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奧斯卡頒獎禮都看了吧？

結果還滿意嗎？

要說本屆奧斯卡的最大贏家，肯定要數《寄生蟲》。

不光拿到最佳國際電影這種針對非英語系電影的傳統大獎。

尤其是同時拿到最佳國際電影和最佳影片，這在奧斯卡頒獎史上更是首例。

此外，能同時登頂奧斯卡和戛納兩個歐美著名的電影節，《寄生蟲》的名聲算是徹底打響。

也難怪導演奉俊昊昨天領獎時樂不可支。

因為這不單單是他一個人的勝利，更是整個南韓電影產業的榮耀。

獲悉電影拿獎後，南韓總統文在寅除了發文祝賀，也公開表示：

政府今後會進一步鼓勵電影從業者大膽創作。

可以說，《寄生蟲》的勝利，不單純是一個工業體系的勝利。

它還啟示人們，落後好萊塢並不可怕，只要允許創作自由，後來者同樣能夠居上。

一部是老馬的《愛爾蘭人》，因為被貼上流媒體出品的標籤，10提0中。

另一部，就是本該在頒獎禮成為熱門，後來爆冷落馬的——

1917

相較顆粒無收的《愛爾蘭人》，《1917》本次的奧斯卡之旅還算幸運。

因為它至少保證沒被剃頭。

所有被提名獎項中，它最終拿到最佳攝影、最佳視效、最佳音響三個技術大獎。

而在被《寄生蟲》截胡前，​它原本一直在奧斯卡前哨站上高歌猛進。

一度成為​外界眼中奧斯卡最佳影片的有力角逐者。

儘管故事性而言，它沒有《寄生蟲》的戲劇化程度那麼高。

但至少視聽體驗方面，《1917》真的做到了極致。

能夠​做到這一點，本身就得歸功電影強大的製作班底。

如果你之前留意過影片的排兵佈陣，相信也會和我一樣期待。

導演方面，相較在歐美市場不太出名的奉俊昊，薩姆·門德斯則是早就名聲在外。

《美國麗人》、《鍋蓋頭》、《革命之路》，皆出自他之手。

到了新片，門德斯稱，《1917》面臨的挑戰，比一般的電影多5倍。

這個一會兒還會結合影片的主要賣點來說。

主演方面，因為拍攝手法的原因，此次除了兩位英國青年演員外。

別的配角，都是英國影壇的頂級大腕。

像科林·費斯、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馬克·斯特朗這些名字，影迷一定再耳熟不過。

但就像剛才說的，因為拍攝的主體是兩個年輕新兵。

以上幾位英倫大帥哥除了短暫客串外，再無任何露臉。

拜《1917》極度風格化的攝影所賜，電影這次的沉浸感做得尤其突出。

連英國傳奇男星——同時也是諾蘭御用配角——邁克爾·凱恩看過都表示：

1917是自己看過最棒的戰爭片。

說到沉浸感這件事兒，真的要感謝此次的影片攝影指導，羅傑·迪金斯。

自17年的《銀翼殺手2049》後，這是他第二次摘得奧斯卡最佳攝影殊榮。

但如果熟悉電影圈的應該知道，這位老哥是攝影界出名的大拿。

此次聯合門德斯，賦予電影最令人著迷的部分就是“一鏡到底”了。

當然，這不是說它真的花了110分鐘拍一個鏡頭。

畢竟，這種技術對現場排程的要求太高，稍出差錯，就得全部推翻重來。

已經封鏡的匈牙利著名導演貝拉·塔爾，之前就因為這個問題把製片人逼到自殺。

儘管《1917》是偽長鏡頭，但在下一個剪下點到來前，現場的表演必須一氣呵成。

這其實對劇組的整體配合要求還挺高的。

▲煙霧也起到了掩護鏡頭連貫性的角色

回看影史，類似的作品其實早就有了，《1917》並不算獨創。

經典的如希區柯克的《奪魂索》，裡面就採用了和《1917》如出一轍的剪輯手法。

希胖利用短暫的視覺停留障礙成功“欺騙”了觀眾，讓大家誤以為全片從頭至尾只有一個鏡頭。

近點兒的如2014年的《鳥人》，裡面也用這種偽長鏡頭炫了把技。

真正做到一個鏡頭拍完的，是一部俄羅斯的電影。

沒錯，就是那部《俄羅斯方舟》。

導演用90多分鐘的時間，動用2000個演員和35個房間，在排練7個月後，才用一個鏡頭完成了對蘇俄200年近代史的重現。

事實告訴我們，只要資金充足，要完成這種鏡頭有難度，但不是不可能。

但這種技術就像李安近幾年追求的120幀技術一樣，如果沒分清它真正的應用場合，結果只會適得其反。

從他用到新技術的新片得到的兩極風評來看，這種嘗試有些費力不討好。

反觀《1917》，門德斯和迪金斯這次顯然賭對了。

因為這種“一鏡到底”的概念作用到戰場上，立馬賦予了觀眾極強的代入感。

一些人看完表示，電影的“遊戲闖關感”十足。

配合上影片出色的配樂和氣氛烘托，一場電影看下來，觀眾的情緒始終能融入到劇情中。

據羅傑·迪金斯自己在採訪中表示，開拍前，為了配合後期剪輯點，他會和演員提前進場排練。

大量的排練。

排練包括演員和各部門的走位配合，大家相輔相成，才能完成這部帶有舞臺劇性質的作品（不能暫停）。

因為包含太多未知因素，拍攝過程中面臨的突發問題簡直就是家常便飯。

在一些長達8-9分鐘的長鏡頭中，有時涉及13次攝影機交接轉換。

能將畫面轉換得如此天衣無縫，也多虧二人實戰經驗豐富（他們之前合作過類似題材——《鍋蓋頭》）。

當然了，一部電影不能只看技術層面帶來的感官體驗。

客觀而言，《1917》最大的硬傷就在於視角的極度私人化（影片靈感來自導演家屬的一戰經歷），導致影片缺少多維層次來審視其表現的戰爭。

這和1930年反映同一場戰爭的《西線無戰事》可以說形成了鮮明對比。

後者通過一批童子兵，讓人看到戰爭中對生命的殘酷磨滅和它的非人性特質。

也因此，才誕生了後來那段經典的“與其為國去死不如活著”的經典獨白。

當然了，對於參與戰爭的人而言，是否願意付出生命去捍衛，得根據其所處立場而定（侵略方還是被侵略方）。

但這類題材慣有的反戰思維，在《1917》中，卻被一種不易察覺的浪漫主義腔調替代。

對於一場奪去過全球1000多萬人生命的戰爭，這樣的視角顯得有些不合時宜。

與此同時，將注意力放在強視聽、弱敘事的範疇，也很容易讓作品丟失玩味空間。

和《敦刻爾克》類似，兩部電影都嘗試用形式上的感官刺激，替代文字蘊含的敘事資訊（即大量留白）。

但內容的不豐滿，則讓形式難免顯得空乏。

我佩服門德斯和李安這樣的技術先驅。

他們勇於嘗試，敢為人先。

但另一方面，通過對影史上那些經典作品的重溫，我們更加明白：

一部型別片的優秀，絕不僅僅靠某方面的凸出表現。

它一定得綜合表現更搶眼，才能符合人們對“優秀”二字的定義。

這麼說起來，《寄生蟲》也許在技術細節處理上不如《1917》完美。

但能夠結合福斯關心的議題取得商業和藝術的微妙平衡，大概就是它為何能一直從去年一直火到頒獎季的一個原因。

門德斯輸給這樣的對手，不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