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看到這個標題，你笑了，說明你跟我一樣，都看了羅翔的脫口秀表演。

這個年底，他拿了很多獎，上了很多節目，獲得了很多榮譽，也發了很多言。

以我們這個時代的主流趣味而言，這是罕見的：一個法學家，居然因為本身業務太過紮實、居然因為法律解說得好，可以反串娛樂界。

而且還真的很歡樂。

比如，他年底的脫口秀首秀。第一次登上一檔娛樂節目，卻老道得要命，跟說了不知多少年脫口秀似的，貢獻了很多金句。

羅翔還是那個羅翔。

對於自己參加節目，他說：

「我不會搞笑，我是搞普法教育的。」

「脫口秀也不是法外之地。」

不，他就是來搞笑的，還很成功。

他拿發生在李誕、朱一旦，以及張雨綺身上的事開玩笑，絲毫沒有違和感，也不讓人感覺冒犯。

「李誕問了我一個員工解約的問題，朱一旦問了我一個合夥人退出的問題，張雨琦問了我一個擬定婚前財產協議的問題，一下子把我給問蒙了。」

結尾時，他意味深長地說了這麼一句：

「如果一個人標榜自己遵紀守法，這個人完全有可能是人渣。」

這句話，是最典型的羅翔風格。

他一直擅長的表達風格，就是在我們都熟悉的日常語言裡，輕輕一個急轉彎，拋給你一個認識落差。

當然，如果你想明白了，落差就會變成啟發或者洞見。

脫口秀裡的這句話，就有這樣的轉折：一個遵紀守法的規矩人，卻完全可以是人渣。

為什麼？

其實道理很簡單。因為法律只是道德的最低要求。一個遵紀守法的人，一輩子遠離牢獄之災，不曾被刑法撕咬，但不等於他就是一個高尚的人。

他可能是你生活裡認識、但絕不想打交道或結交的葛朗臺；

他也可能是一個絕不談原則是非、見好處就上、見壞處就躲的鄉愿；

他還可能是一個表面對你無比溫暖，背後謀算傷害你的答丟夫式（a classic Tartuffe）偽君子；

都不犯法，但可能都很人渣。

道德與法律的關係，被他說得明明白白。

你可能會想，法律就不能把所有的道德都保護起來嗎？

假如法律真的要把所有道德都保護起來，那麼按照羅翔的看法，這「看似善良的願望往往會把人類帶向人間地獄」。

假設你同意要用刑法保護所有的道德，那麼流氓罪就得迴歸，因為女孩子要自重、男孩子要檢點。如果做不到，那就嚴打。

80年代流氓罪嚴打時的情形，羅翔在他的《刑法學講義》裡列舉過一些例子，觸目驚心：

一個男青年給女友拍了些較為暴露的照片，死刑，女青年是共犯，有期徒刑；一青年酒醉路邊小便，流氓罪，15年刑期，還要送到新疆勞動改造。

《刑法學講義》

出版社：雲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0年

投機倒把罪要不要回歸？如果引用社會主義道德觀，根據剝削理論，商人沒有創造價值，如果靠倒買倒賣賺大錢，這不道德，要懲罰。80年代嚴打的做法要不要恢復？

類似當年溫州八大王（「線圈大王」鄭祥青、「舊貨大王」王邁仟、「目錄大王」葉建華、「五金大王」「螺絲大王」「合同大王」「翻砂大王」「電器大王」）這樣的商販，實際上用他們的機靈滿足了社會需求，是不是還得抓起來坐牢？

再想想，如果立法的人有宗教偏好，比如伊斯蘭教，那要把穆斯林的規矩也立法嗎？尤其關於女性的部分？

一旦法律對道德的保護到了這個地步，以至於事實上絕大多數人都做不到，那就等於逼人造假，逼著老百姓說一套做一套，天下將偽君子盛行。用孔子的話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所以，羅翔說，要把道德當作入罪的根據，那不但法律不會被普遍遵守，而且還會把人間帶入地獄。

那麼，法律尤其刑法，與道德之間的分寸究竟該如何把握？

對此，羅翔在他的《刑法學講義》裡有一個極精妙的說法：法益作為入罪的根據，而倫理作為出罪的依據。

理解前半句，需要解釋何為「法益」。

所謂法益，就是法律要保護的利益。

關於人類社會刑法存在的意義，有兩種說法，保護法益、懲罰對法益的侵犯，即是其中一種，被稱為「法益侵犯說」；另外一種說法，「規範違反說」，意思是刑法要保護道德規範，當道德規範被違反時，必須懲罰。

這兩種說法，在「法律是人對道德的最低要求」下，其實是統一的。比如不能殺人放火強姦、不能偷盜搶，這既是道德的最低要求，又是對別人利益的直接野蠻侵犯，所以刑法要予以懲罰。

但既然一致，就更應該強調「法益」，而不宜強調「道德」。

怎麼說？

這就要說到下半句：倫理作為出罪的依據。

也就是說，道德更好的用途，應該是用來原諒別人。

入罪用法益，出罪用道德。

推理下來的意思是，當一種行為被認定侵犯了「法益」時，不一定要當犯罪對待，因為有可能，這是道德意義上應該容忍甚至鼓勵的。

羅翔舉過一個張三例子。張三性侵一位女生，女生拼命反抗，一腳把張三踹到河裡淹死了。如果從法益角度，張三的生命權被女生侵犯了，女生為了保護她的性權利犧牲了張三的生命權，生命權要大於性權利，因此，按照「法益侵犯說」，入罪用法益，女生犯了故意殺人罪。

但道德上，張三對女生的性侵犯是必須要譴責的，因此女生的反抗在道德上是要鼓勵的，所以出罪用道德，應該用正當防衛豁免女生的行為。

還有更極端的例子。張三被人殺害，但公安機關不立案，他母親將張三腦袋剁下，提著人頭進京上訪，這時她母親構成侮辱屍體罪嗎？

從形式上，構成犯罪。從法益上說，侮辱屍體罪踐踏的是屍體的尊嚴或者相關人員感情的行為，相關人員指的是遺屬，在這個例子裡，恰恰是遺屬出於對張三的情感才去侵犯屍體，法律應當理解這種母子人倫關係，並以之寬赦張三母親的行為。

這也是「出罪用道德」的含義。

在羅翔的觀念裡，法律乃平衡的藝術，如此處理法律與道德的關係，將法益與倫理如此統一起來，才是相對完美的折中與平衡。

所以，就這麼一個娛樂節目裡的段子，其實包括了很多深入的思考。

而且說到這裡，其實還不夠深入。

為什麼要這麼小心翼翼的處理法律與道德的關係？為什麼要謹慎的限制法律的懲罰範圍？

刑法到底是啥？

也許剛從中學教育走出來的人，會順嘴背一句：...是一個階級統治另一個階級的工具。

或者你是不是會同意這樣的解釋：刑法的使命就是打擊犯罪？

如果你是這樣理解的，那你就要面對羅翔這樣的反問：如果一切都為了打擊犯罪，那為什麼還要辛苦制定成文刑法？

對國家來說，沒有刑法條文，打擊犯罪不是更容易嗎？

沒有刑法條文，並不妨礙國家對犯罪的有效打擊，有了刑法條文，反而限制住國家。從這個角度來說，刑法簡直多餘。

張三年輕的時候曾經強暴過一個7歲的女孩，這個女孩要到28歲了才有勇氣去舉報，張三被公安訊問的時候也承認了強姦，但是已經過去了21年，而刑法裡最長追訴時效是15年（除非犯的罪可以最高判到死刑或者無期徒刑，那也只能延長到20年），請問怎麼辦？

你會不會恨得直咬牙？用羅翔的表達，是不是應該法官拍案而起，下令把人渣張三拖出去，犬決，這樣才能大快人心？

如果刑法就是打擊犯罪的工具，那這麼礙手礙腳的刑法，的確無法理解為何有存在的意義。

因此，還是要追問： 人類為什麼要有刑法？

羅翔說，刑事法律要遏制的不是犯罪人，而是國家。

所以，儘管刑法規範的是犯罪及其刑罰，但針對的物件是國家。因為，不受約束的刑罰權，比犯罪更可怕。

引用羅翔《刑法學講義》原文吧：

刑殺之權是一種由國家壟斷的暴力。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無論哪種政治體制下的國家權力，都有濫用的可能，至善至美的權力只存在幻想之國，世俗的任何權力都不可能沒有瑕疵。

人性有幽暗面，人類並不完美。

國家壟斷的暴力，總是掌握在某個具體的人手裡，當這種權力不受限制時，有可能會給社會造成比具體犯罪更可怕的後果。

所以要用刑法的明確規定，來約束國家的無限權力。這叫「罪刑法定」原則，也就是要用刑法條文，對國家權力做嚴格的約束：法無明文不為罪，法無明文不處罰。

中國人民熟悉的老朋友基辛格也曾經寫過這樣的句子：

「政治的最根本問題......不是控制邪惡，而是限制正義.」

（The "most fundamental problem of politics ... is not the control of wickedness but the limitation of righteousness.”）

正義要被限制，因為在無限追逐正義的過程中，權力會被濫用。

而權力不被濫用，人民才有自由。

合格的法學家，都要洞察人性的弱點，理解世界的複雜，然後接受有瑕疵的正義。

羅翔當然是一個合格的法學家。

而且，他的語言還非常妙。

他擅長講述世界的複雜場景，講述人性的各種弱點，然後在你認知的邊界，突然轉折，讓你獲得啟迪。

再回到法律與道德關係的例子。

既然法律是是「最低的道德要求」，那麼合理推理是：「道德高於法律」，同時，「法律還應該是道德的」。

你會同意還是不同意？

不管你「同意」還是「不同意」，羅翔都會告訴你，「同意」就不是一個單純的事實問題，而是一個價值判斷問題。

只要「同意」，其實就已經帶了價值判斷。

在他一席談的演講裡，有非常有意思的一段發揮。

我們肯定都會同意，我們是人。

但請問，我們憑什麼說我們是人？要從什麼時候開始才算人？

一般都會回答：從出生開始。

那什麼叫出生？

母親懷孕第一次陣痛？還是全部脫離母體？還是嬰兒生產時全部露出？部分露出？

每一種回答都會帶來不同後果。

比如，如果採取「全部脫離母體時才能算出生」，那如果一個重男輕女的父親，在嬰兒出生露出部分時發現是女嬰，不要，掐死，塞回去退貨，這可以嗎？算不算殺人？

還有人到什麼時候結束？是心臟停止嗎？還是腦死亡？

如果心臟停止算死亡；那張三父親已經腦死亡了，但心臟沒停，張三沒錢繼續維持父親的這種狀態，他能不能拔掉生命維持器？如果拔掉了，他父親心臟停止了跳動，請問，他算不算殺人？

世界如此複雜，到處充滿了帶價值觀的偏見。因此，羅翔說，作為法律人，眼中永遠都是價值問題，沒有純粹的事實問題。

法律無法非黑即白，法律只是在各種複雜偏見中找到一個平衡點。

我們也不能用法律承擔對自己的所有要求。

因此，羅翔才要強調：

「法律其實解決不了所有的社會問題，因為法律只是對人最低的道德要求，更為重要的是人內心的道德準則。」

他說：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依然需要聆聽康德的偉大教導，我們依然要去思考什麼是我們所敬畏的，我們是不是依然能夠像康德那樣，始終對兩件事情保持敬畏，一是頭頂璀璨的星空，二是心中神聖的道德法則。」

羅翔是通透的。

他踩在我們認知的邊界上，然後又用他幽默的例子與語言，帶著我們再往前走了一兩步。他總能找到合適的語言，用他的專業思考，既把我們的情感與理智的衝突點出來，又找到一個合理的化解途徑。

有時，有了他的表達，竟有一吐為快的代入快感。

他簡直彙集了我們對這個時代的情感訴求。

他自己也有所意識，還在《十三邀》裡用他特有的幽默方式談到：

「當你的一些理論迎合了這些出廠設定，老百姓會覺得，你說出了我想說但表達不出來的話。」

他的「紅」，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

以往，人們常覺得法律與自己無關，刑法更是與自己八杆子打不著。

但一次次公共事件的爆發，「杭州保姆縱火案」、「張扣扣案」、各類性犯罪案......

人們逐漸意識到，我們與惡的距離，竟然那麼近；

我們與法的距離，竟然那麼遠。

社會的法律意識在萌發，而公眾的法律常識，仍是空白。

這是羅翔成網紅的必然原因。

換句話說，社會需要羅翔這樣的人。也許沒有羅翔，也會有李翔、張翔，來承擔這樣的普法角色。

但能紅成這樣，能出圈得到各類人群的喜歡，也少不了羅翔的個人魅力在內。

比起硬核的知識點和內容，強有力的邏輯，更加打動人心的，是他那些永遠都有一個「法外狂徒張三」為主角的搞笑段子。

笑與獵奇是一種緩解心理應激反應的方式。「法外狂徒張三」的系列法律段子，本身是一個個悲慘的社會事件或是一些假設的悲劇，但卻能讓人又笑又淚。

這種反差，有時讓人想起《十日談》這本書。

《十日談》這本書，充滿了讓人捧腹和獵奇的故事，但薄伽丘寫作的時候，卻是在黑死病蔓延的中世紀。

時代一片黑暗與絕望，薄伽丘卻偏偏從瘟疫裡得到了啟發，寫出了取樂的段子。

為了躲避瘟疫的年輕人，在廢棄的屋子待了兩週，他們互相講故事取樂。

桑德羅·波提切利的作品《松林中的宴會》，這幅畫描繪了《十日談》中第五日的第八個故事。

比如第三天的第八個故事，有個院長愛上了一個農民的妻子，就把農民囚禁了，等農民的妻子懷孕了，又把他放了做孩子的爸爸。

還有像第四天的第一個故事，一個親王殺死了女兒的情人，並取出心臟給女兒吃，女兒痛苦地用眼淚和毒液浸泡了心臟，一飲而盡。

這樣離奇的故事在《十日談》中比比皆是。根據薄伽丘自己的說法，他這本書說的故事是：

「悲苦到了盡頭，也會湧起意想不到的歡樂。」

羅翔的段子何嘗不是如此。

法外狂徒張三，能帶給人歡樂，其實正是人們在生活中備嘗辛苦。

他今年在B站領獎的時候，對張三道歉，同時又強調，我們人人心裡都有一個張三，我們要控制內心的張三。

人心隱藏著整個世界的敗壞，你無法避免心動，但千萬不要行動。

他有內省。

他的法外狂徒張三火了，他也火了，但他並不那麼樂觀。

在《十三邀》與許知遠的對談中，許知遠問羅翔是否習慣了這種新的、更大的舞臺，他說：

「很多人所謂的被你影響，那只是片刻感動了，最後還是投入到自己以前的生活。」

而當許知遠問到，羅翔是否會認為人們聽他的課，會真正對法律感興趣時，他又說自己「沒有這種幻覺」。

他開玩笑說過，學刑法最崩潰的時刻，這個問題明明講過，你還笑過，但是你就不知道怎麼做。

聽他課的人肯定不乏「娛樂至死」的消費者，雖然是法律段子，也是段子，聽過、笑過就拋在腦後，忘了。

他想告訴人們，法律是什麼，道德是什麼，他也想告訴所有人，讀書有多重要，想為所有人推薦沈家本的《歷代刑法考》。

他的段子是歡樂的，但刑法本身是嚴肅的，其背後是一系列社會悲劇和需要反思的現實事件，而在他以法學家成功出圈到娛樂圈之後，也許對法律精神的社會普及，可以有某種期待？

薄伽丘在瘟疫下為人們帶去了歡樂，但這種歡樂並非只是消減了恐懼，還帶來了觀念的變革。

隨著《十日談》的出版，人們開始反思死亡與生命、愛情與慾望、自由與信仰......

它成為文藝復興最明亮的一抹色彩，使人們廣泛反思過去走過的彎路和產生過的悲劇，並找尋到更為光明的前路。

羅翔與「法外狂徒張三」，是僅僅為人們帶去了「片刻的感動」，還是鋪墊了更長久的法律意識？

還可以觀察，可以期待。

當然，我們不應放棄期待，但也不能過高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