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戛納電影節的最佳影片給了米開朗琪羅.安東尼奧尼的電影《放大》，這部電影是安東尼奧尼在商業上最成功的電影之一。

電影主角是一位攝影師，他玩世不恭，敏感謹慎，卻又充滿了迷茫和自負。在外出拍攝時，他無意間拍攝到一組照片，並意外的記錄下了一起謀殺案。照片的細節不斷放大，激起了攝影師尋找真相的慾望。

乍一看，這是一部懸疑電影，實則是安東尼奧尼的狡猾。他用了一個玩笑般的故事來傳達他對生活的哲學性思考——生活總是荒誕和不可知的。

荒誕產生於人類真實的渴望和世界無理性沉默之間的對峙。

主人公托馬斯是一名攝影師，他擁有讓人豔羨的社會地位和財富，他可以在工作室拍攝那些美好的肉體，可以駕車外出定格瞬間的精彩，還可以讓那些年輕的女孩兒成為自己的情人。

在任何看來，這都是近乎完美的生活，此時，托馬斯是真實存在的。他的生活軌跡正常清晰。

意外產生於一次外出拍攝，他遇見一對陌生情侶，拍攝他們親密的畫面。被女子發現之後，上門索要，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身體，托馬斯用一卷假的照片騙了女子。

在這裡我們可以假設，什麼樣的照片值得女子出賣身體？

在沖洗照片的過程中，托馬斯發現了祕密。他不斷放大照片的細節，直到發現那句躺在公園的屍體。

他帶著好奇去公園檢視，卻發現公園中什麼都沒有，一切都像一場幻覺。沒有屍體，沒有死亡，一切如常。

托馬斯用照相機記錄了一場謀殺案，卻很快什麼都沒有了。他將此事告訴朋友，朋友並沒有放在心上。托馬斯渴望得知真相，而世界在此時沉默了。

托馬斯無法得知自己記錄下的究竟是什麼，或許是一場夢，或許是一場陰謀。這不重要，重要的是為什麼要去尋找真相，真相代表著什麼，真相是否是真實的存在。

很多時候，當我們認真審視生活的時候，生活似乎總是不夠嚴肅，我們希望從中得到確定的答案，而生活反饋的總是未知和無解。我們需要真相，可真相在現實面前似乎毫無意義。

這是悖論，真實存在著的荒誕。

荒誕的真實下往往隱藏著真實的荒誕。

應該如何來定義電影中的主角托馬斯呢？

我們得先將時間拉回到六十年代。

六十年代有兩個哲學家非常重要，第一個是讓.保羅.薩特，他的存在主義讓很多年輕人重新開始思考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存在主義強調的是個人的非理性意識活動，就像托馬斯發現了那莊意外之後的心態。

第二個是阿爾貝.加繆，他的荒誕主義揭示了生活的本質，荒誕的本質是人對於世界的衝突以及對世俗的屈服，投射到個體存在上，就是絕望和虛無。當托馬斯發現膠捲和照片遺世之後，他便陷入深深的絕望和虛無之中。

托馬斯是真實的嗎？他在古董店裡買螺旋槳，只是因為擺在那裡好看。他和那名女子聊天時，說自己有妻子，有孩子，卻又否認。看到這裡，托馬斯的真實性也開始被懷疑，如果他是真實存在的，他又怎會不了解自己的生活。

如果托馬斯是真實的，那麼，他的所見所聞是真實的嗎？沒有了膠捲和照片，他的所見所聞是真實的嗎？沒有了證據，還有什麼能證實托馬斯所理解的真實呢？

這種矛盾戲謔其實就是導演安東尼奧尼對六十年代的哲學思潮的記錄。這一切不僅是托馬斯內心的真實寫照，也是整個六十年代的社會特徵：迷茫、混亂、無所依託。

我們談論荒誕總是從生活中的意料之外開始，其實所有的意料之外都是情理之中，而情理之中本身就是一種荒誕。

荒誕且不可知，或許正是生活的有趣之處。

托馬斯為了尋找那名女子，進入了一場地下樂隊的表演現場，在激情和亢奮中，托馬斯接到了樂隊吉他手扔下來的吉他。在眾人的哄搶中，托馬斯緊緊抓著吉他，可是離開之後，立刻扔掉。

一開始，我們會以為托馬斯是文藝青年，這一切都是因為他需要在這樣的環境中尋找靈感。當他離開之後，我們才發現，這只不過是一場意外。

影片的結尾處，托馬斯在失去所有線索之後遇見了一群嬉皮士，他們喬裝打扮，遮掩了自己真實的面容，在網球場進行一場虛假的網球比賽。托馬斯幫助他們撿起來落在場外的網球，此時，真實與非真實已然不重要了。

托馬斯開始接受這個荒誕的世界，真實的存在和存在的真實永遠無法統一，想明白這個問題之後，托馬斯開始和這個荒誕的世界和解，接受了這個世界的規則。

在安東尼奧尼的電影中，我們總能發現一些相似的主題，就是忍受倦怠和庸常的主角除了聲色犬馬的生活和物質財富追求之外，沒有什麼目標和精神追求。對於生活，他們只是在忍受。

電影史學家大衛.鮑得威爾對安東尼奧尼這樣評價：在安東尼奧尼的電影中，假期、派對以及藝術的消遣追求都無法掩飾主角目標與情感的缺失。

在《放大》中，這種“缺失”隨處可見，攝影師托馬斯可以擁有很多情人，但他對此思考不在意，他有足夠的財富，可他卻買了一個毫無意義的螺旋槳。對於家庭和婚姻，他只停留在想象中，幻想自己有一個妻子和幾個孩子。

沒有複雜的故事情節，甚至對話都是簡單而無聊的，大多時候“沉默”成了承上啟下最好的方式。安東尼奧尼並不是第一次在電影中用人物的行為來分析哲學觀念，但在《放大》這部電影中，這樣的分析尤其成功。

托馬斯和神祕女子代表的都是一類人，他們是被六十年代哲學思潮影響的一代。導演安東尼奧尼在他們身上植入了自己的哲學觀點，讓角色用行為和語言來闡釋，實現了哲學觀點和影像表達的完美契合。

電影的結尾，安東尼奧尼並沒有直接給出案件的結果，而是讓一切都回歸正常，這正是安東尼奧尼的高明之處。

不是所有的故事都需要一個確定的結局，用這樣一種荒誕的表達，巧妙地消解了電影本身的懸疑和緊張。故事就這樣結束了，又即將開始，沒有對真相的過分執著，在我們對這部電影感到的無所適從的時候，托馬斯溫柔的接受了這一切，給這場“玩笑”畫上了一個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