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天我們或許在為小行星是否會撞擊地球而恐慌，抑或為四年一遇的一天而興奮。

這兩種情緒也纏繞著2月底的這兩個國際知名電影節。

巴黎時間2月28日，第45屆法國凱撒獎落下帷幕。

柏林時間2月29日，第70屆德國柏林電影節獎項揭曉。

前者因為羅曼·波蘭斯基新片《我控訴》獲得最佳導演及最佳改編劇本獎而引起場內嘉賓離席、場外民眾抗議。

當然從影片入圍開始反對的聲音就一直存在。

根源還是導演波蘭斯基的性侵事件。

後者從不滿主競賽單元評審團主席人選傑瑞米·艾恩斯的早期不當言論開始。

再到開幕前幾天證實創始人阿爾弗雷德·鮑爾曾為納粹德國宣傳部高官。

這使得政治色彩濃郁的柏林電影節也籠罩在納粹的陰影之中了。

羅曼·波蘭斯基與法國凱撒獎

2019年9月，電影《我控訴》入圍第76屆威尼斯電影節主競賽單元，而且獲得了評委會大獎和費比西獎最佳影片獎。

當時就有媒體人很是不滿，英國文化記者安妮塔·辛格憤怒地表示：“主競賽單元的21部電影中只有兩位女導演，紅毯專門為羅曼·波蘭斯基鋪開。威尼斯電影節做的‘真好’！”

這句話裡有對“性別配額”的不滿，更有對有“性侵醜聞”的導演入圍的指責。

由於波蘭斯基還在美國法院的通緝之中，而且義大利和美國簽有引渡條約，所以導演並沒有到場參與首映及領獎。

這部電影於2019年11月13日在法國上映。

而就在11月9日，法國女演員瓦倫丁·蒙尼爾在《巴黎人報》指控波蘭斯基在1975年於瑞士格施塔德的別墅中暴力強姦了她。

當時她只有18歲。

波蘭斯基的律師對這發生在44年前、而在影片上映前突發的指控表示強烈抗議。

而這位控訴者說正是因為這部《我控訴》即將上映促使她決定公開。

她懷疑這部講述20世紀法國上尉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被錯誤關押的電影，其實是波蘭斯基在“粉飾”自己的歷史。

除了發生在1977年的性侵案件外，這些年波蘭斯基還被多位女演員指控其在1972年、1973年、1983年性侵過當時還未成年的自己。

當然這些指控都因為超過了最長訴訟時效（20年）無法立案偵查。

關於1977年的案件過程以及波蘭斯基逃離洛杉磯的經過，導演瑪蓮娜·齊諾維奇與HBO曾在2008年製作了名為《羅曼·波蘭斯基：被通緝的和被渴望的》（Roman Polanski: Wanted and Desired）紀錄片。

其中採訪了事件的當事人以及案件的律師、檢察官，披露了大量細節。

這部紀錄片還獲得了當年聖丹斯電影節“美國紀錄片最佳剪輯獎”，想了解詳情的可以前往B站觀看。

2009年，羅曼·波蘭斯基委託其律師向美國法院提出免罪申請，要求重新審視當時的判案過程。

而就在當年9月他因出席電影節頒獎儀式前往瑞士，蘇黎世電影節將為其頒發導演終身成就獎，結果在機場戲劇性地被瑞士警方逮捕。

後來因為美國檢方沒有出示一些關鍵材料，瑞士當局以“技術性錯誤”為由，宣佈解除對他的軟禁，於2010年7月12日重獲自由。

這一過程也被同一位導演於2012年製作成了紀錄片，名為《羅曼波蘭斯基：罪者出列》（Roman Polanski: Odd Man Out）。

其實在2017年，羅曼·波蘭斯基曾同意擔任法國凱撒獎的主席，最終在婦女團體組織的強烈抗議聲中，波蘭斯基擔任主席的任命被撤回。

在某次採訪中，他曾說到這件事情。

他說自己已經認罪，而且不管是在美國還是瑞士被監禁和軟禁的時間“已經比當時法庭承諾的多了四到五倍”，而且“在過去的30年來，薩曼莎·蓋默（當事人&受害者）一直在請求結束這個案子。”

再次回到2020年的凱撒獎，法國媒體稱讚布拉德·皮特婉拒凱撒榮譽獎的舉動。

而這位憑藉《好萊塢往事》摘得最佳男配角的男神在昆汀的安排下，和小李子在電影中用噴火槍幹掉了“曼森家族”，以免1969年發生在波蘭斯基家的慘案發生。

2月16日，凱撒獎組委會成員集體辭職也是對這部影片入圍的一個迴應。

組委會這麼做是立場鮮明、政治正確，而評委會給予這些獎項，是堅持專業、公平公正。

上述兩者的衝突或對立，我們或許無法在現場感受，但豆瓣短評幾乎還原了某個現場。

仔細想想，柏林電影節的遭遇似乎也是同樣的問題。

阿爾弗雷德·鮑爾和柏林電影節

柏林電影節是冷戰的產物（當然很多電影節都是），所以政治是壓倒性的主題。

1950年，美軍駐柏林資訊部旗下的電影辦公室負責人奧斯卡·馬泰（Oscar Martay）倡議美國出資辦柏林國際電影節，以強化其意識形態滲透軟實力。

西柏林的風聲剛傳出，東柏林就宣佈在每年夏天舉辦國際青年電影節。

阿爾弗雷德·鮑爾（Alfred Bauer）成為西柏林被選中的人。

他德國烏髮電影公司、德國電影局顧問、英國電影局顧問的經歷以及電影史學家的身份，讓他最終全權負責柏林電影節創辦事宜。

雖然當時就有人指出他和納粹政府的密切關係，但美國人馬泰力排眾議，最終鮑爾從1951年首屆電影節主席一直做到1976年退休。

長期以來，他一直被視作柏林電影節的精神象徵，象徵著它開放、包容與博愛的核心價值。

1986年，鮑爾因病去世，翌年柏林電影節為了紀念他而設立了“阿爾弗雷德·鮑爾銀熊獎”，由主競賽單元評審團選出當年參賽片中最具“電影藝術新視角”的作品獲得此獎。

關於鮑爾身份問題的調查一直沒有停止。

直到2020年初，《德國時代週刊》通過梳理德國國家檔案館和柏林市檔案館大量史料，再次提出這一棘手問題。

而且他在電影局供職的三年並非1950年所說的“普通顧問”，而是戈培爾的高階幕僚，參與了對大量電影人的監控和壓迫。

他在戰後用盡辦法抹去戰時經歷的憑據，搖身成為“用藝術創作彌合意識形態傷痕”的藝術家代言人。

2020年的柏林電影節因為鮑爾的曾經納粹身份決定停頒鼓勵“電影藝術新視角”的獎項，似乎沒有人提出異議。

儘管反對納粹是絕對的政治正確，而電影藝術新視角是針對藝術作品和專業水準。

而眾所周知的威尼斯電影節，指導其創辦者或可稱為“威尼斯電影節之父”的正是義大利法西斯黨魁墨索里尼，當時還頒發“墨索里尼杯”。

這個人還奠基了羅馬電影城、成立了電影管理總局。

當你開著福斯汽車行走在高速公路上，會想到是希特勒提出了高速公路的概念，並且主持德國福斯汽車廠的奠基工作嗎？

如果想到了會不會把車扔到高速公路上呢？

當然也有人反對這樣的類比，認為汽車、高速公路與藝術品不一回事兒。

的確，很多技術性的、物理性的或者科學性的看起來都不帶有個人風格、不體現發明創造者人品。

再想想上述兩個電影節面臨的問題。

表面看起來是人品與作品的關係的爭論，但往往在人品好的時候才會將兩者融合在一起評判，而人品不好的時候往往也會一票否決作品。

其實還是意識形態與藝術作品之間的較量，當然也不是較量，因為意識形態本身也是藝術的一個重要屬性。

再想想的話還有一個問題。

那就是一個曾經犯過性侵罪但已經認罪並伏法的人是否可以得到道德上的原諒，以及一個曾經服務於納粹政府的人之後能否代表開放、包容與博愛。

我們習慣看到電影中那些有缺陷的、曾經犯過錯誤的人通過艱辛的努力、克服重重阻礙、戰勝各種困難，最終成為平凡生活中的超級英雄，我們會為他鼓掌、歡呼、熱淚盈眶。

但一轉頭，我們都做了些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