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謀是誰，在中國恐怕不認識他的人很少。
一到了諸如奧運、G20、70週年聯歡等大型活動的時候，我們能想到的導演似乎只有張藝謀，而2020年冬奧會開幕式導演依舊是他。
不是中國只剩這麼一個導演，而是中國只有一個張藝謀。
為什麼總是他？
是因為中國的第五代導演諸如張藝謀、陳凱歌等人他們在未進入商業大片時代的時候身上都揹負著較強的人文意識。
他們在其影視作品中都會把中華五千年的文化和民族性的東西加入進去並以電影作為載體向世界傳達中國的軟文化。
他的身上有民族意識，更有家國情懷，也有不世俗的創意，我們看過了太多主旋律的致敬。
可在張藝謀的身上好像沒有傳統的文縐縐，一味說著偉大，即使是正能量的東西也能獲得14億甲方的認可。
攝像師出身的張藝謀不僅具有強烈的視覺畫面感，而且對色彩的雕琢也恰到好處，在他的電影中，觀眾欣賞到的是清新、唯美、別緻的映象世界和多彩的畫面。
從《大紅燈籠高高掛》、《我的父親母親》、《滿城盡帶黃金甲》、《英雄》到《十面埋伏》……
誇張熱烈的色彩不僅成功塑造了無數美妙的畫面，而且增添了影片獨特的觀賞性和審美性。
色彩作為電影藝術的重要元素，不僅能以“百分百天然色”來滿足在銀幕上覆制客觀物質現實的目的，而且對故事的發展、矛盾衝突的營造和解決等起著敘述性的作用。
電影中色彩的敘事作用主要指通過對色彩的運用來展現 自然，美化生活，帶給觀眾最真實的視覺感受。
在電影中，張藝謀將色彩的敘事作用發揮得淋漓盡致，張藝謀對色彩有著特殊的偏愛，甚至達到了痴醉和偏執的境地。
以色彩講故事雖不是張藝謀的首創，但他是做得最好的。
張藝謀對色彩的處理不僅體現出獨特的技巧和豐富的經驗 ，而且將中國電影推向了嶄新的高度。
除色彩之外，張藝謀的電影之路在外人看來就是處於開掛的狀態。
張藝謀出生於50年代，長大成人後便遇到了變革的時代，他必須到農村插隊，然後到工廠當工人。
在咸陽棉紡八廠上班期間，他喜歡上了攝影，總拍些他人看起來奇奇怪怪的照片，儼然一副怪人的行徑。
十年動亂結束，國家恢復了高考，但是當時的他已經28歲，過了高考規定的考試年紀。
不甘心一輩子做工人的張藝謀，把自己的攝影作品做成了集子，寄給了當時的文化部部長，破格被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錄取。
面對這次“機會”張藝謀有著自己的理解：
“你沒有辦法辨別什麼是機會，沒有人能長一雙慧眼，看到機會的來臨。
你只能做各種各樣的準備，往往是準備之後你做了臨時性的選擇、不知深淺的決定，正是這些準備，讓你的各種選擇和決定改變了命運。
等你若干年回過頭看，你才恍然大悟，原來那次抓住的就是機會。”
可進了學校不代表就能成功，他與同屆的陳凱歌、田壯壯等藝術世家的子弟相比，他這個“走後門”進來的工人顯得格格不入。
他能做的就是低調、不言語，勤奮的像一頭老黃牛，在田地裡不停的耕種，一刻也不敢停歇。
每天的生活就是教室、食堂、宿舍、圖書館，他閱讀了大量的攝影書籍和電影藝術，並不斷磨練自己的技藝。
陳凱歌多年後回憶到，那會兒，藝謀不愛說話，但他們都知道，攝影繫有個張藝謀，是個人才。
就連張藝謀自己都說，王家衛和姜文是天才，自己和李安是老黃牛屬性，他們能吃這碗飯靠的就是比別人更加努力和勤奮。
畢業兩年後，擔任同學陳凱歌《黃土地》的攝影，以獨特造型表現出黃土的渾樸和壯美，榮獲金雞獎最佳攝影。
1987年在吳天明導演的《老井》中，張藝謀扮演淳樸能幹的農民孫旺泉，這是他第一次做演員。
然而他又做到了極致。
一舉拿下金雞、百花和東京國際電影節三個影帝獎盃，併成為中國第一個A類電影節影帝。
處女座《紅高粱》，獲得柏林金熊獎，而後的《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秋菊打官司》、《活著》、《一個都不能少》等影片分獲歐洲三大電影節獎項。
進入千禧年後，《英雄》、《十面埋伏》、《滿城盡帶黃金甲》等片又不斷重新整理華語票房記錄。
隨後，他又成了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開幕式、G20峰會開幕式等大型國家級或國際級活動的導演，交出完美答卷。
關於他“國師”的讚譽不脛而走，楊瀾曾在採訪中問他如何看待大家叫他“國師”？
他回答道：“自己不過是一個普通工人，抓住了機遇，是時代給了我機會，我從不認為我自己有多麼牛，我就是一個普通的電影導演。”
這種孺子牛般的謙遜精神，放眼國內，可不是一般導演能比擬的。
我們可以認為張藝謀是人民幣“玩家”，但是這個“玩家”背後卻有著常人不能承受之責任與壓力。
在籌備自己的首部導演作品《紅高粱》時，張藝謀就像個永動機一樣，跑著電影的每一個環節。
坐火車、坐公交，在擁擠的人群中頂著已被踩破的腳到莫言工作的地方，與莫言商量《紅高粱》的改編事宜。
十分鐘後，兩人一拍即合，並不是因為價錢出的多高，而是莫言覺得這個人看懂了《紅高粱》，所以自己寧可不要錢也會支援。
自己當了導演，攝影自然不能兼任，他找來了同學顧長衛，向劇組介紹他時說：“他是全班攝影第一名”。
男主自然是姜文，那個年代的姜文陽剛有型，一副大漢子的形象，特別貼合餘佔鰲這一角色。
女主當時定下的是史可，但張藝謀總覺得缺點什麼，儘管莫言認為她豐腴的外形很適合。
最後選擇了來面試的鞏俐，事實證明老謀子的這次堅持確實帶來了不可思議的結果。
為了符合當時的農民形象，鞏俐練習挑水，電影開拍時已與當地的農婦無異。
姜文經常在莫言家門前的河裡洗澡，脫得只剩底褲，待到全身溼透後，回到岸上躺下來將自己晒得黢黑。
但還有一個問題困擾著張藝謀，那就是電影的第三主角。
那片野生的紅高粱就是電影中的第三主角，可那時早已過了高粱的種植期，農民們小麥都吃不完，更不會有人去操心雜糧。
彼時的西影廠廠長吳天明冒著政治風險，私下裡找廠裡的副業部門湊了4萬塊，並說“出問題我抗，先種上再說”。
張藝謀以每畝200元的價格，請當地的農民種了200畝高粱，那時的張藝謀就蹲在農田間聽高粱生長的聲音。
張藝謀改變了高粱的種植季節，但他改變不了現實的窘迫。
整部電影成本超過80萬元，但中影當時只願意出70萬購買，而選送參加柏林電影節是陳凱歌的《孩子王》非《紅高粱》。
一切不公似乎都落在了張藝謀的頭上，那個前一年還是三料影帝的張藝謀，現在只是個懇求奇蹟發生的新人導演。
電影拍完後，張藝謀把拍電影時穿爛的一雙鞋埋在了黃土之下，發誓“此部電影不成功，以後再不拍電影”。
這不是一時的激昂，而是他根本輸不起。
一旦有所閃失，恩師吳天明將萬劫不復，同學顧長衛很可能工作不保，編劇莫言也會繼續在小房子裡苦熬。
至於還在上學的鞏俐，剛憑藉《芙蓉鎮》獲得百花獎影帝的姜文，他們都處於意氣風發的年紀，經不起這一場失敗。
一次賠上身家和未來的豪賭，他們贏了，也有了後來的國師、後來的諾貝爾文學獎……
後來的故事，我們都知道了，陳凱歌退賽，電影局以《紅高粱》為備選，然後一舉奪魁，好訊息傳到國內。
兩毛五的票價在大城市被炒到10元，仍舊供不應求，《紅高粱》最終獲得了4000萬票房，那可是1988年的4000萬。
按照今天的換算模式，相當於觀影人次超過4億。
這是什麼概念？
國內票房前三位，《戰狼2》的觀影人次是1.6億，《哪吒之魔童降世》為1.39億，《流浪地球》是1.05億，三部電影加起來勉強與《紅高粱》持平。
華語電影的每一次改革都有張藝謀的身影，並且每次都走在最前列接受“炮火”衝擊。
同期的導演和後輩都在模仿張藝謀拍一些想吐題材，沒人去在意票房，更看重個人榮譽的加身。
《英雄》就在這一艱難變革時期應運而生，開啟了中國電影的大片時代，推進了華語電影的商業化。
如果沒有張藝謀不計較個人譭譽的風險以及對中國電影的責任心，大陸電影市場將會步臺灣和日本電影的後塵。
國內的藝術片在國外屢屢獲獎，可在國內卻沒有市場，電影院接連倒閉，市場份額被好萊塢和當時的港片蠶食。
可當年的公知和媒體給張藝謀的評價又是如何？
都是一片譴責之聲，抨擊他放棄了藝術理想，只為賺錢，屈服於權力和資本，甚至有些媒體人以批評張藝謀來彰顯自己的個性。
當華語電影在不斷地發展中成為了全球第二大票倉的時候，許多人又翻看當年的張藝謀，對他的功績歌功頌德。
《英雄》、《十面埋伏》、《滿城盡帶黃金甲》等片由爛片的口吻轉成了經典的口耳相傳。
而那些被他們捧上天的港臺和內地文藝大導，如楊德昌、侯孝賢、王家衛、蔡明亮、許鞍華、賈樟柯……
他們所有人在歐洲三大電影節獲得的獎項加起來都不能與張藝謀相當，奧斯卡和金球獎的提名更是為零。
就算這些人在國外有著較高的評價，可海外票房張藝謀依舊是第一人，並不是有意黑這些導演，只是擺事實。
可在2008年以前，這些東西根本見不得天日。
因為在世紀之交之時，網際網路剛剛普及，那些所謂的網路大V，處處充斥著公知的氣息，他們“精神美國人”、“抹黑中國”，反對言論層出不窮。
恰恰他們這批人又擁有大批擁躉，愛國言論會被他們的口水淹的連粒沙都看不見，更不提去誇獎張藝謀。
他們見不得中國好，當然也見不得中國出現一個足以改變歷史的大藝術家。
2008年，多難興邦的中國發生了一系列的浩劫，也是從這一年開始國人的愛國熱情被激發，愛國才漸漸成為主流。
汶川地震的十萬子弟兵，軍民魚水情；奧運會的大國風範，巍巍中華五千年；雪災的全國一條心，共御天災。
這些在困難面前的團結讓那些所謂公知的囂張氣焰熄了火，其中少不了一個人的努力，他就是張藝謀。
在與李安、陳凱歌等人的競標中獲勝的張藝謀，拿下了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總導演的職位。
一路下來並不是一帆風順，我們現在可以坐下來回看2008談笑風生，可彼時的張藝謀卻頂著“只准成功不需失敗”的指令以及全國人民數億雙眼睛的觀望。
壓力之大，可想而知。
只要他稍微有一絲鬆懈就會讓整場開幕式變成雅典奧運會閉幕式上“北京8分鐘”的眾矢之的。
那時的他正在執導《滿城盡帶黃金甲》，奧運會與電影齊頭並進，他都出色的完成，然後又投入到改變他人生軌跡的電影中。
迄今為止，內地導演和港臺導演（不包括已混好萊塢的李安）在歐洲三大電影節獲得的獎項加起來才與張藝謀打個平手。
張藝謀的電影在三大電影節的獎項，佔了中國所有導演總和的小一半，超過了臺灣地區和香港地區電影導演的總和；
超過了南韓電影導演的總和，是日本電影導演的一半還多一些。
在國內電影獎項上，張藝謀同樣獎項等身，先後獲得8次華表獎，9次金雞獎，7次百花獎，2次金像獎，1次金馬獎（僅參加一次即得獎），合計27座獎盃。
現在馮小剛雖然處在風口浪尖，但還是國內一線大導演，可他什麼獎項傍身，在電影不濟時罵觀眾“垃圾”。
可我們見過張藝謀為自己的爭議抱怨過嗎？答案是沒有。
不論是雙張之爭，超生話題（第一時間繳納罰款並向全國人民道歉）還是爛片言論、江郎才盡，他都沒有出來為自己辯解，反而專注於下一部作品。
他的電影，每一部都在華語電影歷史的節點上。
捧出了鞏俐、章子怡這兩位在國內處於金字塔塔尖的演員，每一部電影都是一次創新，且帶出一位新人。
反觀馮小剛，儘管不能無視他對華語商業片的貢獻，但他最大的成就好像就是讓別人以為他和張藝謀、陳凱歌齊名。
就算現在以票房論英雄，張藝謀也僅僅只有《長城》失利，其餘的電影都大賺特賺，而且能在海外賺錢的華語電影人，只有他和成龍。
但是《長城》又是張藝謀為華語電影工業化程序進行的一次試水，讓華語有參考的案例，雖然他沒有全盤話語權。
《長城》的失敗具有超前性，因為華語電影目前的發展路數就是在向《長城》看齊。
張藝謀對華語電影的貢獻不是一兩句刻意抹黑就能擦去，他的成就不需要那些所謂公知的認可，國內外創歷史的獎項就是最好的無言回擊。
“國師”這匹“老馬”志在千里，並且壯心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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