會主義價值觀的目的已經可以自行解決。所以那一年中國一反常態在那年僅從前蘇聯引進了20部電影。蘇聯方意識到情況不對，立刻降低了出口電影的售價，從原來的35000盧布降低到30000盧布，併為了進一步討好中國提高了對中國電影的引進數量，以及報價從75000盧布提升到90000盧布。還在1960年的時候和中國文化部重新簽訂了交流協議條款，目的只有一個——保住中國這塊電影市場大蛋糕。
當時人民群眾極其熱愛看電影
但前蘇聯沒有注意到的是，中國自己的電影製作工業已經迅速發展起來，而他們自己的電影也因為思想問題逐漸不再符合中國的價值方針。
面對蘇聯笑裡藏刀的討好，中國沒有過多理睬，到1964年之前一直保持每年引進10-20部蘇聯影片的習慣，保持貿易關係的存在。但在另一文化方面，開始對前蘇聯進行批判。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夏衍就在當時公開批判蘇聯電影《雁南飛》：“過分渲染戰爭的殘酷和不幸，是追求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藝術的反應，上映此片，對今日的國際鬥爭形勢不利……影片描寫蘇聯後方非常混亂，人與人之間毫無革命友誼，也看不出蘇聯人民的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
被夏衍批評的《雁南飛》劇照
夏衍這段話在當時是對蘇聯內部形式不穩定的直白抨擊，這之後前蘇聯也意識到似乎和中國在文化交流上已經沒有挽回的餘地，便也開始批評起中國來。1962年時蘇聯導演丘赫拉依就發表名為《他們固步自封》的文章批評“中國電影是教條主義和反藝術的思想方法的標本。”
夏衍在擔任文化部副部長之前，
已經是著名編劇，代表作《風雲兒女》《春蠶》
雙方就這樣互相攻擊了兩年，到1964年中蘇關係破裂後，中國便再也沒有引進和譯製前蘇聯的電影。值得一提的是，當時這波中蘇電影“口水戰”期間，全世界其它電影行業支援了中國的強硬態度，以美國為首的國家批評了蘇聯電影的修正主義。也因此中美關係得以緩和，雙方的電影貿易開始“輪轉”起來，並發展至今。
而中國電影現在有多牛？國慶檔三大片其下，迅速幫助中國電影市場突破年度500億大關。現在的我們，早已不需要引進他國的電影來幫助給群眾普及價值觀和樹立民族認同感。我們自己的主旋律電影做的越來越好，越來越細，票房也越來越高。
中國一直以來是大國，但我們也承認在新中國建國之初國力羸弱的時候，我們需要其它國家幫助拉自己一把。但是當其它國家只把我們視為肉糜的時候，我們也會堅決反擊，並且自己站起來。我們在改革開放以後就已回到大國行列，現在在文化層面，我們也可以自信的說出來，我們是電影大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