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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串的資料，讓我驚呆的同時又讓我腦海中浮現幾個問號：信仰究竟是拿來說說，還是拿來踐行？你奉為“至高無上”的究竟是佛還是魔？

同時，我想到了一部電影來解答我的這個問號，這部電影就是：《大衛·戈爾的一生》

《大衛·戈爾的一生》電影海報

豆瓣8.6，獲得53屆柏林電影節金熊獎提名，獲得少有電影贏得的“美國電影協會人權獎”，這些都說明了這部電影非同一般的特質，然而最有意思的是：

不看到最後一個鏡頭，這部電影在你的眼裡，很可能就是一部還不錯的驚悚懸疑片。

而當你看到最後一個鏡頭，整部電影會像大衛·戈爾的後半生一樣，來個大反轉，從“驚悚懸疑片”變成了“信仰勵志片”，而這時，也許你也會像女主一樣，拿到屬於你的“自由鑰匙”。

這便是你眼裡的《大衛·戈爾的一生》。

/ 當信仰拿來“說說”時 /

大衛·戈爾的前半生，無疑是光鮮亮麗、有聲有色的：

他是哈佛大學才子，雙料第一，畢業後一路飆升至奧斯丁大學哲學系教授兼主任，可謂年紀輕輕便聲名顯赫；他講課時，口若懸河，幽默風趣，就連枯燥難懂的拉康哲學，他都能讓學生秒懂其核心，成為眾多學子眼裡的“魅力教授”。

大衛·戈爾（凱文·史派西飾）

最為關鍵的是：這位“魅力教授”有一個堅定的信仰——擁護人權，抵抗死刑。

這個信仰讓他成為了反對死刑運動的優秀領導人，成為了英勇而仁義的“死囚守護者”，成為了唯一一名有足夠權威、足夠地位、足夠人氣和足夠才智來與德州州長進行直播辯論的嘉賓。

於是，有了這麼一場電視直播辯論賽：

正方：美國州長，政客，死刑擁護者。

反方：哲學教授，民間運動領導人，死囚守護者。

觀者：電影裡的電視觀眾和電影外看電影的我們。

誰贏了呢？

前半場，大衛·戈爾依舊滔滔不絕，口若懸河，還用希特勒名言下了個套，把老道的州長坑了進去，迅速贏得領先優勢，讓州長狼狽不堪；

下半場，在兩人唇槍舌戰到達高潮時，州長突然停住，拿出了一張紙和一隻筆，然後問了大衛·戈爾一個問題：

“好吧，你說吧，說一個你能證明清白的德州死刑犯，只要你能說出一個，現在我立刻廢除死刑制度。”

這位“魅力教授”、“死囚守護者”啞了，他盯著得意的州長，愣是說不出話。

他敗了，因為他可以滔滔不絕地說著“道理”，卻拿不出一個“現實”。

電影當然是一個“故事”，可這“故事”卻諷刺著我們多少人的“現實”：

A:你怎麼能不信佛呢？你不信，是要陷入“因果報應”的，讓我跟你說說“因果”吧，這是個大學問......

B:那你成佛了嗎？

A:......

A:你怎麼能不吃素呢？我現在一直吃素，吃素有很多好處，吃葷的人都不乾淨，沒有一顆仁慈的心，更不懂保護地球媽媽......

B:那你一輩子都乾乾淨淨不生病了嗎？

A:......

A:我的師父很厲害，他有“天眼通”，他可以加持你，我的一切都是靠師父加持來的......

B:那你自己有什麼用？

A:......

這樣的反問看似“不講理”，可是正是這樣的反問，往往把“說者”逼進一個“現實”:

信仰是拿來“說”的，還是拿來“踐行”的？

答案似乎百分百肯定是後者，而事實往往是：

我們絕大多數人都只是在“說”著信仰，還自以為是地認為這便是“踐行”信仰。

我們都是說客，如同這時的大衛·戈爾。

可是，當信仰只是拿來“說說”時，還是“信仰”嗎？

/ 當信仰拿來“懷疑”時 /

大衛·戈爾一生的轉折點，是當他被成為一個“QJ犯”。

QJ的物件：自己的女學生波林；

大衛·戈爾的學生波林（羅娜·邁特拉飾）

QJ的動機：與自己妻子不和，對貌美的、剛退學的女學生下手。

QJ的證據：女學生的控告、身體上的抓痕、下體內的精液。

可事實是什麼？導演讓擁有著上帝視角的我們看見：

汙衊的物件：老師大衛·戈爾；

汙衊的動機：波林求老師讓她及格，並且直言“願意為分數做任何事”，卻受到大衛·戈爾嚴厲而又諷刺性地拒絕，在無奈退學後決心開展報復；

汙衊的事實：酒會上誘引大衛·戈爾，主動發生關係，控告後又撤訴。

是QJ，還是被汙衊？

事實不言而喻，更何況女學生後來也主動撤訴了。

但問題是：

人們不需要“事實”去判斷一個人是否有“罪”，人們要的是“八卦”。

於是，因為這次“汙衊”，這位名噪一時的“哈佛才子”、“魅力教授”、“死囚守護者”失去了職業、失去了家庭、失去了兒子、失去了救濟，甚至失去了最基本的信任。

最直觀的，是這場大衛·戈爾與大學校長的對話：

大衛·戈爾：求你給我一個崗位，你知道我的課有多棒。

校長：現在誰都知道你是個QJ犯。

大衛·戈爾：她明明已經撤訴。

校長：撤訴？社會輿論不會認為是你沒幹那事，而只會認為你的律師比較厲害。

大衛·戈爾：求你了，沒有工作我無法見我的兒子。

校長：僱傭了你，我怎麼辦？整個學校都會說我僱傭了一個QJ犯。

這就是現實：

你是個怎樣的“人”，不需要“事實”，而是看你的價值、你的權勢、你的財富還在不在。

在這樣的現實中：

原本先出軌的妻子：起訴他，賣掉了房子，帶走了他最愛的兒子......

抵抗死刑運動的男同事、前領導：拒絕再讓他參與運動，痛斥他是個汙點，是個酒鬼，給組織的聲譽帶來毀滅性打擊；

原先的女同事：見到他，立刻關上車窗，加油門走開......

僅僅因為一個“汙衊的、撤掉的控告”，他由“魅力教授”、“死囚守護者”變成了“酒鬼”、“QJ犯”、“汙點”、“活該的死鬼”。

然而，正是在這樣的“反轉人生”中，大衛·戈爾才第一次深刻體會二個字的意義——“死囚”：

當他失去了原本在意的一切，他“死”了；

當即使知道事實的人們都不肯給他一個生存的機會時，他被“囚”了。

為什麼要成為一名“死囚守護者”？

直到這時，大衛·戈爾才明白“真正值得守護的到底是什麼”：

前半生的他，自以為是“死囚守護者”，可守護的不過是自己的名聲、自己的權勢，借一個“信仰”去裝點“守護者”的角色，借一個“仁義”去裝點“高高在上的教授悲憫那些低低在下的死刑犯”。

可當他真正嚐到了“被死”的滋味，嚐到了“被囚”的滋味時，“信仰”化為了“懷疑”，因為他看見了殘酷卻真實的世界。

“信仰”從此沒了嗎？

不，被懷疑過的“信仰”，才有守護“真實”的力量。

/ 當信仰拿來“實踐”時 /

大衛·戈爾一生的終點，是他決定“主動”去成為一個QJ犯、謀殺犯、死刑犯。

他和白血病女助理、牛仔精心策劃的這場“先奸後殺”案，就電影來說，它是一個絕妙的、吸引你看下去的倒敘式驚悚懸疑；

可是就“信仰”來說，導演其實一直都在平鋪直敘，讓你看見：

從“死囚守護者”到“被汙衊的QJ犯”，再到“成為一個死刑犯”，大衛·戈爾走過了一條從“說信仰”到“懷疑信仰”，再到“踐行信仰”的路，而路的盡頭：是他的“死”，更是他的“成”。

而當他“成”時，他已經沒必要再“說”了，留下的，只是別人的“說”。

而當一個人拿生命去“實踐”信仰時，即使這個人一個字都沒說，我們已然深深歎服。

這時，是靈魂對靈魂的撼動，超越一切語言。

所以是佛還是魔，你還分辨不出嗎？

看完電影最後一個鏡頭，閉上眼睛，再回過頭回味大衛·戈爾的一生：

電影的開始，是大衛·戈爾站在大學講臺上，神采十足地說：

拉康哲學的重點是：幻想必須超越現實，因為在你到手的那一剎那，你沒辦法也不會再想要它。為了繼續存在，慾望的客體必須永遠無法達成。你要的不是‘它’，而是對‘它’的幻想。

電影的結束，是大衛·戈爾安靜祥和地用生命去實證了他自己教導學生的話:

不要依據你達成多少慾望來衡量你的生活，而該以獲得多少真誠、憐憫、理性，甚至自我犧牲的時刻來衡量。因為到頭來，衡量我們生平輕重的唯一標準，取決於你如何看待他人。

慾望與幻想，是大衛·戈爾的前半生；

真誠與自我犧牲，是大衛·戈爾的後半生；

說信仰，是大衛·戈爾的前半生；

踐行信仰，是大衛·戈爾的後半生；

他用生命證實了拉康哲學，也用生命實踐了“死囚守護者”。

然而，在現實中，

前半生的大衛·戈爾，是我們的嚮往，楷模，榜樣；

後半生的大衛·戈爾，是我們短暫讚揚後的唾棄，是我們些許佩服後的鄙夷。

畢竟，“說”信仰，是容易的，是輕易就能獲“贊”的，

而“踐行”信仰，是要“命”的，是即使獻上了命還可能會受鄙夷的。

佛陀說“人身難得”，

那麼，這難得的一生，

我們是拿來“說”信仰，還是拿來“踐行”？

素說語：

如果只談電影，卻不談這部電影的導演，就有點可惜了。

因為戲裡面，你看到的是“踐行信仰”的大衛·戈爾，即使你被感動，也會想，這畢竟只是個虛構的故事。

而戲外面，你看到的將是“踐行信仰”的導演艾倫·帕克，因為這位導演就是一位死刑的堅定反對者，為了踐行他的信仰，為了抗議美國總統布什對死刑的支援，他冒著政治風險，拍攝了這部電影。

( 導演：艾倫·帕克)

版式：anny

#假活佛十年斂財近兩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