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蠻野一家》狼群家族在阿拉斯加荒島

雖然表現的內容多樣，但主旋律就是一條——他們展現了極致的獨立性和對野性的熱愛。一群不尋常的人們離開了文明社會，選擇了獨自一人（或一個家庭）在諸如阿拉斯加、阿巴拉契亞山脈、落基山脈等美麗、原始且惡劣的地方生活。在那裡，他們失去了日常的便利和安全的保護，不僅必須盡一切可能狩獵、捕魚和耕種才能生存，有時候甚至連上廁所都需要端一把獵槍，以防範諸如熊、豹，乃至惡人之襲擊。在他們所居住的世界裡，最近的醫院必須乘坐飛機，最近的小鎮需要數十小時的車程，更有極端者甚至沒有汽車，即便是最近的鄰居，也需要騎馬、雪橇或步行穿越河流和山脈，花費數日方可到達，路上更是艱難險阻，險象環生，不亞於貝爾的一場荒野求生。《零下極限生活》中的女主人公蘇艾肯斯就是隨身攜帶大口徑左輪手槍，“沒人想被熊攻擊，大部分人不需要擔心這事，大部分人不需要想這事，但我需要”，“我最近的鄰居在……不曉得……南方300到350公里吧”，“我最近的鄰居可能就是門外的一頭熊”，“如果我去上廁所，如果在整理營地周圍，不管做什麼事我都會隨身攜帶這把槍來自保，可能繞過轉角就有一頭狼衝過來……有一次我正在上廁所就被攻擊，我在原地躺了十天才被人發現。”

《零下極限生活》女主人公蘇艾肯斯在講述自己的鄰居

將自己和家人置身於危險的荒野，並自得其樂的追求之和嚮往之，這是為何呢？原因並不複雜，這些人極其重視自己的自主權，將來自他人的“管理行為”視為對自身自由的干擾，並極度排斥國家法律和政策的約束，《冰湖浪人》的開篇就是揭示了這樣的心理，“在距離北極圈320公里的加拿大寒帶，有一群浪人離開陸地的法律來這裡在水中打樁蓋屋，報酬是自由生活，不受當局管理，不必繳稅，沒有公用事業裝置。他們都選擇這樣的生活，和隨之而來 的挑戰。”《阿拉斯加最偏鄉》的開場也有類似的話，“在阿拉斯加的荒野深處有一座全美的最後邊境城鎮——麥卡錫鎮”，“麥卡錫鎮是世界的盡頭，你必須非常小心，因為每一天都可能有生命危險”，“麥卡錫的居民努力維護他們的生活方式”。《原始拓荒客》的原名則是“Live Free or Die”。他們尋找“自由”的方式，就是要遠離稅收，遠離公共設施，乃至遠離可能導致干擾其自主權的人類社會，並願意為此付出安全、辛勞和冒險的代價。其實他們並不排斥與他人協作，為了能在偏遠地區生存，他們也互相依賴，團結在一起，從基本的東西，如以物易物魚類或肉類，到重大問題時候的互相協助，如相互救援或大型基建。但他們終究排斥外來社會介入，對任何改變蠻野狀態的舉動都十分焦慮，尤其排斥國家的管理和安排。雖然這隻美式生活的次文化，但或許也是美式文明的對“自由”和“高尚”生活的極致表達，在美式的主流文化中，持槍自衛也是老百姓的基本權利，射殺非法進入者也是理所應當。對“自由”的這樣一種定位，也很好顯露出中美兩種文明體系對“自由”內涵認識理解的差異。

《阿拉斯加最偏鄉》吉瑞米·科勒對擅自闖入者發出警告，他們對外來人充滿警惕，對現狀改變充滿憂慮

《冰湖浪人》史蒂芬·賀維尤跳入結冰的湖中修理船屋，如果沒有厚重潛水服的保護，冰湖可在十秒內奪走他生命

相比之下，中華文明的國民心理對“自由”的理解更傾向在“安全”的框架內進行，並願意在國家的管理下有序工作，其典型表現就是國人在抗疫過程中的團結和合作，主動約束自己的言行自由，並願意貢獻自己的隱私，配合國家的抗疫工作。在國人眼中，女孩能打扮得漂漂亮亮在深夜安全自在地行走於偏僻的小路上是自由；自我隔離或出門戴口罩、不聚集，以配合嚴苛的抗疫措施，避免被病毒傷害也是一種自由；路上有很多監控，避免被搶劫、盜竊乃至暴力傷害，幾乎是一種共識的自由……反之，危險才是侵害自由的最大因素。與前述的美國人所追求的相反，很多國人選擇住在荒野，其實是能力侷限的所致，一旦有機會他們仍願意與外界溝通，擁抱現代文明，並積極改變蠻野現狀。因此，為了安全，國人會積極渴望有效的管理，除了外出打工寄錢回家改變現狀，他們期待國家有更主動的作為（如精準扶貧、掃黑除惡），以抗拒自然災害和避免惡人侵害。更高層面，國人則有富國強兵、保家衛國、抵禦外敵的強烈寄託，這與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自尊卻忍受了百年屈辱密切相關。

廣州夜市：能夠安全自由的擼串逛街，是中國老百姓對自由的基本要求

西安夜市：能夠安全自由的擼串逛街，是中國老百姓對自由的基本要求

為什麼兩種“自由”有如此大的差異？根源可能在於文明建立方式的不同，實可總結為農耕文明和遊牧文明的差異。在農耕文明地區，水利工程被視為第一需要，就中華文明而言，水利工程是文明起點和強盛基礎，中華文明發端於黃河流域，第一個國家政權（夏啟政權）則是全面覆蓋九州的水利工程——大禹治水的產物，大禹治水就是舉華夏之力而為之。此後歷代，凡有盛世必有輝煌的水利工程為標誌和支撐，秦國有都江堰、鄭國渠和靈渠，並奠定強漢四百年基業；京杭運河得益於隋朝的強大國力，更是成為唐宋盛世的基礎，有唐一朝僅江南興建和修復的水利工程，就大大超過了六朝的總和；元朝更是對京杭運河進行大規模改造，重構明清的經濟版圖；在青年康熙大帝的書房中，牆壁上寫著三藩、河務和漕運，水利工程佔三分二；共和時代，基建狂魔的水利成就更是驚世駭俗，三峽工程、南水北調，又規劃藏水入疆等等。盛世必有水利，而水利必依賴盛世，兩者的結合點正是有效治理——強大精幹的管理機構、高度協同的組織能力和井然有序的社會環境是興建大型水利設施的基本條件，而這些要素也成為這種文明體系下的審美基本標準，這就養成國人極度適應管理和服從安排的國民心性，並將倉廩實、衣食足和國泰民安作為“自由”“幸福”的必要前提與基本核心。

傾華夏九州之力的大禹治水，他的兒子夏啟建立了中國第一個政權

強大的秦國中央政權成就偉大的都江堰

京杭大運河：統一的國家和強大的中央政權，缺一不可

回看遊牧文明，雖然一旦統一就能爆發出“上帝之鞭”的威力而橫掃東西，典型如阿拉提和成吉思汗，但部落間的分裂和征伐卻是常態。在這種環境的孕育下，“冒險開拓”和“反抗控制”成為基本核心，這也形成部落群體和個體之間的“自由”源頭。就美國而言，“五月花號”上的102名清教徒就是以遊牧冒險的模式在美洲大陸開啟建國節奏，開疆拓土的“西進運動”更是鼓勵普通民眾進行遊牧冒險和跑馬圈地，並與印第安人展開血腥的土地爭奪戰，之後，政府再以保護人民為名義，派遣軍隊和民兵透過劫掠、誘導、欺騙、屠殺等野蠻方式對印第安部落進行殘暴的摧毀和滅絕，最終奠定現今美利堅合眾國政治版圖的基本架構。即便本土太平，美國的國土廣袤，地廣人稀，發達的農業並沒有改變遊牧文明的核心，相反呈現出遊牧文明形式的農耕文化，其典型符號就是牛仔和穀倉；美國軍艦在穿越赤道時依然升起海盜旗，向先輩的冒險精神致敬。可見，美國的建立和發展強大就是透過宣揚個體自由，鼓勵遊牧冒險，來實現開疆拓土和資源爭奪的，而政府往往儘量避免約束個體行為，之後再利用這種“冒險自由”的結果順勢而為。特別是在完全壓制印第安人後，美國幾乎再無強敵，鮮有來自國外侵略的刻骨銘心屈辱和仇恨，在民眾心中，對其自由的最大威脅來源就是其各級政府，而時刻警惕政府也就了他們的基本心理。在這種心理作用下，即便面臨巨大的公共風險，政府也儘量“明哲保身”而不敢施行“科學”措施，避免留下侵犯“自由”的把柄，而選擇毫無作為的“群體免疫”，畢竟連是否戴口罩都是“自由”的議題。

牛仔：美國農民的形象代表

穀倉：美式農場其實也是牧場

不難看出，雖然“自由”是中美兩國的共同追求，但兩方對“自由”核心的理解有著天壤之別。換言之，“自由”可以用相同的字眼表達，也可以有著相同的心理體驗，但兩國國民對其內容要求和追求方式卻是截然相反的。可以深思的是，美式的自由是中國國民所追求的目標嗎？美式自由的實現方式是中國國民所能接受的方式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因此，如果沒有對“自由”有量體裁衣般清晰認知，就可能陷入盲人摸象窠臼，在追求自由的路上南轅北轍。同樣，如果沒有認清自由和文明的差異，而不分青紅皂白的強行傳教式推廣自己所熟悉的自由模式，將其他文明的自由模式視為異端並顛覆之，也必將播下動亂的種子，乃至引火上身，敘利亞和利比亞動亂後的歐洲難民危機不就是如此嗎？對於我們而言，我們需要清晰認識我們所追求的自由型別，尋找不足，堅定方向，盡數代人之奮發努力，紮實前行，中華民族之復興並不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