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設《寄生蟲》穿越時空，提早五年去到了奧斯卡舞臺，以同樣的品質，最佳影片恐怕是很難拿下的。

2016年初，奧斯卡再一次遭遇到了外界的批評。因為連續兩年的四大表演獎項沒有黑人演員獲得提名，包括威爾·史密斯、斯派克·李等大咖宣佈不參加頒獎禮，社交網路上颳起了一陣“OscarsSoWhite”的風潮，甚至有人在奧斯卡舉辦地杜比劇院附近示威，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下稱“學院”）被掛上了種族歧視的標籤。

不只是黑人群體不滿，在頒獎禮過後，因為主持人克里斯·洛克疑似在言語中對亞裔兒童透露出嚴重的種族歧視，李安當時與其他亞洲電影工作者針對此事向學院遞交抗議信，對奧斯卡拿外界對亞洲人的刻板印象當作笑柄，感到震驚和失望，並且質疑學院根本沒有接受“OscarsSoWhite”的批評。

注意上文寫到的是“再一次”遭遇到了外界的批評，奧斯卡備受爭議是常有的事情，2011年第83屆的時候，《國王的演講》擊敗《社交網路》拿到最佳影片，學院就被噴太保守，缺乏創新精神。

不說主持人言語不當的個人行為，獲獎影片風格單調老套，提名白人演員佔多數，都與奧斯卡的評審團有著莫大的關係。

所有學院會員都是奧斯卡的評委，他們以投票的方式進行評獎。2015年之前，學院的會員數量一般在6000位左右。比如2008年第80屆，就有5829位評委之多。

這似乎要比戛納等電影節的10人左右的小型專業評審團要“公正”多了，至少避免了個人品味的影響。但實際上以前的6000人評審團大多數都是“一類人”，他們有著類似的價值觀的審美。

2012年第84屆奧斯卡的時候，洛杉磯時報就做了一份學院會員組成的資料分析，結果顯示，會員平均年齡62歲，86%大於50歲，94%是白人，77%是男性。

加里·奧德曼曾嘲諷金球獎評審團是“90個無能之輩”，奧斯卡評審團則一直被外界嘲諷是“老白男”。

如此一個評審團，也難怪超級英雄電影始終難登大雅之堂，黑人影帝只有屈指可數的4位，黑人影后只有1位，獎項評選與世界電影潮流漸行漸遠了。

試想如此一個評審團，《寄生蟲》真的還能和那些針對評委口味炮製的“衝奧電影”平起平坐麼？

那形勢自然是不容樂觀的。

與其說今年南韓人創造了歷史，不如說是奧斯卡給了南韓人一個機會。

《寄生蟲》奪得最佳影片的主要因素，可以細分成五種。

第一是自身品質，這是奧斯卡的敲門磚，各站高居不下的評分便是一種證明。

第二是選題，貧富差距的問題在世界範圍內具有普適性。

第三是戛納金棕櫚獎的加成，令到美國發行方Neon的公關效果更上一層樓。

第四是奉俊昊在好萊塢的學習成果，和好萊塢影人的合作使他更了解西方的電影技巧，併合理運用，所以他的《寄生蟲》比《燃燒》吸引到更多元的觀眾，能拿到《燃燒》未能觸及的獎項。

有了以上四點，那隻能說是萬事俱備，就像當年赤壁之戰，沒有東風的幫助，戰事的結果或許大有不同。

第五點，奧斯卡的改革風潮，評審團近幾年的大規模擴容，就是幫助《寄生蟲》一騎絕塵的東風。

在2016年初陷入“OscarsSoWhite”風波之後，學院方面很快做出了行動迴應質疑，具體的措施是，增加學院會員的邀請人數。

2016年新增了683名新會員，是2015年322人的兩倍有多。新增加的會員中有41%為有色人種。

這很可能直接影響了2017年奧斯卡的最終決選，黑人電影《月光男孩》藉著“東風”，最終以微弱優勢戰勝了大熱門《愛樂之城》。

雖然《月光男孩》的勝利又引來了“過度政治正確”的新批評，但學院的擴容計劃並沒有受到影響。

2017年邀請774人，2018年邀請928人成為會員之後，奧斯卡的評審團總人數超過了9000人。

這時學院的邀請制度已經發生了本質上的變化。2015年之前，奧斯卡邀請新會員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填補退休或去世人員的空缺位置，所以評審團的人數才一直保持在6000人左右。

現在邀請新成員，目的顯然就是為了迎合平權，多元化的趨勢，甚至學院可能已經有了想讓奧斯卡從美國“走出去”的意向。

任何改革都是具有風險的。學院一直對會員數量保持控制，很重要的目的是要保持獎項的專業度和公信力。確實一直以來奧斯卡電影絕大多數都是品質優良，直到這幾年大幅擴容了評委人數，才出現了對獎項權威性的質疑和爭議。

2019年，純商業片《黑豹》獲得7項提名，並拿到3座小金人，這令到很多人都難以接受。實際上那時評審團已經多了很多新會員的選票，他們不是保守的“學院派”，加上迪士尼的強力公關，《黑豹》才能獲得更多的票數。

《月光男孩》的爭議沒有阻止學院繼續推行改革，《黑豹》的爭議也已經不算什麼了。

2019年，學院再邀請了842位新會員之後，奧斯卡的評委總數超過了一萬人。同時爭議聲又來了，在新會員的名單中，23歲的湯姆·霍蘭德也在其中，有人就認為他太年輕了，怎麼夠資格當評委呢？

其實還有比他更年輕的，2018年14歲的女演員奎文贊妮·瓦利斯也受到了邀請。

另外還有音樂屆的歌手阿黛爾也被邀請了進來，歌手對電影的看法肯定是不夠電影從業者那麼專業了。

確實，評委人數的激增會給奧斯卡帶來權威性下降的風險。

但一味地固步自封，對奧斯卡來說是更危險的。

進入網際網路時代，人們接受的資訊量多了，奧斯卡也已經不是什麼非得關注的事情了。一個最直接的影響是，奧斯卡頒獎禮的收視率一降再降，屢創歷史新低。

如果還是年年把獎項頒給福斯不怎麼關注的電影，只是符合6000位“老白男”品味的電影，那奧斯卡的影響力也會逐年下降，很可能最後只剩下美國人自己關注，走向末路。

奉俊昊在頒獎季前就直言，奧斯卡一直很本土化，沒拿到也沒什麼大不了的。

奧斯卡本質上是一個“美國電影獎”沒錯，但不可否認，它的影響力卻是世界性的，比戛納等國際電影節的知名度還要大，很容易會被人誤認為是電影節的世界盃。

奧斯卡失去影響力，是美國電影工業的一大損失。想想世界最有影響力獎項是美國人辦的，那美國電影自然就是世界不可或缺的。

像我們香港金像獎有影響力，也是得益於香港電影工業的強大。只是隨著香港電影的沒落，金像獎沒有做出有效的改革措施，依然死守港片，最後就只能和港片共存亡了。

如果哪天好萊塢不行了，美國人手中還能有一個奧斯卡。他們仍然能在世界電影占據一席之地。

所以對美國人來說，繼續保持奧斯卡的影響力是有必要的。學院不甘心奧斯卡辛苦累積的知名度毀於一旦，就必須做出與世界接軌的有效措施。

新措施所帶來的效果是立竿見影的。

2019年，非英語電影《羅馬》與一眾美國本土電影平起平坐。

2020年，除了《寄生蟲》，《痛苦與榮耀》也提名了除最佳國際電影之外的獎項，還要是最佳男主角的主獎項。還有北馬其頓電影《蜂蜜之地》同時提名了最佳紀錄片和最佳國際電影。

而2019年新增了一大批“國際評委”，國際電影便有了更大的奪獎希望。

然後，《寄生蟲》就比《羅馬》有了更大的東風，順勢奪取了非英語電影的第一個奧斯卡最佳影片。

不得不佩服奧斯卡確實是一個很能“知錯能改”的獎項，或許正因為學院願意聽取意見，做出改變，這個獎項才能保持著近百年不衰的強大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