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的價值序列裡，尊嚴是第一位的。尊嚴來自於被人認可的價值，不用活在驚恐裡，害怕自己隨時會被替代。相比起來，自由沒那麼重要，她並不渴望隨心所欲做自己。

文｜秋池

編輯｜蕭禱

副作用

一條金色的緊身繃帶裙襬在那裡，耀眼、性感，但柳巖並不想穿上它。她嘆了口氣，問經紀人張劍斌：「一定要穿這種嗎？」他勸她：「來都來了。」

那是2015年，柳巖收到王家衛監製電影《擺渡人》的邀約。那是她最喜歡的導演，她抱著很大的期待，「能在王家衛電影裡露個臉是演員的畢生夢想，我們都知道王家衛的戲你拍了也可能會被剪掉，但是我還是想去拍。」

她還有一個念頭——也許在這位擅長文藝片的導演鏡頭裡，自己可以有性感之外的表現。

這個念頭始於一個失眠的晚上。那天，因為睡不著，她翻開自己的資料頁面，「我發現我演了這麼多部戲，但好像就是說不出來，我到底演了什麼？」幾十部作品裡，她的角色大都類似：性感的女明星、妖嬈的萬人迷、美豔的都市白領……後面的角色經常換，但前面那個形容詞一直相似。她在那些作品裡充當著安靜的花瓶——不需要演技，只要美麗就好。

她也曾爭取過一些角色，為此去見一些導演，但發現對方沒看過她的任何一部戲，「他們不知道我是個演員。」

《擺渡人》裡，柳巖的角色是一位失戀的都市白領，服裝組提供了幾套服裝，她選中了一款白襯衫，搭配A字裙，拿去給導演組確認，那邊商量了半天，還是希望她穿那件性感的金色緊身繃帶裙。

「我才發現，我就是一個被消費的演員，我才清醒地意識到很多人叫我來演戲，不是認同我的演技和我演員的身份，而是你是一個被物化和標籤化的女演員，是一個可以被宣傳和利用的點。」

她說完這一段，旁邊坐著的張劍斌趕緊出來打圓場，「這個也不能叫做消費，每個演員都是被消費的，只是消費的點不同，有些是消費你外在的形象，有些人就是演技被消費……」

柳巖扭頭反駁：「沒有人會說演技被消費。」

在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柳巖與「性感」深度繫結，並不反感被宣傳和利用。光線傳媒專案宣發的人常常跟她說：「今天這個專案沒什麼點，姐姐，靠你了。」她明白對方的意思，就是穿得漂亮性感一些，她一般都會配合，然後體面地走在各大活動的紅毯上，被安排在各種釋出會的第一排，一度被人稱作「流量之母」。

但這一次，她被刺痛了。「在宣傳的時候，我不介意被消費性感，因為我可以有曝光度，可以為影片做一些宣傳，可是如果我在表演的道路上，一直就是自己往這個牢籠裡鑽，那我就怪不得別人了，那就是我自己心甘情願地被框在這樣的一個死迴圈裡。」她說，「那一刻，我不想做演員了。」

拍完《擺渡人》，她反省了很久：「我到底是不是在曾經的那些所謂抓住機會的過程中，沒有過於長遠地考慮過它（性感）的副作用。」

尹夕遠 攝

機會主義者

性感，本來是柳巖最不可能走的一條路。張劍斌記得，早先做主持人時，如果穿吊帶上衣或裙子上節目，她的肩帶一定要超過三指寬，一根細帶子是不行的。如果衣服是低胸，「我們自己縫都得給縫上」。

2008年，柳巖第一次拍攝《男人裝》的封面，「性感得遮遮掩掩」，她一度很無措，不知道怎麼在鏡頭前表現性感，只好眯著眼，試圖做出勾魂奪魄的眼神，攝影師被逗得大笑，「你幹嗎呢？」

「她內心是巴不得把自己裹得嚴嚴實實的一個女孩。」主持人大左說。他曾在一次公開活動上開過柳巖的玩笑，說她「很有胸懷」，柳巖笑著岔過去了，但大左明顯感覺到她的不開心，多年之後想起這件事依然覺得抱歉，「她其實是個內心挺保守的人」。

但是，在光線傳媒做了6年主持人，路似乎越走越窄，柳巖開始自我懷疑。

那時，她天南海北地趕通告上節目，每月收入和公司三七分，公司拿七她拿三，到手一兩萬，支付完房租和各種生活費用之後所剩無幾，偶爾攢上一筆錢，也會給家裡打回去。「我那時候已經有一些知名度了，可是這種知名度並沒有給我帶來實質性的改變，我看不到前景，好像也做不了什麼超一線的主持人，我看不到希望，也沒有錢。」柳巖說。

她陷入了巨大的焦慮，「30歲，沒有存款，沒有房子，沒有車，沒有錢，沒有男朋友，甚至連健康都不能得以保證，還在拼死拼命地做著一份有一天可能會猝死的工作……」

差不多就是這個時候，她遇到了性感。

2011年，電影《畫壁》在香港舉行首映禮，柳巖穿了一件黑色緊身低胸禮服出席，坐在前排。豐滿的胸部讓媒體把鏡頭和版面幾乎全給了她。在大左的印象裡，那一次，柳巖的著裝給電影帶來了超乎尋常的曝光度，「整版整版的版面全是因為她。你要知道如果是正常的宣傳，哪怕是男一女一來，可能都不會有這麼大的版面。」

張劍斌意識到，這是個機會。「她這麼多年一直在找機會，走到這兒的時候，終於找到了一個突破口。你知道你只要穿得性感一些漂亮一些，你自然能夠獲得眼球，獲得關注，獲得媒體版面，這些東西反推，代表你開始有價值，那自然你會有機會。」

《畫壁》之後，柳巖有意識地做過幾次實驗，一穿性感的禮服，曝光度就高。張劍斌記得，當時只要柳巖的稿子一發，網站一彈窗，「閱讀量立刻就爆」。

柳巖決定抓住這個機會。她在心裡把「柳巖」和真實的自己做了切割，把「展示性感」變成一份公事，常跟張劍斌說，「我在臺上演柳巖。」她樹立了一些原則，「我所有的性感都不會用來賺錢。」例如，在可以收取費用的商業場合和拍廣告時，她會極力避免性感。但如果是有宣傳需求的場合，上臺前，她會選擇性感的禮服，仔細做好所有的防走光措施，在臺上吸引鏡頭和目光，盡職盡責地扮演那個「性感的柳巖」。

2014年，柳巖第二次登上了《男人裝》的封面，她穿著一件灰色透視裝，手指做貓爪狀。《男人裝》主編汪洋後來想起柳巖，總會記得這張照片，相比起6年前，那時的柳巖已經有自己非常完備的價值體系和一定的攻擊性，「她不再是那個不知所措也不知前路的柳巖了。」

無數素不相識的人跑到她的微博，揣測她的私生活，用侮辱性的詞彙謾罵她和她的家人。同行們也說柳巖有心計、太聰明、野心勃勃。

經紀人張劍斌手機裡有個長長的黑名單，裡面有一千多個號碼。他的手機號曾被放在柳巖的微博資訊裡，用於聯絡工作，很多人以為那是柳巖自己的手機號，「無數人給我打騷擾電話、發淫穢資訊、示愛簡訊，各種奇怪的男的半夜給你發矯情的語音，或者淫穢照片。」

柳巖的母親每天會刷微博，經常看到惡意的評論，心裡像針扎一般難受。好事的鄰居也會拿著柳巖的照片給她看，陰陽怪氣地說，你女兒又上新聞了哎！母親假裝若無其事：「這是她的工作，她平時又不這樣。」背過身又忍不住給她打電話：「你千萬不要再穿那種性感衣服，又被人罵。」柳巖記得，有一次參加活動，母親有點擔心地翻看她的衣服，確定「不性感」才讓她出門。

但柳巖始終堅定，「我會去想我得到了什麼，如果你得到的遠遠大過你失去和被誤解的部分，這樣都不能平衡你的生活，那你也太玻璃心了。」

她甚至坦然地稱自己就是一個機會主義者，「機會主義者就是，機會來了，你不惜一切代價去抓住，而且你準備好了。我很慶幸的是我在人生道路當中，尤其是事業，我抓得牢牢的。」

電影《受益人》劇照

「我要紅」

面對這個問題，柳巖縮在沙發裡，盯著某處虛空：「你不知道我們這樣的人是怎麼才得到機會的，我們的生長背景不一樣，我們生存環境不一樣，你不知道我們有多努力，你不知道我們付出了多少比別人更辛苦的代價。有人理解你最好，沒人理解無所謂，是真的無所謂的一件事情。」

好友王箏記得，柳巖從20出頭開始，個性簽名就是「順著天意做事，逆著個性做人」。在她的價值序列裡，尊嚴是第一位的。尊嚴來自於有被人認可的價值——不用活在驚恐裡，害怕自己隨時會被替代。相比起來，自由沒那麼重要，她並不渴望隨心所欲做自己，既不願意，也不能夠。「我的原生家庭決定了我沒法放飛自我。」

2002年，柳巖的母親被確診為直腸癌，那時，她還是一名護士。醫生指著腸鏡片子上的幾處陰影對她說，「這裡、這裡、這裡，都是腫瘤。」從醫生辦公室出來之後，她告訴母親，腸子那裡長了腫瘤，要做手術，她表現得很鎮定，但在極力避免說出那個「癌」字，因為內心懼怕。

當時，柳巖的父親在工地開車打零工，母親一個月領350塊的補貼。手術費要三萬塊，大都是她借的。手術過後，為了省錢，母親瞞著柳巖沒有去做化療。她知道之後非常難過，「我就覺得我得努力賺點錢了。」

她去參加電視臺的選秀節目，因為有一萬塊錢的獎金。多年之後她在一次採訪裡感慨：「你現在把一萬塊錢放到我面前，讓我去做什麼事情，我會覺得你腦子有問題吧。但你把這一萬塊錢放到那會兒的我面前，讓我去做什麼事情，我可能真的就去了。」

通過那場選秀，柳巖簽約光線，來到北京工作。心裡揣著一個「拼」字，顯得急切且富有野心。

張劍斌回憶起當時的柳巖，總是揹著個大包，穿著一雙人字拖來公司，同事之間八卦閒聊，她一說話就是談工作，「她上來就像個幹活的，只聊工作，沒有任何的什麼生不生活的事兒。」

她住在離公司10分鐘路程的出租房裡，手機24小時開機，試鏡的主持人如果不行，導播會隨機打電話給其他主持人，誰的電話通了，誰就來上節目，她的很多機會都是這樣得到的。

光線影業副Quattroporte劉同說，那時的柳巖就像她的名字一樣，「一塊岩石」，硬邦邦的，散發出一種嚴峻的氣場，「大家都不喜歡她，我真的這樣講。」

但柳巖不在意。光線是節目製作公司，沒有自己的播出平臺，每次去衛視做節目時，柳巖常常抱著要把對方的女主持PK掉的心理，她也成功了好幾次。張劍斌記得，在一期《明星記者會》錄製時，幾個主持人要寫下自己的願望，柳巖寫了三個字：「我要紅。」

多年後，回想起那一段，柳巖說,「我很害怕疼，可是我又怕沒有鏡頭。」但後來節目播出時，由於怕引起觀眾不適，「點穴」的那一段被剪掉了。

因為夠拼，柳巖在光線的節目越來越多，公司怕她忙不過來，偶爾跟她提議，要不要把其中幾檔讓給其他人。她拒絕了，哭著請求製片人：「我做得不好，你跟我說，怎麼樣都願意改。」

她幾乎從不請假，偶爾請一次假還是因為乳腺長了纖維瘤，要去做手術。她沒有告訴任何人，只是在進手術室之前，給嫂子王斌打了電話。醫生從她的胸部取出了幾粒暗灰色的瘤子，手術結束後，王斌的電話打來，「哎呀痛死老孃了。」柳巖笑著說，過了一會兒，王斌聽到電話那頭傳來哭聲。「她很痛吧，她也很怕自己倒下。」

母親的病情隨時可能復發，這就像一柄懸在柳巖頭上的劍，「你永遠有危機感，永遠怕有一天存的錢不夠，突然生病沒有錢。」

很久之後，劉同才意識到柳巖背後所揹負的壓力，「我們其他人沒有什麼負擔，但她不一樣，她每天思考的就是我該怎麼樣被人意識到我有價值，我該怎麼樣才能讓別人覺得說柳巖你可以的，我要賺更多的錢，我要養家餬口。」

對於後來柳巖的「走紅」，劉同顯得很感慨，「她北漂6年，連過年都在工作的一個女主持人，那麼辛苦地工作，那麼多的節目都沒有被人記住，就是因為穿得很性感，被人記住了。」

《畫壁》之後的短短几年，柳巖迅速獲得聲名，身價倍增，出演了20多部影視作品，既有主演也有客串，對於一個剛剛進入影視圈的「新人」來說，那是一張令人驕傲的成績單。

性感這把曾經無往不利的武器，為柳巖在殘酷的娛樂圈劈出一條路，但那條金色的緊身繃帶裙，最終告訴她——這把武器終有一天會刀刃向內，傷害她的職業生涯。

她自嘲，「你自己種的因，你就得承受這個果。」

柳巖在電影《煎餅俠》中自嘲

沒有家了

如果把柳巖的職業生涯劃一條曲線，2015年是她工作量的最高峰。但在《擺渡人》之後，她不再接任何性感妖嬈的角色，沒有穿過任何一件性感的衣服，一段時間裡，媒體報道的題目變成了——「柳巖罕見保守穿著」。

在張劍斌印象裡，他拒絕了很多劇本，也有一些商業電影給出了很有誘惑力的價碼，柳巖大都拒絕了。「我沒有代表作，那我要做的就是有代表作。」柳巖說。

大鵬能感覺到柳巖想要擁有代表作的迫切。2016年，他和柳巖共同接到了一部電影的邀約，出演男女主角。當時，距離電影開機只有一個星期，原定的男女主演因為特殊情況退出了，他和柳巖被找來救急。他們讀了劇本，都覺得劇本很好，他記得柳巖很高興，很想去演，「一個電影的女主角，對於她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但大鵬考慮再三，還是拒絕了。他覺得，一個星期太倉促了，很難做好充分準備。然而片方看好他和柳巖銀幕情侶的組合，他不去，柳巖也沒法去。

大鵬記得，當時他在去南方的火車上和柳巖打了很久的電話，電話掛掉，柳巖還給他發了微信。「她很想弄清楚我為什麼做那樣的選擇。」那是他們認識十幾年裡少有的一次意見分歧，他解釋說在等一個更合適的機會，但柳巖似乎是生氣了。那個電影專案最終流產，他和柳巖在之後很長的時間裡沒有聯絡。

大鵬再次見到柳巖時，是在一家軍隊醫院住院部的走廊上，她穿著一身棉質睡衣，沒化妝，頭髮簡單地紮在腦後，看上去很疲憊。

2017年底，柳巖的父親被確診為胃癌晚期，腫瘤分型是最糟糕的一種，還伴隨多處擴散。醫生直接勸柳巖：「不要再折騰了，有時間帶叔叔出去走走吧。」嫂子王斌記得，柳巖拿著化驗單從醫生辦公室出來，眼睛是腫的，一個人站了很久很久。

就在前一年，柳巖剛剛給父母在廣東惠州（哥嫂所在）買了一套別墅，希望父母可以住得舒服一點。父親很喜歡這個家，每天打理院子，在前院闢出來一塊地，種了蔬菜和花，後院養了兩條狗，還有幾隻雞。

一切可預見的幸福突然破滅了。「我爸的生活才剛剛開始，他享福的日子才剛剛開始，他是不甘心的。」柳巖也不甘心，尋求轉型的嘗試剛剛開始，但她幾乎停了所有的工作，沒請護工，和哥哥24小時在醫院輪流陪護。他們一直在跟數字搏鬥，一年、半年、三個月、一個月、兩週、「就這兩天了」——那是醫生口中不斷變換的、父親還可以存活的時間。

白天，她在醫院各個樓裡跑著辦手續做檢查，晚上靠在病房的硬沙發上，監測各種情況。父親反胃口乾，柳巖準備的漱口水總是在手邊，發現他不舒服馬上遞上一杯，這個動作每天重複上百次，夜裡也是。

用盡最好的治療方法，父親的病情還是在不斷惡化，柳巖甚至能摸到他肚子上拳頭大小的腫瘤。父親是個隱忍的人，他很疼，但忍著不說，有時候會偷偷地哭。

最後一個月的時候，父親完全無法進食，只能靠流食維生，變得越來越瘦。有一天他早上醒來，笑著跟大家說：「我昨天晚上夢見吃包子了，還吃了兩碗白米飯。」在父親面前，柳巖總是平靜的，在嫂子王斌印象裡，全家人六神無主時，柳巖是那個拿主意的人。但聽到父親的這個夢，柳巖沒接話，轉身走出病房，在走廊裡痛哭。

為了讓父親高興，柳巖動用私人關係，請他喜愛的演員來看望他。王剛和張凱麗都來過。王寶強是父親最喜歡的演員，他來的時候，柳巖的父親已經進入彌留狀態，全身插滿管子，不能躺下，只能倚在床上，低著頭。王寶強跪在地上，臉幾乎貼在床上，夠著看他，握他的手，輕輕地叫叔叔。半個小時之後，父親悠悠轉醒，「啊，是真的王寶強來了。」他已經沒有力氣笑了，但為了不怠慢客人，他努力翹起嘴角。

柳巖清晰地記得，那是父親最後一次展露笑容。第二天，父親離世。

彷彿一輛急速奔跑的汽車突然踩了急剎，柳巖陷入了迷茫，曾經自己努力想要得到的，究竟是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那個時候我才明白，不是他們需要我，是我更需要他們，我所有的拼搏，如果沒有他們，如果我沒有想要給他們更好的物質生活或者不希望他們再有病痛，沒有需要去借錢的危機感，我不會那麼努力地去工作的。」

似乎一夕之間，柳巖喪失了一個機會主義者全部的雄心壯志，「母親跟著我哥住，他們有自己的生活。我沒有家了，你知道嗎？沒有家了。」

尹夕遠 攝

不晚

葬禮之後，柳巖決定去美國，去洛杉磯的一所語言學校上課。學校是大鵬推薦給她的，他記得那段時間，「她好像沒地方去，也沒事情做。」

去美國是一個長期的學習計劃，張劍斌一開始是反對的，她的停頓過於漫長了，對於一位藝人來說很危險。但柳巖非常堅持，「我快40歲了，我沒成家，我究竟以後下半輩子要為誰而活？」這是擺在她面前最大的命題，「我是不是還想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做演員這個工作，總是不被認可，總是被偏見，我到底開心嗎？如果說我掙到錢了，還需要為錢去做這個工作嗎？」

她甚至已經做好不再回來的準備。國外的日子很寧靜。如果不提名字，同學很少能認出柳巖。她像一個普通的學生，穿肥大的T恤和褲子，每天蹬一個滑板車去上課，中午回租的小房子裡做飯吃，順便喂一下房東的狗。不用上課的時候，她去健身，或者逛逛博物館和美術館。

安靜的日子撫平了一些悲痛，一個新的機會也悄然而至。出去不到兩三個月，她接到了大鵬的電話——

「我終於找到一個適合我們倆拍的影片了。」

「有那麼好嗎？」

「有那麼好，你快回來吧。」

柳巖回來了，在電影《受益人》裡，出演了女主角嶽淼淼。導演申奧記得，當他確定由柳巖出演女主角時，遭到了很多人的懷疑和反對，有人問他：「你確定要讓一個性感的女演員來演你這個角色？」

但在拍攝時，柳巖要做的則是遠離性感。有一場戲需要穿泳裝，道具組準備了一件普通的，柳巖在更衣室試穿之後發現有些暴露，她拍了照發給申奧，「如果這是你要的效果，我會尊重你的創作意圖，同時呢我自己備了一件高領的，你看怎麼弄？」

最終申奧接受了柳巖的建議，她穿著一件前襟到鎖骨的泳衣拍完了那場戲。

整部電影，她最高光的表演是嶽淼淼要做最後一次直播，和所有的粉絲告別。柳巖拿著卸妝棉，一點一點抹去臉上濃妝，看上去很高興，操著一口湖南話對著鏡頭說：「今天是我最後一次直播了，讓大家看看我不化妝的樣子吧。我咧，是湖南的，大一點的時候我就想離開家，想去北漂嘛，遭了蠻多罪，上了蠻多當，但我最終還是找到了一個讓我做真實自己的人，我一直說我24歲本命年，不是的，我38歲了。我以後要邁開新生活的步伐了……就這樣突然地結束直播吧，愛大家。」她笑著，又彷彿有些悲哀，然後起身關掉了鏡頭。

電影《受益人》劇照

同樣38歲的柳巖和嶽淼淼的命運彷彿在那一刻發生了重合。申奧記得，那場戲結束，他喊「卡」，劇組好些人的眼眶有些溼，現場特別安靜，彷彿大家都屏住了呼吸，「你感覺時間好像凝固了一下。」

2019年11月7日，《受益人》上映前一天，也是柳巖生日的前一天，她從繁忙的路演裡請了一天假，回了趟惠州，嫂子王斌陪著她去祭拜父親。墓地是柳巖選的，向陽，有山有水，墓旁種著兩棵柏樹。墓碑朝向惠州哥嫂的家，附近是機場，常有飛機掠過。父親以前去北京看她，就住在首都機場附近，常會趴在窗前看飛機。她猜測父親會喜歡這個長眠之地，她坐飛機回惠州時，父親也會知道。

她對著父親的照片說：「爸爸，我電影上映了，可惜你不在了，但是我們都挺好的，你不要牽掛這邊，想去哪裡玩就去哪裡玩吧。」她給家裡所有人買了首映那天的電影票，想了想，又多買了一張給父親。

家人是她的支柱，也是她在所有命運關節處做決定的理由——曾經，母親的病讓她轉換人生的軌道，一路狂奔、打拼，即便被利用、被誤解、被嘲諷，甚至被侮辱，也不為所動，但最終，父親的離開讓她明白了，什麼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

只是，那個性感結出的「果」依然存在。

最近錄一檔節目的宣傳視訊時，她要用到道具手機，工作人員圖省事遞上了自己的，正好跳出來一條微信，來自工作人員的妻子，語氣調侃：「今天那個大X妹來錄節目了嗎？你看你們這幫男的。」那一行字扎進柳巖的眼睛裡，她沉默了5分鐘，「我看到的是這麼一條，我沒看到的有成千上萬條，每天有人這麼去討論我，每次想到這個，心裡都會咯噔一下。」

《受益人》上映後，柳巖還在電影院目睹了這樣一幕：兩位女性帶著一個孩子來買票，孩子的媽媽問女伴，這電影誰演的，對方答柳巖，孩子的媽媽啊了一聲，立刻說，「那這個電影不能帶著孩子看。」

但最終，憑藉這部電影，柳巖拿到了人生的第一個影后：澳門國際電影節最佳女主角。有觀眾評價，「柳巖終於有自己的代表作了。」

性感還在繼續消亡。

親近的人都能感覺到，柳巖變了。她喜歡招呼一幫朋友到家裡吃飯，申奧帶著劇組的人去過一次。她做了一桌子的菜，大家吃喝玩鬧，熱熱鬧鬧，申奧突然意識到柳巖不見了，他挨個屋子找，發現柳巖坐在一個角落的地上看手機，「那個瞬間我就覺得，好像她只是需要很多人陪陪她。」

她沒有早年那麼好勝了，她會推掉一些工作，定期給自己放假，隔一段時間會找個理由回趟惠州呆上一週，一個人拖著一個大大的行李箱，大半箱都是給嫂子和母親的東西，衣服、鞋子、護膚品，還有給侄子侄女的手辦玩具。

一家人圍坐在一起時，柳巖會感到某種令人心碎的幸福。「我從來沒有像我父親過世之後那麼的對家庭有渴望。20多歲的時候，我說哎呀吃什麼飯呀，我要拎著包我去出差了，而現在就是，我想回來吃個飯。」

每次離開惠州，王斌看著柳巖拖著行李箱的背影，總覺得難過，「她這麼奮鬥，這麼拼命，最終還是孤孤單單一個人。」

柳巖承認自己現在常常感到孤獨。「寂寞和孤獨這些詞，長達10年的時間，我都覺得可笑，我說寂寞、孤獨、冷，這是不可能的。我這兩年特別有這種感覺。」

偶爾的，她會想起入行前的自己，在廣州一家部隊醫院工作，穿著護士服。她長得漂亮，穿過操場時部隊的男孩子都會回頭看她。她不理他們，想著努力工作，將來可以當個護士長，找個醫生安穩度日，挺好的。

後來，命運將她推向另外一個軌道，她放棄也錯過了那樣的人生，但她想：「現在也還不晚。」

圖源柳巖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