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公映的芭蕾舞劇電影《白毛女》，改編自上海芭蕾舞團的大型舞劇《白毛女》，主要演員都是芭蕾舞劇的原班人馬。

舞劇中，女主角“白毛女”喜兒有兩個扮演者，前半部分的喜兒由茅惠芳扮演，後半部分劇情中，已經逃出虎口、落難山林的“白毛女”則由石鐘琴扮演，之所以有兩位女主演，是因為這部舞劇的大量場景都圍繞女主角喜兒展開，如果在舞臺上由同一位女演員從頭跳到舞，體力跟不上。

茅惠芳

電影中，也同樣保留了和石鐘琴兩位女主演，為了區別二者，一般稱為“喜兒”茅惠芳和“白毛女”石鐘琴。

25歲的茅惠芳因這一角色而家喻戶曉，她清純甜美的笑容與一雙對未來充滿憧憬的大眼睛，讓觀眾強烈地感受到“把美好的東西撕碎”的悲劇氣氛，因之也更加仇恨黃世仁與窮人無處申訴冤屈的舊社會。

1984年，茅惠芳跟著赴美讀博士的丈夫離開上海，後來在美國定居，過著退居幕後的安靜生活。

文中言之鑿鑿地聲稱：茅惠芳“利用美貌和名氣，與康生、張春橋等勾搭，從戲劇舞臺跳上政治舞臺，最後又從政治舞臺跳進監獄”，還說“她最終的命運，是到監獄中去以淚洗面。”

茅惠芳的上海親友們看到後，紛紛給她打去電話。

2001年4月，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判定茅惠芳一審勝訴，責令侵犯其名譽權的羅學蓬等人公開道歉並賠償精神損失、經濟損失23萬元。

拿起法律武器的“喜兒”，贏得揚眉吐氣，活得光明磊落。

茅惠芳是上海人，1947年生，就讀於1960年剛成立的上海舞蹈學校，是第一屆學員。

在校期間，學校排演一個小型舞劇《白毛女》，演員從剛培養的第一批優秀學員中進行選拔。

茅惠芳出身工人家庭，形象清麗、身材比例好，便成為了《白毛女》中“喜兒”的扮演者，從此與這部舞劇結下不解之緣。

這部舞劇1965年被改編成8場大型芭蕾舞劇，當年5月參加“上海之春”初次公演，一炮而紅，18歲的茅惠芳因飾演“喜兒”受人矚目。

在舞臺上跳了6年後，上海電影製片廠決定把這部舞劇搬上銀幕，於是舞劇的原班人馬又用13個月時間去打磨拍攝電影，1972年春節，電影公映，成為70年代的經典之作，茅惠芳明朗的笑臉和柔美的舞姿使她成為紅遍全國的“芭蕾舞明星”，影響力不在《紅色娘子軍》女主演薛菁華之下。

那時候的女演員大多本份老實，與茅惠芳同學、曾在劇中第4場《逃進深山》中跳黑毛女的楊曉敏說：“當時我們每天從舞臺到練功房，再從練功房到舞臺，幾乎沒有社交活動，過的是修道院式的日子。芭蕾舞演員的舞臺生涯比較短，我們都按照周恩來總理的要求，30歲以後才結婚。而且談戀愛都是經人家介紹的，我們書讀得相對少一些，都想找有學問的大學生。茅惠芳的丈夫沈維滇當時是一所中學裡普普通通的物理教師，茅惠芳看中的是他的人品和才學。1978年，沈維滇考進復旦大學，成了‘文革’後中國第一批物理學碩士研究生。”

為了不辜負學校與劇團的培養，上海芭蕾舞團的女演員很多人晚婚。

茅惠芳直到1979年，才以32歲“高齡”和沈維滇結婚，與同齡人相比至少遲了七八年，婚後，她生下了一個兒子，不久重返舞臺，曾在《吉賽爾》、《春江花月夜》裡等舞蹈劇中擔任主演，還是上海市第五屆政協常委。

1984年，她丈夫沈維滇前往美國底特律維恩大學攻讀博士，茅惠芳前去陪讀，並應聘在該院芭蕾舞系任教，後成為芭蕾藝術系主任。

沈維滇也頗有藝術天賦，旅美期間，茅惠芳表演《白毛女》時找不到藝術搭檔，在密歇根州立大學任物理系教授的沈維滇，就自告奮勇上去跳“楊白勞”，演出贏得一片喝彩。

後來，他們的兒子沈翰斐也傳承父親的衣缽，考上了麻省理工大學，一家三口過著寧靜幸福、與世無爭的生活。

2000年，一篇重慶作家羅學蓬創作的長篇紀實文學《“喜兒”茅惠芳浮沉錄》刊登在河南文藝出版社的暢銷刊物《名人傳記》上，很快被《遼寧日報》、《廣州日報》等十幾家媒體轉載。

《浮沉錄》編造了茅惠芳用美色和舞藝勾搭康生、張春橋等“文革大員”，從戲劇舞臺跳上政治舞臺，“呼風喚雨”，最後被關入監獄的離奇故事，捏造了庸俗下流的荒誕情節，將茅惠芳詆譭成一個道德敗壞的人物。

2000年5月，茅惠芳的親屬看到這篇荒唐文字後，立刻打電話告訴了她，氣得茅惠芳每天晚上難以入睡。她的青春獻給了芭蕾舞事業，每場戲演下來，不僅體能消耗大，情緒也久久不能平復，經常失眠、神經衰弱，剛過上平靜的生活沒兩年，卻又遇到這種惡意消費她的無良作家。

當年8月，茅惠芳特地從美國飛回上海，聘請了友林律師所的律師，向法院遞交訴狀，要為自己的名譽和《白毛女》劇組討個公道。

訴訟一事見諸報端後，當年喜兒爹爹楊白勞的扮演者、上海芭蕾舞團副團長董錫麟告訴記者：“那篇文章流傳很廣，我們在寧夏演出時也看到了。但這怎麼可能呢？從1965年《白毛女》創作排演直至1984年茅惠芳出國，我是看著她成長起來的！茅惠芳是我的學生，那時她還是個十幾歲的孩子，單純善良，平時不多講話。因為，原本扮演喜兒的蔡國英患了嚴重的腎臟病和坐骨神經痛，不能再上臺了，團裡就挑選了茅惠芳，因為她扮相俊美、功底也好，這和康生、張春橋他們根本不搭界。當時，劇組都是集體行動，即使上級接見，主要演員也都是一起去的，茅惠芳從來沒有單獨接受過哪個人的召見。可以說《浮沉錄》沒有一點點事實根據！我認為，這是有些媒體為了牟利肆意炒作。”

茅惠芳的丈夫也十分支援她起訴無良作家，為自己討個清白，與她一起回國參加了開庭，對此，被告羅學蓬聲稱他“言之有據，無所畏懼”，他寫作這篇文章，“有史料為證”，而他拿出來的史料，是一本浙江作家胡月偉1986年出版的小說《瘋狂的上海》。

羅學蓬說：“我不過是借用了《瘋狂的上海》一書中的一點點‘史實資料’為素材。該書正文之前的主要人物表中寫得清清楚楚：芳芳，26歲，上海市革委會委員，上海文藝界紅色造反司令部副司令，244小組成員。”他認為，這個“芳芳”，指的就是茅惠芳。

對此，《瘋狂的上海》作者、浙江省文藝創作中心主任胡月偉在接受電話採訪時說：“我根本不認識茅惠芳，在‘文革’中也沒有聽說過茅惠芳這個人，‘芳芳’完全是我虛構的一個角色，……我寫的是小說，不是紀實。”

儘管羅學蓬拿出的“史料”根本站不住腳，他仍表示“我們江津所有看過《瘋狂的上海》的讀者，都認為書中的‘芳芳’就是茅惠芳。”

開庭時，茅惠芳過去在上海的同學、同事、朋友紛紛趕來為她做證。

中為茅惠芳

羅學蓬當場表示道歉，稱：“經過多方取證及採集資訊後，我認識到我當時所寫的文章內容是錯誤的，是傷害了清白無辜、品行端正的茅惠芳，對此我向原告茅惠芳表示歉意，同時我承認原告方起訴的請求。”

最終，法庭認為：“被告侵權手段、方式之惡劣、社會影響範圍之廣，原告因此所遭受的精神損害後果之嚴重，實屬罕見……判決被告羅學蓬以及河南文藝出版社等11家媒體，賠償原告茅惠芳經濟損失及精神損害共計人民幣23萬餘元。”

至此，“喜兒”終於為自己爭回了名譽權，洗刷乾淨了橫空而降的汙水，重新回到她寧靜的晚年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